人们为了某个理由而离开。他们告诉你他们的理由。他们给你一个响应的机会。他们不会就那样子离开。不，这么做是绝对的幼稚。
——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梦用绿色钢珠笔写下了十九个字的道别信，那支笔卡利普平常始终放在电话旁边，如今却不见踪影。他翻遍了整间公寓仍找不到，所以卡利普猜测，如梦在临走前最后一分钟写下这封信后，顺手把它放进皮包里，心想也许以后还用得着。过去她偶尔心血来潮提笔写信时（她总是写不完；就算真的写完了，她也从来不把信放进信封里；就算真的放进信封里，她也从来不会寄出去）所偏爱的粗原子笔，摆在老地方：卧房的抽屉里。
卡利普花了好一段时间翻箱倒柜，想知道她的信纸是从哪一本笔记本里撕下来的。他翻出旧写字台抽屉里所有的笔记本，与信纸逐一比对。卡利普听从如梦和耶拉的建议，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笔记本收藏于此，建立起一座个人的历史博物馆：小学的数学作业簿，里面以每打六块钱的价格计算鸡蛋的售价；宗教课上强迫抄写的祈祷文笔记本，最后几页画着纳粹党徽和斗鸡眼宗教老师的肖像；土耳其文学笔记本，边缘画满了女人的衣裙，写满了国际偶像、英俊的本国运动员，以及流行歌星的名字（“考试可能会考关于《美与爱》的问题”）。
他花了许多时间重复翻检抽屉，徒劳无功；搜遍每一个箱子的底部，勾起悲伤的回忆；再一次伸手探进如梦的口袋，一如往昔的幽香似乎与卡利普作对，说服他一切都不曾改变。直到晨祷的呼唤已过，终于，当他再度瞥向旧写字台时，他才凑巧发现被如梦撕去一页的学校作业本。虽然他之前已经检查过了，但没有仔细注意里面的图画和批注（“行政内阁搜刮国有林地的行为，促成五月二十七日的军事政变”；“水螅的横切面看起来很像奶奶餐具橱里的蓝色花瓶”），此时他才发现作业本中间被匆忙草率地撕掉了一页。它所提供的线索，只是再度透露出如梦的鲁莽仓促，只是印证了他一整夜努力堆积的线索，小小的发现，一段段如同坍塌的骨牌般相互堆砌的回忆。
一段回忆：许多年前，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同坐一桌，有一位讲课枯燥乏味、讨人厌的历史老师，时常突如其来举行随堂小考：“把纸和笔拿出来！”整间教室顿时陷入毫无准备的恐慌，一片死寂，这时如果她听见学生从笔记本里撕纸的声音，便当场火冒三丈：“不准从你们的笔记本里面撕空白纸！”她尖锐的声音刺入耳膜，“我要单张白纸！那些撕笔记本的人是摧毁国家财产，不配做土耳其人，是败类！我会给他们零分！”她还真的说到做到！
一个小发现：夜半时分，一片寂静，只有冰箱无缘无故断断续续地发出恼人的声响，经过不知道第几次的翻检后，卡利普在如梦衣柜的底部，发现一本翻译的侦探小说，塞在她留下来的墨绿色便鞋之间。公寓里有几百本这种小说，他随手翻了翻手中的黑皮书，封面印着一只小小的、神情阴险的大眼猫头鹰，正当他打算把它丢到一旁时，他那只在一夜之间学会如何翻遍衣柜底部和抽屉角落的手，仿佛是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张从彩色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一个俊美的裸男。卡利普直觉地比了比这个男人和自己的大小，他望着照片中颓软的家伙，心想：她的这本杂志一定是在阿拉丁店里买的。
回忆：如梦相信卡利普绝不会碰她的书。她知道他受不了侦探小说，而她也只有这些书。卡利普丝毫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在侦探小说的虚构世界里，这些故事里的英国人都是神探，而蠢蛋们都是超级蠢蛋，主角和配角包括凶手和被害人的行为像是机器设定，不符合人之常情，他们只是依照作者的逼迫，照本演戏。（打发时间嘛！如梦总是这么说，接着一边啃书，一边猛嚼从阿拉丁店里买来的坚果零嘴。）卡利普有一次告诉如梦：“惟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这样，书中的人物和角色才不会变成混淆视听的假线索，操控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手中。由于反映出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他们在书中的形象才会真实鲜活，而不单是小说家想像力的虚构之物。看小说看得比卡利普多的如梦则反问，如果一本小说真的如他所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最后必然会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很明显地，目的是为最后的破案作伏笔。
细节：如梦离开前，曾经拿杀虫剂——罐子上画着一只大黑甲虫和三只蟑螂来吓唬顾客——在浴室、厨房和走廊里狂喷了一通（那些地方还臭得很）。她没有多想，扭开了所谓的“巧妇炉”（多此一举，因为星期四是大楼的中央热水日），略翻了一下《民族日报》（有点皱），并且用随手抓到的铅笔在上面做了几题填字游戏：陵寝、峡谷、月亮、力量、即兴表演、虔诚、神秘、倾听。她吃了早餐（茶、羊奶酪、面包）但没有洗碗。她在卧房里抽了两支烟，在客厅里抽了四支。她带走了几件冬衣，一些她说会伤害皮肤的化妆品，她的拖鞋，好几本没读完的小说，平时挂在抽屉把手上但没有钥匙的幸运钥匙圈，她惟一的首饰珍珠项链，以及她的附镜发梳。她穿走了与她头发颜色相同的厚外套。她一定是把这些东西塞进她之前向她爸爸借的中型旧皮箱里（梅里伯伯从巴巴里海岸带回来的），当初他们借用的原因是想旅游时备不时之需，只不过他们从未成行。她关上了大部分的橱柜（用脚踢），把抽屉也都关好，把随身用品归回原位。她一口气写完道别信，没有停顿。垃圾筒或烟灰缸里找不到揉成一团的草稿。
或许它根本不是一封道别信。虽然如梦没有提到她会回来，但也没有说她不会回来。似乎她抛下的是这间公寓，而不是卡利普。她甚至提出七个字的请求，邀他成为共犯：“应付妈和其他人。”他也立刻接受了这个角色。他很高兴她没有明白地说她的离开是卡利普的错，他更欣慰自己可以当如梦的共犯，在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至少还能成为她的犯罪同伙。为了答谢他的帮忙，如梦给予卡利普一个五字承诺：“会保持联系。”然而，一整夜，她都未与他联系。
反倒是暖气炉，一整夜，不断发出各种呻吟、叹息和咕哝。间歇的寂静中，雪花飘落。一位卖奶酒的小贩一度叫卖起发酵奶，但没有再出现。如梦的绿色签名和卡利普互相对视，目光久久无法移开。屋子里的物品和阴影完全变了样，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卡利普想说：“蜘蛛！原来这些年来挂在墙上的这个装饰品看起来像蜘蛛。”他想睡个觉，说不定可以做场好梦，但是他睡不着。一整夜，他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把整间公寓再翻箱倒柜一遍，不顾先前是不是已经搜过了。（他刚才已经查过衣橱里的箱子了，是不是；他查过了，应该是；可能还没；不对，他还没查过；现在他得全部从头再翻一遍。）手里拿着满载记忆的如梦，皮带扣环，或是她遗失很久的太阳眼镜的空盒，他会猛然明白自己的搜寻毫无目标，于是再把手里的物品一丝不苟地放回原位，像是一个博物馆研究员，小心翼翼地拿取收藏品。（那些故事书里的侦探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根本是作者偷偷把答案透露给这些侦探——太天真了，以为读者会笨到去相信。）他像个梦游者，双脚踩着恍惚的步伐，走进厨房，他翻了翻冰箱，却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接着他发现自己回到客厅，才刚坐回他最喜欢的椅子里，却马上又重头展开相同的搜索仪式。
被抛弃的这一夜，卡利普独自坐在这张椅子里，结婚三年来，他总习惯看着如梦坐在对面，紧张而焦躁地看她的侦探小说。卡利普眼前不断浮现相同的影像：她摇晃着双腿，手指缠绕头发，兴致盎然地翻动书页，不时发出深深叹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并不是自卑，挫败和寂寞（我的脸长得不对称，我笨手笨脚，我太软弱无能，我的声音太有气无力了！），那些感觉出现在他高中的时候，有几次，在那些蟑螂四处横行的糕饼铺和布丁店里，他目睹如梦和几个满脸痘痘的少年约会，不像卡利普，他们不仅上唇冒出了胡子，而且已经学会了抽烟。不，不是那样。他脑中想的也不是高中毕业三年后的某个星期六下午，他上楼去他们的公寓（“我上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蓝色标签纸”），看到苏珊伯母坐在破旧的梳妆台前化妆，一旁的如梦瞥了一眼手表，不耐烦地摇晃双腿。在他脑海徘徊的甚至不是如梦的苍白倦容，他从没见过她这种神情，那时，他才得知她结婚了，嫁给一位年轻的政治运动家，而且不单单是基于政治因素。这个人，不仅周围的人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已经在《劳工的黎明》上以真名刊登了第一篇政治分析。一整夜，卡利普眼前浮现的画面，是他曾经错失的生活片段，一个机会，一小段欢乐：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流泻而出，映得白色的人行道莹莹闪烁，雪花落入灯光里。一个星期五晚上，那时他们小学三年级，也就是如梦一家人搬进顶楼公寓一年半之后。天色已黑，汽车和电车的轰隆声响在冬夜的尼尚塔石广场回荡，他们正要开始玩一个自创的新游戏：“我消失了”，游戏的规则结合了“秘密通道”和“看不见”，其中一个人“消失”到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或爸爸妈妈的公寓一角，接着另一个人必须把消失的人找出来。游戏很简单，不过不可以开灯，也没有时间限制，因此全赖搜寻者的想像力与耐性。当轮到卡利普“消失”时，他跑进奶奶的卧房，躲到衣橱上面（先是踩着椅子的扶手，然后，小心地，踏上椅背），他一面心想如梦一定不会发现他在上面，一面幻想她在黑暗中走动的模样。他想像自己在如梦的处境，设法体会她此刻的情绪，她一定正到处找他，焦急难耐！如梦一定快哭出来了；如梦一定无聊死了；如梦一定泪眼涟涟地哀求他出来，出来，不管在哪里！等了好久好久，对孩子而言仿佛是一辈子，他突然失去耐性，从衣橱顶溜下来，忘记自己这么一失掉耐心就已经结束了游戏。等卡利普的眼睛适应了幽暗的光线后，反而是他开始在整栋公寓大楼寻找如梦。找遍了所有的房间后，一股恍惚而恐惧的感觉涌上心来，一种失败的暗示，最后他不得不求助于奶奶。“老天爷，你满身是灰！”奶奶说，坐在他的对面，“你跑到哪里去了？大家一直在找你！”接着她补充，“耶拉回来了。他和如梦去了阿拉丁的店里。”卡利普连忙奔向窗户，来到冰冷、阴暗、墨蓝色的窗边。外头下着雪，一场缓慢而悲凄的雪，召唤你出去；一道光线从阿拉丁的店里泻出，穿过玩具、图画书、足球、溜溜球、彩色瓶子。白雪覆盖的人行道闪烁着，泛着一片好似如梦脸颊的微晕光芒。
漫漫长夜里，每当卡利普回想起这幕二十四年前的影像，心底就涌起一股不快的焦躁，像是一锅突然滚沸的牛奶。这段生活片段究竟遗落在何方？他听见走廊里传来老爷钟无休无止的嘲弄滴答，这口钟曾经陪伴爷爷奶奶数过岁月，卡利普和如梦婚后不久，他把它从荷蕾姑姑家搬回来，带着满心的热情与坚持，把它挂在自己的幸福小窝的墙上，渴望借此留住童年的神秘与回忆。结婚三年来，不是卡利普，反倒是如梦，总觉得错失了某个未知生活的乐趣与游戏，郁郁不乐。
卡利普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傍晚乘坐公车或共乘小巴回家，与车子里一脸木然的陌生人群推挤缠斗，摩肩接踵。一整天，他不断寻找各种琐碎到连如梦都不得不皱眉的借口，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她。等他一回到温暖的家，他会通过检查烟灰缸囤积的烟灰、烟蒂的数目和品牌，来推算如梦今天做了些什么——通常不会差太远。在这段幸福的剎那（很罕有）或怀疑的时刻，如果他像昨晚脑中想的那样，仿照西方电影中的丈夫，询问妻子这一天做了些什么，那么他们两人会陡然陷入尴尬，好像闯入了一个朦胧暧昧的模糊地带，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电影中从来不曾清楚解释的地带。直到卡利普结婚后，他才偶然发现这块神秘、隐晦、暧昧的区域，暗藏在某些无名人物的生命里——也就是统计上和政府机关称之为“家庭主妇”的这些人（卡利普从来不曾把如梦跟买洗衣粉带小孩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卡利普很清楚，在这个隐晦世界中，有一座长满奇花异草的花园，完全将他隔绝于外，就好像如梦深不可探的回忆。所有洗衣粉广告、图文小说、最新的外国翻译刊物、大部分广播节目和星期天报纸里的彩色夹页，都以这块禁地为共通的主题和目标。尽管如此，它依然远超过所有人的理解范围，比任何人所知的都还要神秘。有时候，卡利普会摸不着头绪，搞不懂为什么，比如说剪刀，会放在走廊里的暖气炉上面的铜碗旁边，或者当星期天他们出游时，巧遇某个他好几年没见但如梦一直在联络的女人，然后卡利普会一阵错愕，顿时愣住，仿佛撞见一条线索、一个从禁地浮现的暗号，仿佛过去暗地里广为流传的秘密教派如今无须再隐藏，大剌剌地呈现在他面前。令人恐惧的，是这个谜的传染力，它像某种神秘的邪教崇拜，蔓延在一群通称为“家庭主妇”的普通人之间。除此之外，更令人害怕的，是众人假装这个谜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奥秘的仪式，没有共同的犯罪恶行，没有狂热也没有历史，似乎她们的行为并非出自秘密的共识，而是发自内在的欲望。像是后宫太监谨守的秘密，牢牢上锁，并把钥匙丢弃，谜底既诱人又叫人反胃：既然它的存在众所周知，或许它并非可怕得像一场梦魇；可是既然它隐而不宣地代代相传，从不曾被人明言提起，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卑微的秘密，丝毫谈不上什么骄傲、肯定或光荣。卡利普有时候会觉得这块地带如同某种诅咒，像是纠缠着一个家族世代成员挥之不去的诅咒。然而，目睹过太多女人基于婚姻、养儿育女或其他含糊的理由而突然辞去工作，自愿返回那块诅咒之地，他逐渐明白其中蕴含着某种密教的磁力吸引。尽管如此，他看到有许多女人，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摆脱了诅咒，成为有头有脸的人，但仍然难掩内心的向往，渴望返回熟悉的神秘，重拾被她们抛在脑后的魅惑时光，回到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幽暗禁地。
有时候，当如梦为了他愚蠢的笑话或双关语而捧腹大笑时，他会惊异不已；或者当她附和他的欢愉，任凭他笨拙的双手滑入她栗貂色的黑暗密林，撇开所有从杂志照片上学来的仪式，忘却所有的过去与未来，沉溺于夫妻间水乳交融的剎那，突然间，卡利普会忍不住想问他妻子一个涉及神秘禁地的问题，想问她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在某一个小时，除了洗衣服、洗碗、读侦探小说、出门之外，做了什么（医生说他们可能没办法生小孩，如梦对此也没表示特别感兴趣），但是，问题说出口后，很可能会在他们之间割裂一道鸿沟，得到的回答更可能是他们日常对话中完全陌生的语言，想到这里他无限恐惧，以致他问不出口，只能紧紧抱着如梦，任由自己剎那间脸色转白，彻底呆滞。“你的脸又呆掉了！”她会说。他想起小时候如梦母亲说的话，她会重复：“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
晨祷的呼唤过后，卡利普坐在客厅的椅子里打了个盹儿。梦中，水族箱盛满了绿色的液体，如同钢珠笔的绿色墨水，日本金鱼昏沉地游动，如梦、卡利普和瓦西夫谈论一个从前的错误，后来才发现又聋又哑的并不是瓦西夫，而是卡利普。然而，他们并没有太沮丧：毕竟，很快地一切都将会没事。
等他一醒来，卡利普来到餐桌前坐下，脑中想像着如梦十九或二十小时之前做过的事，一面在桌上寻找白纸。他没有找到——就如同如梦没找到一样——于是他翻过如梦的信纸，开始在纸背上写字，列出昨天夜里所有闪过他脑海的人和地。令人不舒服的名单越写越长，逼着他继续往下写，卡利普不禁觉得自己似乎在模仿某本侦探小说里的主角：如梦的旧情人、她“奇怪”的女性朋友、她偶尔提起的密友、她某段时间的“政治”同志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后者，卡利普决定，除非找到如梦，不然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草草写下他们的名字，用不确定的元音和子音拼出姓名，随着笔迹上下起伏，他们的脸孔和形体逐渐累积意义和双关喻意。他们开心地向卡利普挥手招呼，向这位新手侦探眨眼，传递假信息，引他误入歧途。很快地，等听见清道夫来收垃圾、把大垃圾筒摔在垃圾车栅门上的声音后，卡利普才逼迫自己停下笔，把名单塞进他身上的外套内袋里。
卡利普关掉公寓里所有的灯，屋里只剩清晨积雪反射的蓝光。为了不让好管闲事的门房起疑，他把垃圾筒拿出去，不过事先又检查了一遍里面的东西。他泡了茶，给刮胡刀换了新刀片，刮好胡子，换上干净但未熨过的内衣和衬衫，然后收拾整理被他翻了一整夜的房间。当他换衣服的时候，门房已经把《民族日报》塞进门缝。他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耶拉的专栏提到“眼睛”的主题，关于他多年前某个深夜在贫民窟里闲荡时遇见的眼睛。卡利普记得读过这篇文章，以前已经刊载过了，尽管如此，他仍感觉到同一只“眼睛”瞄准着他，让他不寒而栗。这时，电话响了。
一定是如梦！卡利普心想。他拿起话筒时，甚至已经挑好了今天晚上两人要去哪一家电影院：皇宫戏院。但话筒那头传来令人失望的声音，他马上毫不迟疑地编出一个故事来打发苏珊伯母：对，对，如梦退烧了。她不但睡得很好，还做了一个梦；当然，她想跟妈妈说话——稍等一下。“如梦！”卡利普朝走廊里喊，“如梦，你妈的电话！”他想像如梦起身下床，一边找拖鞋一边懒洋洋地打呵欠，伸懒腰。接着，他在内心的放映机上换了另一卷带子：体贴的丈夫卡利普走进房去叫妻子接电话，却发现她像婴儿般熟睡在床。他甚至还故意走进走廊再走回来，做出假的“环境音效”，为第二卷带子增添真实感，让苏珊伯母信以为真。他回到电话旁：“她又回床上睡觉了，苏珊伯母。她因为发烧眼睛肿得张不开。她大概洗了把脸后又躺回床上睡着了。”“叫她多喝点橙汁。”苏珊伯母巨细无遗地指示他尼尚塔石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红橙。“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会去皇宫戏院。”卡利普信心满满地说。“注意别让她又着凉了。”苏珊伯母说，或许担心自己干涉太多，她换了个毫不相关的话题：“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像耶拉？还是你也感冒了？小心别感染到如梦的病菌。”他们同时挂上话筒，轻轻地，不是怕吵醒如梦，反倒像是怕弄伤了话筒，深深感觉到同样的恭敬、温柔和宁静。
挂上电话，卡利普回到耶拉的旧文章，再次沉入他不久前读到的角色、刚才提到的“眼睛”的注视以及他自己的混沌思绪中。一会儿他猛然顿悟：“一定是这样，如梦回去找她前夫了！”他很惊讶自己居然没看出这么明显的事实，整个晚上蒙蔽在自己的逃亡假想里。带着同样的坚决，他决定打电话给耶拉，告诉他自己所经历的精神折磨，以及他做出的决定：“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等我在如梦第一任丈夫那里找到她时——不用花太多时间——我怕自己可能劝不动她回家。只有你才知道怎么样哄她回家（“回到我身边”，他想这么说但开不了口），“所以我应该怎么说才能叫她回来？”“首先，稳住你自己，”耶拉会认真说，“如梦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镇定下来。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来我这儿，到报社来。”可是耶拉既不在他家里也不在报社，还没到。走出门前，卡利普原本设想要把话筒拿下来，但他没有。假使他真的这么做了，到时候要是苏珊伯母说：“我打了好几次，老是通话中。”他便可以回答：“如梦没有把话筒挂好，你也知道她老是心不在焉，老是丢三落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