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十天过去了。
A在出席某美术出版社晚上的聚会后，回家路上他去银座街上逛了逛。那是9点左右的光景，在他穿过林阴道时，曾一度将脚步迈向附近的俱乐部“烛台”的方向。
到了店里就可以见见那个被称为“春惠”的原口元子了，也许还可以问一问她为什么要从银行辞职，这比问她周围的人更省事，也不会出错。反正她已经从银行辞职，再也没有必要顾虑到上司什么的了。或许现在她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吧？
但是A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问了春惠，她到底会不会说还是个未知数，相反缄口不语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也许会被她周围的伙伴听到呢。
画家失去了方向，只得到处闲逛起来。在9点多这个时间带里，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他不知道自己逛到了哪里，只是随意张望着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街道幽暗处，一些衣着艳丽的女人们从侧面走出来将喝醉酒的客人送出门。这条街有很多酒吧。摊位上飘来阵阵章鱼烧的香味。
拐角处有一家咖啡馆，在靠大马路的两边装着大玻璃，从外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店里灯火通明的样子。只见桌子边坐着一对男女客人，像是坐在话剧舞台上似的。
A曾经听一位对银座非常熟悉的朋友说，这家咖啡馆是为了带陪酒小姐出场而进行交易的场所。现在当他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这个“舞台”时，发现果然里面有不少身穿和服、衣着妖艳的女子，而前面坐着的那位中年妇女大概就是酒吧的妈妈了吧。
A突然将视线停留在一个身穿细碎花纹和服的女人身上，与此同时他也停下了脚步。
细碎花女人和三个男人面对面坐着。他们相互之间的脸凑得很近，在谈论什么秘密似的。从侧面的特征看那女子正是春惠，她仔细地倾听着男人们一个个轮番对她说着什么。
三个男人都已过了中年，其中一位头发花白，长着一张端端正正的脸。另一个四方脸，肩膀圆滚滚的。最后一位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模样，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下巴尖尖的。
假设他们正在劝诱春惠去某家酒吧做陪酒的话，那么三个人中那位头发花白的半老绅士应该就是酒吧老板了，四方型脸的那位应该是经理，而下巴尖尖、年纪最轻的是引荐人了。
画家不能老那么站在那里，于是他从咖啡馆前走了过去。
想起在某天当他去“烛台”的时候，看见春惠拒绝了妈妈壑子要她陪客人喝酒的要求，神情严肃地走出了酒吧。而那天那张桌子边坐着的是楢林妇产医院的院长和他的医生朋友们。
妈妈目送着春惠走出了酒吧。春惠近来每隔两天就要在工作时间外出一次，一旦出了门不到一个小时是不会回来的。妈妈皱起眉头对A说。大概是去见经理了吧，A随口答着。
“好像也不是。确实她是去见什么人了，但是她每次出门都好像是去见敌人，神情严厉得很。看来似乎有什么缘由。”
妈妈的这一回答此时又在A的耳边响起。
A又折回身子，他想再透过大玻璃窗窥视一眼咖啡馆里的样子。好奇心驱使着他。
在灯光明亮的咖啡店里，在“烛台”被人称为“春惠”的女子原口元子和三个男人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坐着。由于路上很暗，因此店内当事人是不会发现这个观察者的。
只见元子开口说话了。从外面无法听见里面客人说话的声音，能见到的只有他们的脸和姿势。一个半老男子和其他两个中年男子看起来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元子说话。一个将手撑着下巴，一个低着头，另一个则急躁地抽着烟。
四张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确实无法想象他们是在劝诱原口元子去哪里做陪酒小姐。从这三个男人身上都看不出他们是在谈论一件轻轻松松的交易，相反是在谈论一件非常急迫的交易。
A猜测大概因为原口元子马上就要自己开店了，因此他们正在谈论酒吧所在大楼的租赁问题啦、内部装潢，或许还有洋酒的进货等事情吧。三个男人都是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听着元子在说话，而她似乎在给他们出难题。
三个脸色窘迫的男人在店里显得极度紧张，好像被逼得走投无路，全无从容不迫的样子，他们急红了眼睛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元子。而元子倒显得不慌不忙的。
画家A先生猜不出其中的奥妙来，于是只好断了念，离开了咖啡馆。
“我所挪用的银行款项的金额及其详细条款都如记录所示。”
原口元子看了看几张订在一起、上面印有横条的纸，对桌子对面的三个男人说道。记帐用的纸上填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名和数字。
“就像我以前多次说过的，我承认我利用在东林银行千叶分行的工作之便，在过去三年里从二十三名储蓄人的银行帐户中提取并花光了七千五百六十八万日元的事实。这也是我主动向经理陈述的事实。”
元子的目光正对着那个四方型脸、有着圆胖肩膀的男人，此时他紧锁着浓眉，他就是东林银行千叶分行的经理藤冈彰一。
“在花光前要加盗用一词。”
那个尖下巴男人嘴里不断吐出缕缕青烟，他将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后说道。他是副经理村井亨。
“副经理。”
元子将视线转移到他身上说。
“盗用也好，花光也好，这都没关系。我都承认。”
“你背叛了我和经理对你的信任。不仅仅背叛了我们，而且也背叛了前任、前前任以及前任副经理的信任。我们被你长期在这里工作以及业务娴熟所蒙骗，让你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甚至将检验图章都交给你保管。而你却利用了我们对你的信赖，滥用了相当于经理代理的老资格储蓄负责人的职位，在这三年间你犯下了盗用定期储蓄的罪名。你到一定时间居然还会计算利息一个个将通知发给储蓄人，可以说你是个惯犯，而且还是个高智商的惯犯。”
副经理压低嗓门说。
“副经理的这番话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
“说明你的良心麻木到何种程度了。”
“就算吧。不过希望不要每次见面都说老一套。我已经被银行开除了，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就是被你们最瞧不起的‘夜里的工作’。像这样老被你们叫出来实在令我为难，妈妈也会不高兴的。我看不要再这样争吵了，今天就拿个结论出来吧。你们究竟是打算因为我盗用了伪造存款而把我交给警察呢，还是接受我提出的条件？究竟选择哪一个？”
咖啡馆的照明将店内的气氛渲染得更加浪漫。周围其他桌子上的男男女女们兴致勃勃地谈着话，发出阵阵笑声。立体音响播放的柔美音乐掩盖了四个人的说话声，使他们的秘密谈话不至于被旁人听到。
“先生。”
原口元子将视线从副经理身上挪开，将脸朝向了那位花白头发的绅士。他是东林银行的顾问律师。
“如果对我的问题处理得拖拖拉拉的话，事情早晚会传到国家税务局和警察的耳朵里。这对我其实也无所谓，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样会给银行惹来不小的麻烦。因为我手头的那本‘黑色笔记本’一定会被税务局或者警察没收的，即使我不愿意的话到时也不得不将所有的情况都说明清楚了。您作为顾问律师接受了本银行这一情况的咨询，那么请告诉我您内心的最终想法吧。”
元子的眼睛由于照明的原因，闪闪发光。
顾问律师用手绢擦拭着额头。他就是因为这件事而被总行派遣过来的。分行经理在桌子上将双手的手指交叉，相抱成拳，向元子方向探出身子。
“最后由我来回答你吧。”
国字型的脸、突出的腮帮微微颤抖着。
“我们接受你的条件。”
“啊呀。”
原口元子盯着藤冈分行经理。对于经理的话，坐在旁边的总行顾问律师没能插嘴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副经理双眼直瞪着元子，沉默不语。
“谢谢！”
元子低头行了个礼。
“既然这么决定了，那么你能立刻将那本黑色笔记本交出来吗？”
“用不着你提醒。这是我们早就约定好的。”
“现在你带来了吗？”
“带来了。”
元子用手指敲了敲放在膝盖上那只用旧了的手提包，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根本看不出里面放着什么重要东西。
村井副经理和顾问律师同时斜眼看了看手提包。
“你居然随身带着这种东西，太不小心了吧？”
分行副经理讽刺地说，其实从中也隐含着他真正的担心。
“没关系。放在我的住处反而更令我不安。我的身份也没有到在银行出租保险柜的地步……”
话语中满含着对自己曾经是银行职员的讽刺。
“像这样时不时地被你们叫出来，随着谈话的进程，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需要这本记事本呢。”
她微笑着说。
“好。不过我们也有一点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
元子抬起了眉头。
“把你盗用的七千五百六十八万日元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两千五百二十万日元还给银行。”
分行经理始终紧盯着元子，低声说道。他的眼角布满了血丝，似乎没有得到充足的睡眠。
“唉呀，并不是无条件的呀？”
“三分之一，希望你能还出来。”
“那样一来情况又不同了。我是申请了免除全额赔偿的。”
元子的眼角浮现出冷冷的微笑。
“正如顾问律师先生所了解的，这件事不向总行报告不行。这个金额超越了分行经理所能处理的权限。如果向总行报告的话，至少三分之一金额是要本人归还的，不然不可能太平。如果你能退出三分之一的话多少还能息事宁人。”
“我能够理解分行经理和副经理的立场。”
元子轻轻点了一下头。
“但是，我已经没有钱可以还出来了。”
她断然拒绝。
“七千五百六十八万，一个女人到底把这一大笔钱花到哪里去了？”
村井责问道。
她冷笑了一下，看了一眼下巴尖尖的分行副经理。
“你们大概会猜我一定是为恋人花掉了这笔钱吧，因为以前盗用银行存款的女职员都是如此。不过我也不想辩解什么，随你们想象吧。”
“想象无关紧要，你还是按刚才分行经理所说的那么做比较合适，怎么样？不打算这么做吗？”
花白头发的总行顾问律师，转动了一下瘦削的肩膀。
元子保持着缄默。
副经理又点燃了一支烟说：
“说钱全部花光了恐怕不是事实吧？把三分之一退出来吧，或者接近三分之一的金额也行。这样做的话给总行的印象也好一些，我们在给总行写报告时，对所写的内容也可以酌情考虑。”
“在那份报告书中会写我盗用了自己所管理的几十个伪造客户的存款吗？”
原口元子问道。
“这不是事实吗？没有办法的事，而且你自己也供认了。”
副经理口中吐出了烟。
“这么一说，是不是我照着副经理桌子边上那本伪造储蓄人名和实际人名对照表，然后在我自己的黑色笔记本上将这些内容全部抄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副经理对重要帐本管理如此松懈的事，这些事情也都会写进报告书中呢？”
听到元子充满讥讽的话语，副经理将烟吞回喉咙，并拚命咳嗽起来。
“那也是因为我非常信赖长期担任储蓄工作的你。不仅仅是我，就像刚才说的，从前任副经理都是如此。我只是延续了这一旧习惯而已。”
“副经理在上班时间因为忙于各类事情，而将各个伪造存款帐尾的检验章放在我这里保管。报告书中还应该写进他在工作时间办私事，比如想着出去喝茶、或者因为恋人打来电话因而要出去见她、还有要去打麻将时，他总是早早收工就走了。而每当这时，副经理总会对我说：都拜托你了！他自己却急急忙忙地走了。”
“好了，好了。”
顾问律师用调解的口吻对原口元子说。
“总之，你能按分行经理所说的去做吗？”
原口元子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打开了膝头放着的手提包。三个人期待着她会拿出那本笔记。可她用手指捏出来的却是一张纸，那是一张印着铅字的复印件。
“先生，您可以念一下吗？”
顾问律师打开眼镜盒，将老花眼镜架到了鼻梁上。
“关于伪造名义储蓄等的彻底自戒
（昭47.12.1藏银第4214号给各财务局长）
关于标题所写之事，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在所发的另纸上做了主旨报告书，全国互济银行协会及全国信用金库协会也做了报告书，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要求在各银行店堂内进行公布。
（另纸）关于伪造名义储蓄等的彻底自戒（昭47.10.18昭47全业第28号全银协会长发给各地银行协会）
关于标题所记之事，昭和42年12月作出了自戒措施（日期为昭42.12.5昭42的昭全业第73号），昭44年6月关于对照上述自戒的彻底实行情况有过一个通知（日期为昭和44.6.30昭44全业第23号），最近在众议院大藏委员会等也多次对本自戒进行过讨论。
因此，今天本联合会理事会对于伪造名义储蓄一事决定再一次以另纸形式作出措施，对于本自戒的彻底执行还望您多加关注。”
“如果将这本黑色笔记提交给国税局的话——”
原口元子看到顾问律师看完这一复印件后说。
“不仅会给被伪造的名义储蓄人带来麻烦，而且大藏省银行局对东林银行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吧。还有由于有了这个对东林银行的自戒要求，搞不好会给全国银行协会带来麻烦。正如先生所了解的，虽然大藏省试图将伪造名义和无记名储蓄看成企图偷税漏税的方法而加以废除，但银行协会始终以担心储蓄减少而进行着抵抗。”
顾问律师摘下老花眼镜，一边将其收进眼镜盒里，一边对沉默不语的分行经理和副经理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输了，经理。看来我们只能全盘接受原口小姐的条件了。”
经理的嘴角似乎都发麻了，他低头思考了片刻后无可奈何地说：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无条件地接受她的要求。”
副经理将还剩下的一大截香烟在烟缸里掐灭了。
“就这么办吧。再和你们谈多少次也是没有止境的，今天晚上就作一个了结吧。”
元子说。
“我懂了。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也只好收回我们的要求。那也是为了我们银行的信用。”
“对不起了。”
“你立刻就把记事本交出来。”
“知道了。”
原口元子将顾问律师还给她的复印件放进了包里，同时将笔记本取出来放在桌上。黑色牛皮封面因手的摩擦而锃光发亮。
她打开记事本，啪啦啪啦翻着本子给大家看，上面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名。每一页的左边是伪造名义人，后边是其本人的名字。
“抄写得那么详细。”
副经理从侧面瞄了一眼后不由自主地叹息道。
“那么，把这个交给我们吧。”
分行经理伸出了他那圆滚滚、看不到骨头的手指。但元子却将自己的手紧紧地压在黑色笔记本上。
“我会给你们的。但是在给你们之前要写一个字据。”
“字据？”
经理的脸顿时宛如遭遇了一块劈头而来的石头。
“什、什么字据啊？”
“就是不再要求我今后归还一分钱的字据。”
原口元子对着三张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脸说。
“这本子是我护身用的武器。如果轻易交给你们的话，我就变得毫无防备了。今后你们一旦要求我还钱的话，我可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记事本可以交给你们，但你们要给我写一张字据。”
“怎么可能写这样的字据呢？愚蠢至极！既然现在说了不会要你还钱，将来也不会。”
副经理气愤地说。
“那我也不会把本子交给你们。”
原口元子温和地说完，将本子装回手提包里。
副经理啊地一声，似乎要抢回本子，但在周围那么多客人眼前，他好不容易将自己的冲动压抑下去。周围没有人知道这里正发生什么。在灯光通明的店堂，男女客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愉快地有说有笑。副经理又一次涨红了脸。
“好吧，我们写字据给你。”
经理和顾问律师交换了一下眼色，点头答应了。
“谢谢！”
元子低头鞠了一躬。
藤冈经理从口袋里取出自己的名片，翻转过来。当他拿起进口钢笔要写的时候，将身子往前探出去，眯起双眼抬头盯着元子的脸。
“怎么写好呢？”
他问。
“这里不是有法律专家在场嘛？”
顾问律师只得苦笑，往经理手边瞄了一眼。
“这并没有什么规定的写法。简单写一下就可以了吧。”
他说。
“不过必须写明要点。”
元子提议。
“字据：关于本事件归还钱款一事，本方保证永远放弃今后要求赔款的权利。”
他写下了署名和日期，并盖了章。
“如果写关于盗用存款一事的话，你又会不满意的吧。”
从旁边凑过头来看的副经理吐出了自己心中的积愤。元子装做没听到副经理这句恶狠狠的话，仔细盯着经理递过来的写在名片背后的一字一句。
“不好意思。本行的顾问律师也在场，因此请律师先生在这里也签个名吧。”
她抬起头，拿起名片说道。
“我吗？”
律师的脸上满是狼狈。
“你！不至于要做到这种地步吧！”
经理叫了起来。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安心了。我是一个女人。而且先生作为本行的顾问律师在关于谈话中始终是和分行经理一起在场的。”
元子说律师也有联名签字的义务。
律师服输了。他只得前倾着花白的脑袋在分行经理的签名旁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很好。”
她拿起名片，又仔细看了看。
“我接受了。谢谢！”
她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名片。
“那么，请把这个拿去吧。”
她将黑色笔记本往桌子中间推了过去。
经理抢过本子，性急地翻看本子的内容。
副经理反复交替地看一眼元子，又看一眼本子。
“原口小姐，本子虽然交给了我们，但你也有可能事先留下复印件的。你会做出这种心狠手辣的事情吧？”
副经理紧紧盯着元子的脸问道。
“副经理，这个你不用担心。正是为了这个我才要求你们现在写字据的。我绝对不会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
原口元子脸带微笑地看着副经理说。
“哎呀，这下七千五百六十八万全给白白拿走了。我在银行里做事已经很久了，但像你这样的银行女职员还是第一次看到。人不可貌相啊。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了一个如此厚颜无耻的女人了？”
“副经理，从3年前就开始了。我本来是想在银行里干一辈子的，但现在改变主意了。”
原口元子从椅子上站起身子，向三位鞠了一躬。
“我这就告辞了。长期以来真的给大家添麻烦了。祝你们一切顺利！”
就在几天前，报纸上刚刚报道了某大都市银行关西分行里发生的老资格女职员盗用储蓄存款的事件。
一个叫山田花子的女职员在1946年，即她高中毕业的那年进入银行工作。她先是在A分行，后又转到了B分行工作。她曾做过存款经办人、负责储蓄存款的副系长，1973年10月被提升为分行代理经理，1976年又转到C分行当代理经理。四十八岁时成了同行业全国分行中屈指可数的女性分行经理代理之一。
山田花子在B分行工作的1975年3月，利用代为顾客B市公司的职员N先生所保管的票面额为一百二十万日元的定期存款证明和印章，无故将其解约后加以盗用。此外从她到B分行工作的1969年4月到1976年3月为止的这段时间内，用相同手法分三十多次无故解除了N先生等四个顾客的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盗用了顾客存款共三千万日元。
1976年3月到C分行工作后，她也使用相同手段继续盗用顾客存款，八年间共盗用的金额达六千万日元。
被盗用的那些存款都是存款人为了对付征税政策而用伪造名义存入银行的，存款证明、印章都由当时负责存款的副系长和后来升至分行经理代理的花子保管，到期后她就用自己所保管的印章重新写一份存款证明。花子滥用了她的权力，在解约和盗用存款后，她依然会按时计算出利息，照旧不间断地给客人寄送利息通知书，而N先生在听了警方的叙述后才知道自己的存款被解约了。由于他一直收到银行方面寄出的通知书，因此很难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情。一些资产者们为了逃避税收，用伪造名义在银行里存钱，他们将证明书和图章等都放在银行里。而这一事件就是钻了他们的这个空子。
据同行们所说，B分行职员共七十五名，其中女职员有三十五名，在全国九十四家分行中属于中等水平。山田花子是其中资格最老的。她性格开朗，待人接物又和气，而且长期在银行的锻炼使她谙熟业务，因此很得同事和顾客的好评。
在同行业，作为行规是禁止保管客人的存款证明和图章的。尤其是图章，除了提取和解除存款以外是不需要的，因此没有理由保管顾客印章的。但是花子负责客人的印章更改申请和替换等业务，负责顾客咨询，于是她利用自己的职位，欺骗顾客，甚至保管了他们的图章。她深得顾客的信任，甚至当她从A分行转到B分行、又从B分行转到C分行工作时，她的客人都会跟着她去那个新的分行存款。
分行内部每个月都有检查，总行每年也有一次抽样调查，可是八年中他们却都没有查出山田花子盗用存款的事实。
这次事件是银行在一次对更衣箱实施抽样检查时才发现了事情的端倪。由于关系到人权问题，银行表面上都不承认做这种事情，可实际上却经常会实施检查。而正是在个人更衣箱抽查时，才从山田花子的更衣箱内发现了客人的图章和存款证明。
银行方面立刻对她实施了强制病休命令，并对她进行了深入调查。不过一旦遇到这种事情，即使银行方面了解了事情真相，也只能将其作为内部事件处理。因为在储蓄人和银行以外的人面前，银行将信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作为银行是不希望将事实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众的。无论盗用的金额多么巨大，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将事件在内部机密地处理掉。对于盗用存款的职员，尽可能被要求归还钱款。
但山田花子的盗用事件却违反了银行方面的本意，警察参与了搜查，媒体也发了报道。那是因为出现了“内部检举”，即银行内部的人向警察和报社告了密。
山田花子利用自己盗用的钱建造了新家，买进并经营了一家麻将屋。她带着自己的部下到酒吧四处吃喝，一个晚上曾花费过数十万日元。她购买了一流住宅区的土地，造了“豪宅”，这样就花费了盗用金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他丈夫是个规规矩矩的低工资上班族，据说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妻子的犯罪行为。
像这类银行女职员盗用存款的事件也并非多么稀有。几年前在某地方银行所发生的盗用事件也是多年在银行负责储蓄工作的女职员所为，她盗用的金额达到了九亿日元，震德了整个日本社会。这一事件也是将伪造名义存款解约后，开具提取金额的票据，然后将存款提取出来。一些因土地而暴富的农民，为逃避税收煞费苦心，他们犹如害怕老虎似的害怕税务局，于是利用伪造名义或无记名的方式将钱存入银行。
另有一事件金额不算很大。那是一个银行女职员在六年内将顾客伪造名义的存款解约后盗用了。由于每月盗用的金额在十万至二十万日元左右，因此银行在检查中始终没有发现。后来在她调换到另一个分行后，存款人自己希望解除存款的储蓄，事情才得以败露。她是一个老练的银行职员，在顾客服务柜台她的工作态度既热情又和气，因而深受客人的信赖，常有客人和她商量个人的存款事项。
通常情况下，伪造名义和无记名储蓄人往往惟恐自己这么做会被发现。因此山田花子的盗用事件发生后，警察对被害者们进行了调查，但他们所有人都面带尴尬，无人主动为警察提供协助。两百万、三百万日元的巨款由于当事人的否认而使警察的调查陷入悬而未决的状态。储蓄人担心调查会波及到他们在其他银行也利用伪造名义和无记名方式所分散的资金。至于被害金额，由于银行会加以补偿，因此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可从波及面而言银行给储蓄人带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银行根据负责担当伪造名义储蓄存款的银行人员和负责跑外勤的职员所作的报告，通常备有一份伪造名义和本人姓名的对照一览表。本来这个人名一览表应该由分行经理直接保管，但实际上这些名簿却常常保管在副经理等人的手中。
虽然这份人名对照表应按机密文件处理，但在银行的内部事务中也并非如此。负责储蓄的工作人员在需要时同样可以查阅。
原口元子手上那本黑色笔记本，内容完全抄录了那本对照名簿。由于她是东林银行千叶分行负责储蓄工作中资格最老的，几乎相当于系长级人物，因而分行副经理对她寄予了很深的信任，将一切都交给了她负责。而抄写工作对她而言就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原口元子这件事，是她主动将自己盗用的伪造名义存款七千五百六十八万日元的事实向分行经理“交代”后暴露的。这点和其他通过检查才发现的银行同类事件有所不同。
她的“交代”是有补偿的。银行惟恐信用出现裂痕而竭力防止警察的介入，希望尽可能将事件在内部秘密处理掉。如果将“黑色笔记本”交给国税局等地方的话，不仅会给那些普通伪造名义储蓄人带来极大的麻烦，而且发出“关于伪造名义储蓄等的彻底自戒”警告书的大藏省银行局也会对出事的银行方面白眼相看，还有在银行协会方面，他们也同样会感到诚惶诚恐，因为银行协会在表面上还是遵从了这一通知书中关于“伪造名义储蓄自戒”的主旨的。在这个关头，大藏省银行局就有可能以此类银行的内部犯罪为借口而使其成为全面废除和禁止无记名及伪造名义储蓄的突破口。如果事情败露的话，东林银行会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原口元子让他们消除了自己所盗用的七千五百六十八万日元的帐目，而且为了预防万一，她又让分行经理和总行顾问律师联名签字写下了“字据”，这才交出了那本作为武器的“黑色笔记本”。看来这本笔记本的功效实在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