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的固定地址是在利托米什尔市。我在那里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的遗物；我一有可能，就会离开布拉格，回到家里工作和学习，回到妈妈的小小居所。所以，我一直把我母亲的地址留作我的永久性地址。但是，在布拉格，我一直无法如我期望的那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单身公寓，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于是，我在环城马路附近的一个街区，从二房东的手里，租了一间完全独立的小小的阁楼房，我尽可能悄悄地隐居其中，以免无谓地遇上那些不受欢迎的拜访者，省得他们老是看我三天两头调换女朋友。
当然，我不敢夸口，我在公寓楼里的声誉就一定好到什么程度。而且，每当我去利托米什尔市小住时，我差不多总是把房间借给我的伙伴们，他们在阁楼中一玩起来就大吵大闹的，弄得全楼的人夜里都睡不好觉。所有这些激起一部分居民的愤怒，他们向我发起了一场无声的战争，其战斗形式具体表现为：时不时的，街道委员会便会有专门的意见传达给我，甚至还会有控告信递到房管处。
在我这故事发生的年月里，克拉拉开始觉得，每天要从切拉科维采村赶来布拉格上班，实在是一件难事，就决定夜里住在我这里，一开始她还有些腼腆，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留下过夜，后来，她留下了一条裙子，再后来，又留下好几条裙子，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两件西服就挤到了大衣柜的角落里，而我的小阁楼变成了妇女服装的专柜。
我确实很喜欢克拉拉；她很美丽；我们一起出门时，见别人频频地回头看我们，我心中就别提有多美了；她比我小十三岁，这一情况只会在学生的眼中增添我的魅力；总之，我有一千个理由看重她。然而，我又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就住在我那里。我怀疑，可能已经有人因此而责怪我那位善良的房东，这个上了年纪的人为人谨慎，从不管我的闲事；我担心他有朝一日来找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无可奈何地请我把我的女朋友打发出门，以保全他的良好声誉。因此，我严肃地告诫克拉拉，无论谁来敲门，都不许开。
那一天，她独自在家。白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小阁楼中闷热异常，几乎能叫人窒息。于是，她赤裸裸地躺在长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屋顶。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咚咚地敲响房门。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既然我的小阁楼门上没有门铃，来访者就得直接敲门。这样，克拉拉丝毫不为这一阵骚乱所动，根本就不打算中断自己面对屋顶的沉思。但是，敲门声一直响个不停；而且，它体现出一种冷静而又无法理解的固执：克拉拉终于变得神经质起来；她开始想象站在门前的一位先生，想象他慢慢地、优雅地翻开上衣的里子，随后突然就开口问她，为什么她不马上开门，她到底想掩藏什么，她是不是登记了住在这里。她屈从了一种犯罪感，不再凝视屋顶，目光巡视了房间一周，想找到她放衣服的地方。但是，门敲得那么紧，她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脱下的衣服了，只看到门口挂着的我的那件雨衣。她匆匆套上雨衣，打开了门。
在门口，她看到的，不是一张凶残的老奸巨猾的脸，而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问了一声好：“请问助教先生在家吗？”“不在，他出去了！”“真遗憾。”小个子男人说，彬彬有礼地道歉，“助教先生应该为我的一篇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的。他答应过我了，现在，这件事情十分紧迫。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至少给他留一张字条。”
克拉拉给了小个子男人一张纸和一支笔。当天晚上，我就从那张字条上读到，他那篇关于米科拉什·阿莱什的论文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中，扎图莱茨基先生正恭候着我撰写早已允诺的报告。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他还会到学校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