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我倒一杯斯利沃维什。”克拉拉冲我说，我也不反对。我们为开酒瓶找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借口，不过，理由十足：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发在一本艺术史杂志上，那天，我刚刚收到了相当丰厚的一笔稿费。
要说呢，我的论文实在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得以发表的。我早先写的东西，招来了不少争议和批评。所以，老派而又审慎的《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回绝了这篇文章，我只得把它转投给另一家对手杂志。尽管它的名气实在不太大，但它的编辑比较年轻，顾忌也比较少。
邮递员把汇款单送到学校，还捎带来一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上午，我由于陶醉于新赢得的声誉，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但是，等到回家后，夜深人静之际，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为了逗乐子，我从写字台上拿起那封信，冲克拉拉念道：
“亲爱的同志——假如您允许的话，我愿使用这样的称呼——亲爱的同行——敬请您原谅一个您素昧平生的人冒昧地给您写信：我找您不为别的，只求您能读一读随信奉上的拙文。我并不认识您，但我很尊敬您，因为您在我眼中并非平凡之人，您的观点，您的推理，您的结论，始终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证实我本人研究的结果……”接着，就是对我名誉的一番盛情赞美，临了还有一个要求：请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的文章写一份阅读报告，推荐给《造型艺术思维》杂志，半年来那家杂志始终拒绝他的文章，并把它贬了一通。他们对他说，我的意见将是决定性的，于是，我从此就成了他惟一的希望，成了他在漆黑的深夜中惟一的一道微光。
我和克拉拉，我们就这一位扎图莱茨基先生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这个崇高的姓氏刺激了我们；当然，我们的玩笑都是真诚的，因为他写给我的赞美辞令我慷慨大方，尤其当我手中还握着一瓶美味的斯利沃维什酒时。在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我慷慨到了极点，简直可说是感受到了对全世界的爱。虽不能给全世界赠送礼物，我至少给克拉拉送了。就算谈不上是礼物，至少还算是允诺。
克拉拉是一个良家少女，芳龄二十。我说良家少女还是轻了，简直是名门闺秀！她父亲早年是个银行经理，因此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前后被赶出布拉格，下放到切拉科维采村定居，离首都有老远的一段路程。姑娘受了牵连，被打发到布拉格的一家制衣厂去踩缝纫机，成天在一个偌大的车间里干活。这天晚上，我坐在克拉拉面前，一边千方百计地讨她的欢喜，一边轻巧地夸口说，我可以托朋友帮忙，为她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改善她的处境。我肯定地说，绝对不能允许让一个如此漂亮的姑娘在缝纫机面前耗尽她的美，我决定让她成为一个模特儿。
克拉拉没有反驳我，我们十分和谐地度过了美妙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