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拉夫列茨基像平时一样坐在卡利京家里。在苦热的白天之后，是一个那么美丽的夜晚，虽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向讨厌穿堂风，竟然吩咐把通向花园的门窗统统打开，还说她不想玩牌了，因为在这样美好的天气玩牌简直是罪过，应该充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才是。只有潘申一个人是客。美丽的夜色激起他的情绪，他虽不愿意在拉夫列茨基面前唱歌，但是他感到一阵艺术感受的冲动，于是就朗诵起来：他朗诵了几首莱蒙托夫的诗（当时普希金还没有再度风行起来），他朗诵得很好，只是过分矫揉造作，加了些没有必要的细腻的感情。突然，他仿佛对自己的感情流露感到羞愧似的，就以著名的《沉思》借题发挥，大肆攻击新一代的青年，而且趁此机会地声称，如果有朝一日他大权在握，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一切都扭转过来。“俄国，”他说，“落后于欧洲；须要赶上去。人们硬说，我们还年轻，——这是胡说；而且，我们没有发明创造。霍米亚科夫自己也承认，我们连捕鼠机都发明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只好去借用别人的创造发明。‘我们有病，’莱托蒙夫说，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们所以有病，是因为我们只是变成了半个欧洲人；我们的毛病的症结在哪里，就应该对症下药来医治，（‘Le cadastre ’，拉夫列茨基想道。）我们的，”他继续说，“有识之士——les meilleures têtes——对这一点早已确信不疑了；其实，所有的民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要引进良好的设施——这就行了。看来，是可以把当前人民的生活作出妥善安排的，这是我们的事，是我们……（他差一点要脱口说出：‘政治家’）公务人员的事；但是，在必需的情况下，请不必担心：那些设施就能改造这种生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听了大为赞赏，连声称是。她心里想，“瞧，一个多么聪明的人在我家讲话。”丽莎靠着窗，一言不发；拉夫列茨基也沉默着；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和她的朋友在角落里玩牌，嘴里嘟囔着。潘申在客厅里来回踱着，说得很动听，然而却含有隐隐的恶意；似乎他责骂的并不是整整的一代，而是他所认识的某几个人。卡利京家花园里茂密的丁香丛中栖息着一只夜莺，在那滔滔雄辩的间歇中间，可以听到它在夜晚最初的歌声；在菩提树的凝然不动的树冠上，初现的星星在玫瑰色天空中闪烁着。拉夫列茨基站了起来，开始反驳潘申，一场舌战开始了。拉夫列茨基维护俄国的青年一代和俄罗斯的独立性。他情愿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一代而去保护新人，保护他们的信念和愿望。潘申激愤地、尖锐地反驳他，声称有识之士应该改造一切，最后，他竟忘了自己侍从官的身分和远大的前程，狂妄地称拉夫列茨基是一个落后的保守主义者，甚至暗示——当然是转弯抹角地——拉夫列茨基的社会地位是虚假的。拉夫列茨基没有生气，也没有提高嗓门（他记得，米哈列维奇也曾称他是落后的——不过是落后的伏尔泰信徒），——只是沉着地把潘申的论点逐一击破。他向潘申证明，如果不真正地了解祖国，没有对理想（哪怕是消极的理想）的真正信仰，那么，跃进和目空一切的改造是不可能的；他以亲身所受的教育为例，要求首先要承认人民当中有真理，对这真理，必须抱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如果没有这种虚心的态度，即使有反对虚伪的勇气也不成；最后，对于潘申说他是无谓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的说法，他并没有拒不接受，他认为这种指责是他应得的。
“这一切都非常好！”非常愤慨的潘申终于叫道，“现在，您回到了俄国，——您打算干什么呢？”
“种地，”拉夫列茨基回答说，“尽量把土地耕种得好些。”
“毫无疑义，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潘申说，“我听说，您在那方面已经成绩斐然；但是您得承认，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干这种事的……”
“Une nature poétique，”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当然不会种地……et puis，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您是生来干en grand的。”
甚至在潘申听来，这也是溢美之辞：他觉得难以措辞——于是谈话中断了。他打算把谈话转到星空的美，转到舒伯特的音乐——可是一切似乎都没有劲，最后，他提议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玩辟开。“怎么？在这样的夜晚？”她无力地反对；不过还是吩咐拿牌来。
潘申窸窣作声地拆开一副新牌，丽莎和拉夫列茨基好像约好似地，一同站了起来，走到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身边。他们两人忽然都觉得是那么愉快，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单独留在一块——同时，他们俩都觉得，最近几天来他们感到的不安已经消失，不会再回来了。老妇人偷偷地拍了拍拉夫列茨基的面颊，调皮地眯缝了眼，几次摇着头，低声说：“多谢你给了那个聪明人一顿痛骂。”客厅里静悄悄的，只听见蜡烛轻微的爆裂声，有时，还有人拍桌子的声音，一声惊叫或是打牌计分的声音。这时，清脆的、有力的、近乎粗鲁的夜莺的歌声，就随着带有露水的凉意，像巨浪似的涌进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