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列茨基回到家里，客厅门口有一个瘦高个儿迎着他；那人身穿破旧的蓝色常礼服，脸上皱纹很多，但是精神饱满，留着蓬乱的花白颊须，笔直的长鼻子，一双小眼睛里满是红丝。这是米哈列维奇，他大学时代的同学。拉夫列茨基起初没有认出他，但是来客刚报出自己的名字，他就热烈地拥抱他。他们自从在莫斯科分手以后，就没有见过面。随之而来的是雨点般的惊叹和询问，忘却已久的回忆都涌现了。米哈列维奇匆忙地、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有时喝一口茶，一面挥动着长胳臂向拉夫列茨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的经历并没有十分值得高兴的事，在他经营的企业里也没有可以夸耀的成功，——可是，他却不断地发出嘶哑的、神经质的大笑。一个月前，他在一个有钱的包税商人的私人事务所里找到一个位置，离O市大约三百俄里，他听说拉夫列茨基已经回国，就绕道前来和老朋友见面。米哈列维奇说话仍旧和年轻时一样容易冲动：也像当年那样大嗓门，慷慨激昂。拉夫列茨基正要谈起自己的境况，可是米哈列维奇打断了他，急忙低语说：“我听说了，兄弟，我听说了，——这有谁能料得到呢？”接着，立刻把谈话转到一般的话题上去。
“我，兄弟，”他说，“明天就得走；今天，你可得原谅我，我们要晚些睡觉。我一定要知道：现在你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和信念，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生活给了你什么教训（米哈列维奇还沿用三十年代的用语）。至于我嘛，兄弟，我在许多方面都变了：生活的浪涛涌进我的胸怀——这是谁说的话？——虽然在重要的、基本的方面我都没有改变；我仍旧相信善，相信真理；我不仅仅是相信，——我现在是有信念，是的，我有信念，有信念。你听我说，你知道，我有时写写诗，我的诗没有诗意，然而有真理。我把我最近写的一首诗念给你听听：在这首诗里我表达了我最诚挚的信念。你听着。”米哈列维奇便开始朗诵他的诗，这首诗相当长，结尾是这样的：
我将整个心灵献给新的感情，
我心灵上有如婴儿初生：
我将昔日崇拜的全部付诸一炬，
我昔日焚毁的一切，如今我又崇拜。
念到最后两行，米哈列维奇几乎要哭出来；微微的痉挛——强烈的感情激动的征状——掠过他的宽阔的嘴唇，他的并不好看的脸上放出了光彩。拉夫列茨基听着，听着，胸中不由起了反感：这位莫斯科大学生的时刻准备着的、经常沸腾着的兴奋激怒了他。一刻钟还没有过，他们就面红耳赤地争论起来，这是惟有俄国人才会有的无休无止的争论。经过在两种不同环境里度过的多年的离别，他们二人还没有把对方的、甚至自己的思想弄个清楚，就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用同样的话来反驳，为了一些极为抽象的问题辩论起来——好像辩论的是他们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提高嗓门大喊大叫，惊动了家里所有的人；可怜的莱姆，从米哈列维奇来后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他被弄得莫名其妙，甚至惶惶不安起来。
“从那件事发生以后你怎么啦？悲观失望了吗？”夜里十二点多钟，米哈列维奇大嚷道。
“难道有像我这样悲观失望的人吗？”拉夫列茨基反问道，“那种人都是面色苍白、病病歪歪的。可是，你要不要我一只手把你举起来给你看看。”
“好吧，要不是悲观者，就是个坏（怀）疑主义者（米哈列维奇说话时露出了他的小俄罗斯的乡音），那就更糟。可是你有什么权利做一个怀疑主义者？就算你的运气不好，那也不能怨你：你生来就有着一颗热烈的、多情的心，但是环境硬是不让你接近女人，所以，你一旦碰上一个女人，她不欺骗你才怪呢。”
“她把你也给欺骗了，”拉夫列茨基阴郁地说。
“就算如此，就算如此；在这件事情上我做了命运的工具，——咳，我在瞎说些什么呀，——这里哪有什么命运，这又是我用辞不当的老毛病。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呀？”
“这证明，我从小思想就被扭曲了。”
“那你就把自己纠正过来！这才不愧是个人，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你有的是精力嘛！不管怎么说，把一个所谓的个别事件提高成为一般的规律，成为确定不变的规矩，——那怎么行，怎么可以容许呢？”
“这跟规矩有什么关系？”拉夫列茨基打断了他，“我可不承认……”
“不，这是你的规矩，你的规矩，”米哈列维奇也打断了他。
“你是个利己主义者，没错！”一小时后，米哈列维奇又吼叫起来，“你只要自我享乐，你希望生活幸福，你只想为自己生活……”
“什么叫自我享乐？”
“结果一切都欺骗了你，你脚底下的一切都崩溃了。”
“我在问你，什么叫自我享乐呀？”
“它不崩溃才怪呢。因为你在找不到支柱的地方去寻找支柱，因为你是在流沙上建造你的房子……”
“把话说明白些，不要打比方，因为你的话我听不懂。”
“因为，——你大概会觉得好笑，——因为你没有信念，没有温暖的心；你只有智力，只有不值一文钱的智力……你不过是个可怜的、落后的伏尔泰信徒——这就是你！”
“谁？我是个伏尔泰信徒？”
“没错，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可你自己根本没有意料到。”
“这么说，”拉夫列茨基叫道，“我可有权利称你是个狂热者了！”
“唉！”米哈列维奇伤心地说，“不幸，我还没有资格配得上这么崇高的称号……”
“现在，我可想出来怎么称呼你了，”半夜两点多钟，那位米哈列维奇又大叫起来，“你不是怀疑主义者，不是悲观者，不是伏尔泰信徒，你——是个懒汉，而且是个不怀好意的懒汉，是个明知故犯的懒汉，而不是天真幼稚的懒汉。天真幼稚的懒汉只是躺在炕上，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们什么也做不来；他们甚至什么都不想，然而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你却躺着；你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然而却什么也不干；你挺着你那吃得饱饱的肚皮躺着，嘴里说什么：‘就应该这样躺着，因为不管人们做什么——一切都是胡来，一切都是瞎忙。’”
“你何以见得我是躺着的呢？”拉夫列茨基说，“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有那种想法？”
“此外，你们这批家伙，你们这些难兄难弟，”米哈列维奇喋喋不休地说，“都是些博学的懒汉。你们知道德国人的缺点，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哪些地方不行，——于是，你们的可怜的知识就来帮你们的忙，证明你们的可耻的懒惰，你们的可恶的游手好闲是正确的。有人甚至还以此自豪，说什么，‘我是个聪明人，——所以我躺着，那些傻瓜才去忙忙碌碌。’是啊，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老爷们，——不过，我并不是说你，——他们的一生就在一种懒洋洋的百无聊赖之中度过，习惯了这么懒洋洋地泡在里面，就像……就像蘑菇泡在酸奶油里，”米哈列维奇说着，不禁因为自己的譬喻好笑起来。“啊，这种懒洋洋的百无聊赖——就断送了咱们俄国人！这些该死的懒汉，嘴里说要准备工作说了一辈子……”
“你骂个什么劲啊？”这回轮到拉夫列茨基吼叫了。“工作啊……干啊！可是，你先别骂，你最好说说，该干什么。我的波尔塔瓦的德摩斯梯尼！”
“哦，原来你想知道这个！兄弟，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这是每个人自己应该知道的，”“德摩斯梯尼”讽刺地说。“又是地主，又是贵族——还不知道该干什么！你没有信仰，否则你就会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信仰——所以得不到启发。”
“该死的东西，至少也得让我休息休息，让我看看周围的情况呀，”拉夫列茨基说。
“一分钟也休息不得，一秒钟也不行！”米哈列维奇做了一个命令式的手势，说，“一秒钟也不行！死亡不等人，生活也不能等待。”
“人们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地方，想出来要做懒汉的呀？”半夜三点多钟，米哈列维奇又嚷起来，可是嗓子已经有些嘶哑，“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在目前！在俄国！在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对人民，对自己，都有义务，都肩负着伟大的重任！我们在睡觉，时光在流逝，我们却在睡大觉……”
“请让我向你指出，”拉夫列茨基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是在睡觉，不如说，我们是不让别人睡觉。我们像公鸡似的，直着嗓子叫。你听，这已经是鸡啼三遍啦。”
被他这么一说，米哈列维奇不禁觉得好笑，也安静了下来。“明天见，”他微笑着说，把烟斗塞进烟袋。“明天见，”拉夫列茨基也说。但是两个朋友又继续聊了一个多小时……不过他们不再提高嗓门，他们的谈话是平静的，忧伤的，充满了善意。
米哈列维奇第二天走了，虽然拉夫列茨基一再挽留，却没有能劝他留下，不过倒是和他畅谈了一个痛快。原来，米哈列维奇是身无分文。拉夫列茨基在头一天晚上就怜惜地注意到米哈列维奇身上带有长时期贫困潦倒的种种征状和习惯：他的鞋跟磨歪了，常礼服的后背缺一个钮扣，手上久已没有戴过手套，头发上沾着绒毛；他来了以后，根本没有想到要稍事盥洗；吃晚饭时狼吞虎咽，用手把肉撕开，再用他那发黑的、结实的牙齿咯吱咯吱地嚼着骨头。原来，他的官运并不亨通，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包税商身上，其实，那个商人所以雇用他，无非是为了在自己的事务所里摆一个“有学问的人”撑撑场面。尽管如此，米哈列维奇并没有灰心丧气，仍旧我行我素，过着他那愤世嫉俗者、理想主义者、诗人的生活，真心实意地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自己的使命，为它们忧心忡忡；至于自己会不会死于冻馁，却极少关心。米哈列维奇没有结过婚，但是恋爱的次数却不知有多少，为他所有钟情的对象写过诗，他特别热情歌颂过一个神秘的黑发“潘娜”……虽然，风闻这位“潘娜”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女人，是好多骑兵军官的老相好……不过，仔细想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米哈列维奇和莱姆却合不来：由于不习惯，这个德国人被他那大嚷大叫的言谈和粗野的举止吓坏了……同是天下沦落人，按理彼此相隔老远就该立刻辨认出来，可是到了垂暮之年莱姆却难以和他接近了，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不能互通款曲，——甚至自己的希望也不同。
临行前，米哈列维奇又和拉夫列茨基谈了许久，预言他如果再不醒悟，就要完蛋，还恳求他认真关心自己的农民的生活，他拿自己为例，说他已经在苦难的熔炉里得到净化，——几次自称是一个幸福的人，把自己比做天上的飞鸟和幽谷的百合花……
“无论如何，只不过是一朵肮脏的百合花，”拉夫列茨基说。
“嗳，兄弟，别来你贵族老爷的那一套啦，”米哈列维奇温厚地说，“你还是要感谢上帝，他让你的血管里流着诚实的平民的血液。可是依我看，现在你需要有一个纯洁的、天使般的人儿，来把你从这种冷漠麻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多谢你，兄弟，”拉夫列茨基喃喃地说，“我可吃足了这些天使般人儿的苦头。”
“住嘴，完世不共的人！”米哈列维奇叫起来。
“‘玩世不恭的人’，”拉夫列茨基纠正他。
“正是完世不共，”米哈列维奇不以为意地又说了一遍。
甚至在他把那扁扁的、轻得出奇的黄皮箱已经放进马车，自己也上了车的时候，他还是说个不停。他裹着一件领子已经泛红褐色、钉着狮爪搭襻代替钮扣的西班牙式斗篷，还在发挥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高论，在空中挥动着一只黝黑的手，好像是在播着未来幸福生活的种子。马匹终于起步了……“记住我的最后三句话，”他把整个身子从马车里伸出来，一边摇摇晃晃，一边喊道：“宗教，进步，人道主义！……再见了！”他的被帽子压住眼睛的脑袋消失了。拉夫列茨基独自站在台阶上，遥望着道路，直到马车看不见为止。“其实，他的话大概是对的，”他回到屋子里，一面在想，“我大概是个懒汉。”米哈列维奇的许多话都不可抗拒地进入他的心灵，尽管他当时和他争论，不同意他。只要一个人的心地是善良的，——就没有人能够反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