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拉夫列茨基（我们得请求读者允许把故事的线索暂时中断）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拉夫列茨基家的始祖从普鲁士迁移到失明大公瓦西里二世的大公国，在别热茨基韦尔赫被赐予封地二百契特维尔特。他的后裔之中有许多人担任过不同的官职，在边远省份的王公和显贵手下当过差。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官职超过御膳房总管，也没有发过大财。拉夫列茨基家族里最富有、最出色的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的曾祖父安德烈。他为人残酷，大胆，聪明而狡猾。直至今日，有关他的独断专行、性如烈火、疯狂的慷慨和贪得无厌的传说，还不绝于人口。他身材高大魁梧，面色黝黑无须，说话口齿不清，好像总是昏昏欲睡，但是他说话的声音越轻，他周围的人就越是战战兢兢。他为自己选的妻子和他倒也相配。她暴眼睛，鹰嘴鼻，圆圆的黄脸，有茨冈血统，她性情暴躁，爱报复，对丈夫丝毫不让，他也几乎把她弄死；虽然她经常和他争吵，但是，她并没有比他多活多久。安德烈的儿子彼得，费奥多尔的祖父，不像他父亲。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草原地主，性情相当乖僻，喜欢空谈，做事缓慢，粗暴但不凶恶，好客，也爱养狗。他在三十多岁上就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两千个上好的农奴，但是不久他对他们就放手不管，听之任之，他卖掉了部分地产，家仆们都被他惯坏了。一些认识与不认识的小人，都像蟑螂似的从四面八方爬进他的宽敞、暖和而邋遢的宅子，一个个见到可吃的就吃，见到可喝的就喝，吃饱喝足之后，见到可拿的还来个顺手牵羊，一边对好客的主人歌功颂德。主人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颂扬”自己的客人，称他们是寄生虫和坏蛋；可是如果客人不来，他又觉得寂寞。彼得·安德烈伊奇的妻子性情温顺，是他遵照父亲的挑选和命令娶来的邻家的姑娘，名叫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对一切事情概不过问，高高兴兴地招待客人，自己也乐意出门走亲访友，虽然照她的说法，往脸上抹粉简直是要她的命。上了年纪她还常说：“您想想看，给你头上戴个毡帽，把头发统统往上梳，涂上油，扑上粉，还插上些铁发卡，到后来连洗也洗不掉；可是出门拜客不扑粉又不行——人家会见怪的，——简直要人的命！”她喜欢乘快马拉的马车，打起牌来可以从早打到晚，丈夫走近牌桌的时候，她总是用手捂住记在她名下的赢来的戋戋之数，不让他看见：然而她却把自己的嫁奁和全部钱财都交给了丈夫，完全听他支配。她给他生下一儿一女：儿子伊万，就是费奥多尔的父亲，女儿名叫格拉菲拉。伊万不是在自己家里长大，他从小就住在一个富有的老姑妈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家里：她指定他做她的继承人（要不是贪图这个，父亲是不会让他去的），把他打扮得像个洋娃娃，给他延请各种各样的教师，还指定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库尔坦·德·福赛先生照管他，此人以前是天主教神甫，让-雅克·卢梭的信徒，为人机灵，善于钻营，——照她的说法，是侨民中的fine fleur。到后来她差不多以七十高龄下嫁了这个fine fleur，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转移到他名下。过了不久，她涂脂抹粉，洒着a la Richelieu的龙涎香水，身边围绕着一群小黑奴、细腿的小狗和噪聒的鹦鹉，手里拿着佩蒂托制的珐琅鼻烟壶，在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弯形的绸面小沙发上死去——被丈夫遗弃的她，死掉了：那位满嘴甜言蜜语的库尔坦先生认为，还是趁早带上她的钱财逃往巴黎为妙。当这个意外的打击（我们说的是公爵小姐的结婚，而不是她的死）临到伊万头上的时候，他才二十岁；在姑妈家里他从一个富有的继承人一降而为寄人篱下的食客，他不愿意再待下去。他从小在里面长大的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现在却对他飨以闭门羹；去谋一个费力而没有前途的小差事吧，他又不屑去做（这一切都发生在亚历山大皇帝朝代的初年），他万般无奈，只好回到乡下去投靠父亲。他看到的老家又脏又穷，简直糟透了；草原生活的闭塞和煤烟，处处使他感到不胜委屈，寂寞使他苦恼，况且，除了母亲，全家个个都对他侧目而视。父亲讨厌他那京城人的习惯，讨厌他的大礼服、他的衬衫的硬邦邦的高领子、他的书籍、他的长笛、他的洁癖——难怪人们都感到他总是憎嫌别人。父亲不住地发牢骚，对儿子不满，“我们这儿样样都不中他的意，”他说，“上了饭桌就挑三拣四，什么也不吃，人身上有气味啦，屋子里不透气啦，他都受不了，看见别人喝醉了酒他就难受，也不许在他跟前打架，又不肯去谋个差事：说什么身体不好，呸，真是个娇宝贝！这都怨他满脑子里都装着伏尔泰，”老头子特别瞧不起伏尔泰，还有那个“狂信者”狄德罗，尽管他们的著述他连一行也没有读过：读书与他是无缘的。彼得·安德烈伊奇并没有说错：的确，他儿子满脑子都装满了狄德罗和伏尔泰，而且，还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卢梭，还有赖纳尔，还有爱尔维修和其他许多和他们类似的著作家，——不过也仅仅是在头脑里而已。伊万·彼得罗维奇以前的老师，那位退职的天主教神甫和百科全书派，满足于把十八世纪的全部高深的学说统统灌输给他的学生，而这个学生的头脑里倒的确是装得满满的；它们装在他的头脑里，却没有融入他的血液，没有深入他的灵魂，没有形成坚定的信念……不过，迄今为止我们也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岂能要求五十年前的一个青年有什么信念呢？父亲家里的客人们在伊万·彼得罗维奇面前也感到拘束；他讨厌他们，他们也怕他。他跟比他大十二岁的姐姐格拉菲拉也是格格不入。这个格拉菲拉是个怪物；又瘦，又丑，还是个驼背，一双目光严肃的大张着的眼睛和一双紧抿着的薄嘴唇，无论是她的面貌、声音以及急促而笨拙的举动，处处都令人想起她的祖母，那个茨冈女人，安德烈的妻子。她生性固执，爱掌权，出嫁的话她连听都不要听。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回家很不合她的心意；他在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家里做养子的时候，她就希望至少能得到父亲的家财的一半。她的吝啬也像祖母。此外，格拉菲拉还嫉妒她的弟弟：他受过那么良好的教育，一口带巴黎腔的法语说得那么漂亮，而她连“Bonjour”和“Comment vous portez vous”几乎都说不上来。固然，她的父母根本不懂法语，但是她并不因此而感到好受些。苦闷和寂寞使伊万·彼得罗维奇感到走投无路，他在乡下过了还不到一年，却已经觉得好像度过了十年。他只有对母亲可以讲讲心里话，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她那低矮的屋子里，听那善良的妇人的简单的絮叨，饱啖母亲做的蜜饯。碰巧，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婢女里有一个非常俊俏的名叫马拉尼娅的姑娘，她生着一双温顺明亮的眼睛，秀丽的容貌，聪明而又温顺。伊万·彼得罗维奇和她初次见面就看上了她，接着又爱上了她：他爱她的怯生生的步态，羞答答的回答，轻柔的声音和文静的微笑；他越来越觉得她可爱。她也以整个心灵的力量眷恋着伊万·彼得罗维奇——只有俄罗斯少女才会如此眷恋——而且委身给他了。在乡下地主的家里，什么秘密都不会隐瞒长久：很快，人人都知道了少爷和马拉尼娅的关系，最后，这个消息也传到彼得·安德烈伊奇的耳朵里。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大概也不会去管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可是他对儿子积怨已久，巴不得有机会把这个彼得堡来的聪明人和花花公子羞辱一番。于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又是叫骂，又是喧嚷：马拉尼娅被锁在贮藏室里，伊万·彼得罗维奇被唤到父亲跟前。安娜·帕夫洛夫娜听到叫嚷也跑来了。她极力想劝丈夫息怒，可是彼得·安德烈伊奇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像老鹰似的扑到儿子面前，大骂他伤风败俗，不信上帝，假貌为善，趁此把郁结在心里的对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的满腔怨恨统统发泄到儿子身上，种种不堪入耳的话都劈头盖脸而来。起初伊万·彼得罗维奇还一言不发，挺着，可是当父亲威胁他说，要给他一种丢人的惩罚时，他实在忍不住了。“狂信的狄德罗又要出场了，”他心里想，“我要把他的教诲付诸行动，你们等着瞧吧，我会让你们都大吃一惊。”于是，伊万·彼得罗维奇虽然四肢都在颤抖，却用平静的声音不慌不忙地向父亲宣称，父亲骂他伤风败俗是没有理由的，虽然他并不打算为自己的过错分辩，他却要设法补救，因为他感到自己是高出于一切世俗的偏见之上，他更是心甘情愿地这样做，那就是——他准备娶马拉尼娅为妻。说出这一番话，伊万·彼得罗维奇无疑是达到了目的：彼得·安德烈伊奇被他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可是做父亲的立刻醒悟过去，身上还穿着松鼠皮镶边的皮袄，光脚穿着鞋子，就抡起拳头向伊万·彼得罗维奇扑过去。偏偏那天伊万·彼得罗维奇梳着ā lā Titus的发式，身穿崭新的英国式蓝色燕尾服、带穗子的皮靴和漂亮的驼鹿皮紧身裤。安娜·帕夫洛夫娜拼命地大叫起来，用手捂住脸，这时她的儿子穿过整座房子，跳到院子里，又跑进菜园，冲进花园，飞也似地跑上大路，他一直头也不回地跑着，直到最后不再听到身后有父亲的沉重的脚步声和强烈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叫喊：“你给我站住，流氓！”他吼叫着，“站住！要不我要诅咒你！”伊万·彼得罗维奇躲藏在邻近一个独院地主家里。彼得·安德烈伊奇回到家里已是筋疲力竭，浑身大汗。他喘息未定，就宣布取消给儿子的一切祝福和继承权，吩咐烧掉他全部荒谬的书籍，把婢女马拉尼娅立即打发到一个遥远的村子去。有几个好心人找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又羞又恼，发誓要向父亲报复；当天夜里，他拦截了要把马拉尼娅送走的农家大车，抢走了她，带着她驱车跑到附近的城市里，同她结了婚。钱是由一个邻人周济的，那人是一个退职海员，终日喝得醉醺醺的，心地极其善良，最为喜欢，照他的说法，一切“高尚的事情”。第二天，伊万·彼得罗维奇给父亲写了一封客客气气的信，语气挖苦，冷淡，自己却前往他的远房表兄德米特里·佩斯托夫和妹妹——读者已经认识的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村子。他向他们诉说了一切，说他打算去彼得堡谋一个差事，恳求他们收留下他的妻子，哪怕是暂时的也好。说到“妻子”这个字的时候，他痛哭起来，不顾自己所受的京都的教养和哲学思想，竟低卑地、像一个地道的穷苦的俄国人那样，向自己的亲戚下跪，甚至把额头碰在地板上。佩斯托夫兄妹是富有同情心的好人，欣然同意他的请求；他在他们家里住了三个星期，心里暗暗等待着父亲的回信；但是回信没有来——而且也不可能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得知儿子结婚的消息，就病倒了，吩咐不准在他面前提起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名字；只有做母亲的瞒着丈夫悄悄地向一位司祭借了五百卢布的纸币，派人把钱送给他，还送给他妻子一个小小的神像；她不敢写信，只让她派去的那个一昼夜能走六十俄里的干瘦的农民告诉伊万·彼得罗维奇，叫他不要过于难受，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起来，父亲的盛怒也会变为宽恕；她本来心目中的儿媳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显然上帝的意旨如此，她也就给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送去她做母亲的祝福。那个干瘦的农民得到一个卢布的赏钱，他请求见一见新少奶奶，因为他是她的教父，他吻过她的手，就往家里跑了。
伊万·彼得罗维奇心情轻松愉快地动身前往彼得堡。此去前途渺茫，也许是贫乏威胁着他，但是他终于离开了可憎的乡间生活，主要的是——他没有辜负他的导师们的教诲，果真把卢梭、狄德罗和《La Dèclaration des droits des l＇homme》的理想“付诸实践”，而且身体力行了。一种完成了一件义务的感觉、胜利感和自豪感充满了他的心灵；至于和妻子分别，他并不感到十分可怕，如果要他整天厮守着妻子，倒会使他难受。那件事已经完成；应该着手去干别的事情。在彼得堡，出乎他的预料，他竟很走运。库宾斯卡娅公爵小姐——麦歇库尔坦已经抛弃了她，但她还不曾死——为了向侄儿稍稍弥补前愆，把他介绍给自己所有的友好，还馈赠他五千卢布（这几乎是她仅存的一点钱了）和一只列皮科夫制造的表，表壳上刻着他的姓名的简写，周围饰着一圈爱神像。不到三个月，他就在俄国驻伦敦的使馆里得到一个位置，搭上第一班启航的英国船只（那时候轮船根本还没有人说起），飘洋过海而去。几个月后，他接到佩斯托夫的来信。好心的地主祝贺伊万·彼得罗维奇的添丁之喜，儿子在一八〇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为纪念殉难圣徒费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取名费奥多尔。马拉尼娅·谢尔盖耶夫娜因为身体十分虚弱，只在信尾附上几行；但就是这寥寥的几行已经使伊万·彼得罗维奇惊讶不置了：他不知道，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已经教会他的妻子识字写字了。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并没有长时期沉湎于父爱的甜蜜激动之中：他正忙于向当时一位名噪一时的弗林或拉绮丝（古典的名字当时还很流行）献殷勤；蒂尔西特和约刚刚缔结，大家都急于尽情作乐，一切都卷入狂欢之中，如痴如醉，他也被一个活泼的美人儿的那双黑眼睛弄得神魂颠倒。他并没有多少钱，可是他的赌运很好，他广交朋友，凡是吃喝玩乐他无不参加，总之，他是扬着满帆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