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认得我了，”他脱帽说，“可是我认得您，虽然从我最后一次看见您已经过了八年。那时您还是个娃娃。我是拉夫列茨基。您妈妈在家吗？我可以见到她吗？”
“妈妈会非常高兴，”丽莎说，“她已经听说您来了。”
“您，好像是叫叶丽莎维塔吧？”拉夫列茨基说，一面走上台阶。
“是的。”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您，您那时的模样儿就叫人不会忘记；那时我常带糖果给您。”
丽莎的脸红了，心里想：他这个人真奇怪。拉夫列茨基在前室停了片刻。丽莎走进客厅，从那边传来潘申连说带笑的声音：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和格杰奥诺夫斯基已经从花园里回来，他在向他们讲城里流传的一桩新闻，对自己讲的新闻哈哈大笑。一听到拉夫列茨基的名字，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顿时浑身紧张起来，面色发白，迎上前去。
“您好，您好，我亲爱的cousin！”她拖长声音，好像要哭似地说，“我多么高兴看到您啊！”
“您好，我亲爱的表姐，”拉夫列茨基说，热情地握了她伸出的手。“您一切都好吧？”
“请坐，请坐，我亲爱的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啊，我多么高兴啊！请容许我首先向您介绍我的女儿丽莎……”
“我已经向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自我介绍过了，”拉夫列茨基打断了她的话。
“麦歇潘申……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请坐呀！我看着您，真的，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您身体可好？”
“您看：我非常好。表姐——希望我这么说不会给您带来不吉利的后果，——这八年来您可没有见瘦。”
“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梦幻似地说。“您是从哪里来？您把……我是想说，”她连忙改口说，“我是想说，您能在我们这儿长住吗？”
“我是刚从柏林来的，”拉夫列茨基说，“明天就要到乡下去——大概，会长住的。”
“您当然是住在拉夫里基吧？”
“不，不住在拉夫里基，我有一个小村子，离这儿大约二十五俄里，我要到那儿去。”
“这是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留给您的小村子吧？”
“就是那个。”
“您怎么啦，费奥多尔·伊万内奇！您在拉夫里基的房子多么好啊！”
拉夫列茨基微微皱了皱眉头。
“是啊……不过在那个小村子里也有一所小厢房；我暂时不需要什么。那地方目前对我最合适。”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又发窘了，甚至挺直了腰，无可奈何地把双手摊开。这时潘申来给她解了围，和拉夫列茨基攀谈起来。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定下了神，靠着椅背，偶尔插上一两句；然而这时她满怀怜悯望着她的客人，那样含有深意地长吁短叹，还那样沮丧地摇着头，弄得客人终于忍不住了，口气相当生硬地问她，她是不是不舒服？
“感谢上帝，我挺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反问，“您干吗这么问？”
“没什么，我觉得您好像有些不舒服。”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摆出一副庄严的、而且有些受了委屈的样子。“你既然不在乎，”她心里想，“关我的屁事；可见，我的爹，你这个人真是没心没肺；换了别人，早就该愁死了，你倒反而长了一身肥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自己心里想什么事的时候是不讲礼貌的；但是说出口来的时候却要斯文些。
拉夫列茨基的确也不像个交了倒霉运的人。他那双颊红润的、纯粹俄罗斯人的面孔，高高的、白皙的额头，略微嫌大的鼻子和端正的阔嘴巴，无一不散发出草原上的健康气息，散发出强壮的、无限的力量。他体格健壮，头上淡黄色的头发像少年人那样鬈曲着。只有在那双微鼓的、略嫌呆板的蓝眼睛里，露出又像沉思、又像疲倦的神色，他的声音也似乎有些过于平板。
这时候，潘申煞费苦心地不让谈话中断。他把话头转到制糖的利益上——这是他从不久前读过的两本法文小册子上看来的，——就沉着而谦虚地叙述书的内容，对于出处却只字不提。
“这不是费佳吗？”从隔壁房间的半掩着的门后，突然传来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声音，“没错，正是费佳！”接着，老妇人就迅速地走进客厅。拉夫列茨基还没有来得及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就一把搂住他。“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你，”她说着，一面离他的脸远些。“嗳！你看上去好极了。老虽老了些，可是一点也不难看，真的。你怎么吻我的手——要是你不嫌我这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你就亲亲我吧。恐怕，你压根儿没有问起过我吧：问问，姑姑还活着吗？你落地就是我抱着的，真是个淘气包！得啦，你哪里会记得我呢！不过你是个聪明人，回来就好。怎么样，我的姑奶奶，”她转脸对着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你没有拿点什么请他吃？”
“我什么都不要，”拉夫列茨基连忙说。
“我的爹，茶总得喝点吧。我的老天爷！人家大老远的跑来，连茶也不请他喝一杯。丽莎，你去弄点茶，快点。我记得，他从小就馋得要命，现在大概也还爱吃吧。”
“给您问安啦，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潘申从旁边走近兴奋激动的老妇人，向她深深地一鞠躬。
“对不起，我的好先生，”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说，“我只顾高兴，没有看见您。你的模样长得像你那亲爱的妈妈，”她又转过脸对着拉夫列茨基，继续说，“只是你的鼻子像你爹，一直没变样。好啦，你在我们这儿能多呆些时候吗？”
“我明天就走，姑姑。”
“去哪儿？”
“回家，去瓦西里耶夫斯科耶村。”
“明天？”
“明天。”
“好，明天就明天吧。上帝保佑你，你自己的事自己更清楚。可是你记住，临走前要来辞个行。”老妇人拍拍他的面颊。“我没想到还能活着看见你，我还没有打算死呢，不——我大概再活上它十年就够啦：我们佩斯托夫家的都长寿；你死去的爷爷常说我们是活两辈子的。可是上帝知道，你又在国外逛了多久。行啦，你真是好样的，好样的，大概你还像从前一样，一手能举十普特吧？你死去的爹，人尽管荒唐，可总算做了一件好事，给你请了一个瑞士教师；你还记得跟他比拳的事吗，那是叫体操吧？可是，我干吗这么唠叨个没完，害得潘辛先生（她总叫不准潘申的姓）不能发表高论。不过，我们还是去喝茶吧，还是到阳台上去喝好；我们的奶油好极了——跟你们伦敦的和巴黎的可不一样。走吧，走吧，费久沙，来搀着我。啊，你的胳膊真粗！有你搀着，我就不怕摔倒了。”
大家都站起来到阳台上去，只有格杰奥诺夫斯基悄悄地溜掉了。在拉夫列茨基和女主人、和潘申以及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谈话的时候，他一直坐在角落里，注意地眨着眼，像孩子般好奇地噘起嘴巴；现在他要赶紧去向全市散布有关新来的客人的新闻了。
这是当天晚上十一点钟，在卡利京夫人家里发生的事：在楼下的客厅门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乘着和丽莎告辞的机会，握着她的手对她说：“您知道，是谁吸引我到这儿来的；您知道，我为什么不断到府上来；一切都非常明白，何必再说什么呢？”丽莎没有回答，也没有笑，她微微抬了抬眉毛，红着脸，眼睛望着地上，但是没有把手缩回。楼上，在马尔法·季莫费耶夫娜的房间里，在悬挂在晦暗古老的神像前的灯光下，拉夫列茨基坐在一张圈椅上，臂肘撑在膝上，把脸埋在手里。老妇人站在他面前，偶尔默默地抚摩他的头发。告辞女主人之后，他又在她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对他的这位好心肠的老友，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什么都不问……而且，他又何必说，她又问什么呢？不说不问，她对一切都十分理解，对他的满腔痛苦，又是那么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