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十天。梅尔的父母是木讷、和蔼和隐忍的人，住在一条僻静街道的一幢旧木屋里。当我把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大致讲了讲，他们哭了起来。他们说他们很高兴她能回家，他们会好好照顾她，他们说了很多责怪自己的话，我没有去打断他们。
当我离开时，梅尔系了一条普通的围裙在赶馅饼皮。她在围裙上擦擦手来到门口，亲了亲我便哭起来，跑回屋里，门口没有别人，直到她母亲走来，满脸亲切的笑容，看着我开车离去。
待我看着那房子从视野中消失，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写了一首诗，是首好诗，但我忘了，再也想不起来。
我回来后去找了布雷兹探长，问他菲利普斯一案有何进展。他们花了一番心思，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运气，成功地破了案。莫尔尼夫妇根本没去报案，但有人打电话说瓦尼尔的房子里传出枪声，随即挂了电话。查验指纹的人对那把枪上的指纹摸不着头脑，所以他们检查了瓦尼尔的手，看有无火药痕迹。当他们在他手上发现了硝酸盐后，他们最终认定这是一起自杀。之后，一个在自杀调查中心工作，叫拉基的侦探想到再查一下那把枪，他发现曾有过这把枪的通报，这样的一把枪和菲利普斯被杀有关。亨奇认出了这把枪，但更有甚者，他们发现在扳机的一侧有他的半个大拇指印——一般情况下扳机是不往后扳的，这个指纹也就没有完全擦掉。
有了手上的证据和瓦尼尔的一组清晰指纹——比我按上去的那组清晰多了——他们又去了菲利普斯的公寓以及亨奇的房间。他们发现瓦尼尔的左手在亨奇的床上留下了印迹，菲利普斯卫生间的马桶冲水拉杆的下端也有他的指纹。随后他们拿着瓦尼尔的相片向附近住户打听，了解到他曾在那条小巷里出现过两次，在另一条小巷里至少出现过三次。奇怪的是，公寓楼里的人都说没见过或者不承认见过他。
他们现在缺乏的只是动机了。蒂格尔在盐湖城的被捕恰好提供了对动机的说明：他试图向一个钱币商人出售一块布拉什金币，钱币商人觉得这是枚真币，但怀疑是偷来的。这样的金币在他住的旅馆里有十几枚，其中有枚还就是真币。他把事情全告诉了他们，给他们看他用以辨认那枚真币的一个细小的记号。他不知道瓦尼尔从哪儿得到这枚金币，他们也从来没有查出来，因为报纸上有许多报道，要是这枚金币是偷来的，那金币的主人就会找上门来。而金币的主人从未现身。警察一旦确认瓦尼尔是凶手，也就不再关注他了。虽然尚有疑问，但他们还是以自杀结了案。
过了一些日子，他们也把蒂格尔放了，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与谋杀有关，他们追究他的只是试图欺诈。他合法地买进金子，伪造不再流通的纽约州钱币，并不触犯联邦有关伪造的法律。犹他州拒绝对他进行起诉。
他们从不相信亨奇的招认。布雷兹说他只是利用此事对我施压，以防我隐瞒真相。他知道我不会保持沉默，要是我有了亨奇是无辜的证据。这对亨奇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查到他和一个叫加埃塔诺·普里斯科的意大利人合伙抢劫了五家酒类专卖店，其中一次，有人被开枪打死。我从未听说普里斯科是不是巴勒莫的一个亲戚，但他们也从未抓到过他。
“怎么样？”布雷兹告诉了我这一切，或者是说这一切发生之后问我。
“有两点还不清楚。”我说，“为什么蒂格尔逃跑，为什么菲利普斯要化名住在法院街？”
“蒂格尔逃跑是因为开电梯的人告诉他，莫宁斯塔老头被杀，他感觉情况不妙。菲利普斯用安森的假名是因为信贷公司在追讨他的汽车，他实际上已经破产，走投无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不错的年轻人会卷入这件一上来就觉得不正当的事情之中。”
我点点头，觉得事情可能就是如此。
布雷兹和我一起走到门口。他用手搭在我肩上并捏了一下。
“还记得那天晚上在你的公寓，你对斯潘格勒和我嚷嚷的那个卡西迪案子吗？”
“记得。”
“你告诉斯潘格勒没有什么卡西迪案子。有的——只是名字不同。我侦办这个案子。”
他的手从我肩上放下，为我打开门，微笑着看看我。
“就因为卡西迪案子，”他说，“也因为那个案子给我的感受，我有时会放过某个人，而其实他也许是不配有这个机会的。对一个像我——或像你——这样的劳工来说，不过是从那些手脚不干净的百万富翁那里拿到一点报酬而已。”
夜深了。我回到家里，换上已旧了的便服，摆好棋子，调了一杯酒，下起卡帕布兰卡棋来。这局下了五十九步。下得干脆利落，无声无息但近于完美。
棋下完后，我来到窗口站了一会儿，呼吸着夜晚的空气。随后我把酒杯拿到厨房，冲洗了一下，往杯里倒了冰水，站在水池边小口喝着，并端详镜子中我的脸。
“人生如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