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数字写在一个章节的开始，这个章节将要报道一个发生在我朋友生活圈子之内的惨痛事件，一个人的灾难——可是，我的上帝，我在这里写下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眼，又有哪一个不是笼罩在这场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氛围的灾难之中的呢？又有哪一个不是像这只奋笔疾书的手那样动不动就会因为这场灾难所带来的震颤而暗自颤抖的呢？我的叙述正在奔向这场灾难，这场灾难同时也让当今世界——至少是人道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蒙上阴影。
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人的特别私密、几乎不为外界所注意的灾难，而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男人的无耻，女人的软弱，女人的骄傲和职业的失败。现在算来，事情也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然而，克拉丽莎·罗德，那个女演员，那个显然同样也处在危险之中的伊涅丝的妹妹走向毁灭的情形，却依旧会，而且几乎是历历在目地浮现于我的眼前：她在1921到1922年间的冬季演出季之后，在五月份，在普菲弗尔林，在她母亲租住的那栋房子里，在没有太多为后者着想的情况下，匆忙而坚决地以服毒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她之所以还耐着性子地把她的生命维持了这么许久，也正是为了等待这个她的骄傲不再能够承受她的生命的时刻。
这里，我要把那些导致她做出这一让我们大家深感震惊、实质上却是无可指责的恐怖之举的因素，以及她实施这一举动的前后过程，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复述。正如我之前已经暗示过的那样，她慕尼黑的老师的担心和警告是完全有道理的，克拉丽莎的艺术生涯多年来始终没有能够从地方的底层上升到比较高的、比较有名气的和被认可的级别。她先是在东普鲁士的埃尔滨，然后又来到位于巴登的普福尔茨海姆——这也就是说：她是在原地踏步，或者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进步；全帝国所有较大的剧院都对她置之不理；她一事无成，或者说没有取得任何像样的成绩，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但对当事人而言却又是极其难以接受，即她的天分比不上她的雄心，她缺乏真正的戏剧细胞来帮助她，使她的知识得到发挥，使她的愿望得以实现，使她能够在舞台上赢得众多的难以驾御的观众的感情、观众的心。总之她是从根本上缺乏那种既然是在任何艺术中都至关重要，因而肯定也是在喜剧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东西——不知这样说对艺术，尤其是对喜剧艺术是恭敬呢，还是不恭敬。
另外还有一件别的事情也促使克拉丽莎的生活乱了阵脚。她，正如我很早就遗憾地觉察到的那样，不能把舞台和生活很好地区分开来；她是演员，而或许正是因为她不是真正的演员，所以她即使是在舞台之外也格外强调她是演员；这门艺术所具有的那种身体的加个性的特征使得她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惜通过浓妆艳抹，通过高高隆起的蓬松发型和装饰过度的帽子来大肆装扮自己——一种完全没有必要和容易引发误会，让对她怀有好感的朋友感到难堪，让市民觉得受到挑衅，同时却又让男人敢于产生非分之想的自我表演——完全是错误的和违背任何本来意愿的；因为克拉丽莎又属于那一类最能冷嘲热讽地拒人于千里之外、最冷淡、最贞洁、最高贵的人——尽管这种含讥带讽的高傲的铠甲很可能是针对她自己作为女人的渴望的一种保护机制，而恰好又是这些渴望使得她不愧为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施维尔特费格的——或者说从前的——情人的名副其实的妹妹。
不管怎样，继那个保养得很好的有意让她做他的情妇的六十岁老头之后，还有一些心猿意马的轻浮少年在她那里丢人现眼地碰了钉子，此外，还有几个搞公共评论的家伙，本来是可以替她说话的，却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采用嘲笑贬低她的表演的伎俩来对她进行报复。随后，命运终于找到她的头上，可鄙地让她的不屑一顾的骄傲化为乌有、荡然无存：我在这里之所以说“可鄙地”，是因为征服她的童贞的那个家伙根本就不配得到这样的胜利，而克拉丽莎本人也绝不认为他配得到这样的胜利：此人留着一个准魔鬼似的山羊胡子，看见女人就现出一副色迷迷的馋样，经常跑去后台打情骂俏，整一个小地方公子哥，他的职业是普福尔茨海姆的一个律师，刑事犯罪辩护人，说起话来浅薄无聊，口若悬河，对人不屑一顾，他的内衣精致考究，另外，他的两只手上还长满密密麻麻的黑毛，这就是他施行占有时的全部行头。一天晚上演出结束之后，很有可能是在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况下，看似浑身带刺，其实却是毫无经验和毫无设防的冷淡矜持的她，终于不敌此人例行公事般的老道，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她为此而气急败坏，也为此而极度鄙视自己；因为引诱她的这个人虽然能够吸引她的感官一时，却无法令她对他怀有任何好感，相反，他的胜利在她心里所能激起的只有满腔仇恨，当然，这种仇恨里同时却又混杂着她从内心深处感到的一丝惊异，即他居然有办法叫她克拉丽莎·罗德堕落。从此，她对他的欲求一概，而且还是冷嘲热讽地加以拒绝。不过，始终令她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却是，他总有一天会把她曾经做过他的情人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因为，那人当时就已经以此对她施过压，进行过要挟。
就在她深感痛苦、失望和羞辱的时候，能够让她得到解脱的、过上正常人的和体面的生活的美好前景呈现在了她的面前。向她提供这样的前景的人是一个来自阿尔萨斯的年轻的实业家，他不时地会因为生意的缘故从斯特拉斯堡跑到普福尔茨海姆这边来，他在一个人数较多的场合与她相识，并且要死要活地爱上了这个长相漂亮而又喜欢冷嘲热讽的金发女郎。而克拉丽莎那时也并不是一点演出合同都没有，相反，她倒是第二次受雇于普福尔茨海姆市立剧院，虽说只是些个并不值得特别感激的跑龙套的小角色，但她仍然应该为此感谢一个上了年纪的编剧的好感同情和大力举荐，这位自身在文学上同样感到吃力的编剧，虽然也没有办法令自己信服她的戏剧才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却懂得珍视她在精神境界和作为人的方面所普遍达到的那个水准，这个水准远在一般杂耍小艺人的水准之上，并且也使得她因此而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也许，谁知道呢？说不定他甚至爱她呢，只是因为他太失望，也太与世无争了，所以始终没有勇气表达他心中那份默默的好感。
总之，在新的演出季开始之时，克拉丽莎邂逅了一个年轻人，他答应把她从她目前所从事的错误职业中解放出来，娶她为妻，为她提供一种安宁而有保障，甚至是物质条件优越的生活，尽管是远在异国他乡，可不管怎么说，终究也算得上是那种同她的市民出身相仿的环境。她满怀希望、喜悦、感激乃至柔情（那种源自感激的柔情）地把亨利的求婚以及他的愿望暂时还遭到家里反对的情况写信告诉给了她的姐姐，甚至还告诉给了她的母亲。他，约莫和他的心上人同龄，是集全家希望于一身的大少爷——或者也可以说是小少爷，他母亲的心肝宝贝，他父亲在生意上的好帮手，对于他上述的那些愿望，他在家里很热情地，并且肯定也是下了很大决心地进行了捍卫——但是，这种热情和决心恐怕必须再多上一点点才行，只有那样才可以迅速消除他那资产阶级大家族对这个女演员，对这个流浪女艺人，此外还是一个“德国鬼子”的偏见。——亨利非常理解他的家人对于他的高贵性和纯洁性的担心，以及他们对于他可能会因为感情而毁掉前程的忧虑。当然，他是绝对不会为了要把克拉丽莎领进家门而做出此等事情来的，可是，要想让他们明白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他把她本人带回来，把她介绍给他的生他养他的亲人们，介绍给他的心怀醋意的兄弟姐妹们和有判断能力的七大姑八大姨们，让他们去检察考验，而他几周以来便一直在为这次会面的获准和安排而四处奔忙：他通过定期写明信片和反复往普福尔茨海姆这边跑的方式向他的恋人通报他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
克拉丽莎对于自己的胜利充满信心。她和他就社会地位而言其实是门当户对的，这一点只不过是受她现在所从事的职业的影响而被掩盖了罢了，况且她已经准备放弃这个职业了，这一点待亨利家那些担惊受怕的族人亲眼见到她本人之后是会明白过来的。她不仅在信中，而且也利用一次访问慕尼黑的机会直接以口头的形式，开始提前对即将到来的他们的正式订婚和未来生活作出展望。尽管这个未来和她作为那个丧失了根基、追求精神、追求艺术的城市贵族家庭出身的孩子所有过的梦想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这个未来却是港湾，是幸福——一种资产阶级的，显然是由于她的生活将要被置于其中的那个异国他乡、那个全新国度所具有的魅力而更容易为她所接受的幸福：她生动地想象着她未来的孩子们用法语聊天的情景。
就在这时，她过去生活中的那个幽灵，一个愚蠢的、空洞无物和卑鄙无耻的，但同时却又是狂妄的和冷酷无情的幽灵，突然冒了出来，对她进行阻止，对她肆意挖苦，让她的种种希望破灭，把这个可怜的人儿逼进墙角，逼上死路。那个通晓法律的流氓，她曾在软弱无力的时刻属于过他，现在他利用他所有过的唯一一次胜利来讹诈她。他说，如果她再不答应委身于他的话，他就要把他和她的关系告诉给亨利的家人，甚至是亨利本人。根据我们后来所了解的所有情况来看，这个杀人犯和他的牺牲品之间想必上演了一幕幕绝望的场景。这姑娘徒劳无益地请求——最后甚至是跪下来——乞求他，求他体谅她的苦衷，放过她，别强迫她为了息事宁人过平静生活而付出背叛这个爱她的、同时也是为她所爱的男人的代价。正是这样的表白刺激了这个恶棍的残暴。他毫不讳言地表示，她即使现在愿意委身于他，那也只能赢得眼前，也只能赢得暂时的安宁，买到斯特拉斯堡之行，买到订婚仪式。他说，他永远也不会放过她，相反，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随心所欲地去督促她，提醒她为他的沉默向他表示感谢，而只要她拒绝向他表示感谢，他就立马不再保持沉默。她将不得不过着一种与人通奸的生活——这将是对她这个市侩，对她的被他称之为胆怯地跑到资产阶级那里藏身的行径所进行的正义的惩罚。其实，如果事情真的难以为继的话，如果，就算是在没有他推波助澜的情况下，她的小男人自己发现了她的这个秘密的话，那么，她手里始终还留有那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物质，这种物质从一开始就被她保存在那个装潢精美的物件，即那本封皮盖子上有个骷髅头的书里。而或许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可言的是，她正是因为拥有了希波克拉底的这种药物，所以她才会感到自豪，才会感觉自己面对生活时又多了一份优越感，也才敢于对生活进行这种阴森恐怖的嘲弄——一种同她原本准备进行的以资产阶级方式与生活讲和相比更能给她长脸的嘲弄。
我认为，那个无赖除了强行求欢之外，其真正的目的恰恰就是要置她于死地。他那卑鄙恶毒的虚荣心渴望有一个女人的尸体为之铺路；他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要人类儿女之中的一员，即使不是独独为了他，却也是由于有了他的因素而走向死亡和毁灭。啊，克拉丽莎竟然非要称他的心、如他的意不可！事情就是这样，她别无选择，这一点我从现在来看是这样，我们大家从当时来看也只能是这样。为了获得暂时的安宁，她又一次遂了他的心愿，这样一来，她反倒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受他的摆布了。也许她心里盘算的是：等亨利的家人接受她了，等她和亨利结婚了，她就会找到对付这个讹诈者的办法来了。但是，她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折磨她的那个家伙显然已经决定连婚都不让她结了。一封用第三人称写就的揭发克拉丽莎另有情人的匿名信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家人里，在亨利本人那里显现了作用。他把那封信的内容寄给她——让她，如果可能作出解释的话，作出解释。而他自己附在信中的信也不大让人能够看得出他对她所怀有的爱情是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那一种。
克拉丽莎是在普菲弗尔林收到这个用挂号信寄来的邮件的，她那时在普福尔茨海姆的戏剧演出季已经结束，正在她母亲那位于栗子树后的小屋里作客，并准备呆上几周再走。事情的发生是在下午的早些时候。市政议员夫人看见她的这个喜欢饭后独自去散步的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散步途中折回。在屋前的小场地上，带着一脸仓促、迷惘和茫然的微笑的她，急匆匆地同她擦肩而过，一头扎进她的房间，房门的钥匙紧接着便在她的身后，在锁孔里短促而有力地转动起来。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在隔壁，不大一会儿工夫之后，老夫人听见女儿在盥洗台旁用水漱口——我们今天知道，她当时这样做是为了缓解那种可怕的酸在她的咽腔里造成的损害。之后便是一片寂静——这种阴森恐怖的寂静一直持续到约莫二十分钟之后市政议员夫人去敲克拉丽莎的房门并呼唤她的名字为止。她不停地、拼命地敲门、叫唤，但里面始终没有应答。老夫人感觉大事不妙，顾不得额头上再也梳不拢去的头发和牙齿脱落之后留下的瘪嘴，赶紧跑到对面的主楼里，压低声音地向施魏格施迪尔太太通报了情况。经验丰富的女房东于是带上一个伙计跟她一起过去，在两个女人反复敲打和叫喊之后，那伙计撬开了门锁。克拉丽莎双眼圆睁地躺在床脚头边上的长沙发上，这是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的一种家具，带靠背和扶手，早在拉姆贝格大街那会儿我就见过它，而当死神在她漱口的当口向她袭来之时，她就是一头栽到它上面去的。
“怕是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亲爱的市政议员夫人，”施魏格施迪尔太太一看到身子半立半躺着的死者的惨状，就一边很是无奈地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放到脸上，一边摇头这样说道。这种确凿无疑得让人不得不信的场面我只是到了晚上才得以目睹，我接到房东太太的电话通知后便赶紧动身从弗莱辛赶了过来，作为这家人的老朋友，我首先动情地拥抱并抚慰了那位呜咽不已的母亲，然后和她、艾尔泽·施魏格施迪尔以及一起过来的阿德里安一道站在了死者的遗体旁。克拉丽莎美丽的双手和面庞上都有乌紫的淤斑，这表明，造成死亡的原因是一种迅速的窒息，由足以杀死一个连士兵剂量的氢化物所导致的呼吸中枢瘫痪所引起。房间的桌子上放着那件里面空空如也、底部的螺丝已经被拧开的青铜容器，即那本用拉丁文字母写有希波克拉底名字、上面还躺着个骷髅头的书。同时放在桌上的还有一张草草地用铅笔写给她未婚夫的法文字条：
“我爱你。我骗过你一次，但我爱你。”
那个年轻人跑来参加由我负责筹备的葬礼。他非常伤心，或者说更多的是“空寂”，从而，显然是错误地，给人造成一种不是特别真心的，而更有一点像是在说客套话的感觉。我并不怀疑他的痛苦，带着这种痛苦他喊出了下面这段话：
“啊，先生，我非常爱她，所以能够原谅她！这一切原本是可以有个好的结局的。可现在——竟然是这样！”
是的，“竟然是这样”！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疲弱无力的集家人希望于一身的小少爷，从而能够成为克拉丽莎的一个更为可靠的支柱的话，那么，这一切真的是可以有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的。
在那个晚上，当市政议员夫人坐在她孩子那已经变得僵硬的躯壳旁，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的时候，我们，阿德里安、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和我，一起起草了那份公开的、由克拉丽莎的近亲签字的、措辞既委婉又明确的讣告。我们一致同意采用这样的说法，即死者是在经历了沉重的、无法愈合的心灵痛苦之后而告别人世的。我把这份讣告拿去给慕尼黑的新教教长看，我去造访他，目的是想请他来主持市政议员夫人所迫切希望的教会葬礼。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得不太老练，我一见到他，就天真而充满信任地向他承认了克拉丽莎宁死也不愿意苟活的事实，可是，这位僧侣，一个五大三粗、真正典型的路德教的牧师，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承认，我当时是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的，原来，教会虽然一方面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无所作为，但是，它另一方面也不愿意为即使再正直，却也是公然宣称的自杀作最后的祝福。总之，这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就是想要我不说真话。我于是就，近乎可笑，莫名其妙地突然把话锋一转，声称整件事情的原因不明，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是一个事故，把盛香水的小瓶子搞混了，如此这般，最终才使得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为着他那神圣的公司的利益，在他的公司的参与为人所看中而感觉很受用的情况下，把举行教会葬仪一事答应下来。
葬礼在慕尼黑森林公墓举行，罗德家的朋友们悉数参加。就是鲁迪·施维尔特费格，就是齐恩克和施彭格勒，甚至于席尔德克纳普都没有缺席。大家都发自内心地感到悲痛，因为大家以前都很喜欢这个可怜的、做事唐突、为人骄傲的克拉丽莎。浑身上下被密封在一片黑色里的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站在她那不能露面的母亲的位置上，小脖颈歪向前方、温柔庄重地接受来宾的哀悼。而我没有办法不把她妹妹的这种生活尝试的悲剧性结局视作她本人未来命运的一个凶兆。另外，通过和她所作的交谈，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其实更羡慕和妒忌克拉丽莎，而不是为她感到悲哀和伤心。他的夫君的家境随着某些阶层刻意制造的货币贬值而持续恶化。这堵奢侈豪华的胸墙，这种应对生活的保护，在心惊胆战的她看来正在濒临消失，而且，他们在英国公园边上的那套富贵的公寓今后还能不能保得住，也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鲁迪·施维尔特费格而言，他虽然向克拉丽莎，他的好伙伴，表示了最后的敬重，但他的人却又是尽可能快地提前离开了墓地的——在他向死者的那位近亲属表示完哀悼之后，他就离开了，我当时就提醒阿德里安对其纯属礼节性的这种匆忙简短加以注意。
这也很可能是伊涅丝第一次和他的情人重逢，自他宣布和她结束关系以来——我担心：他用的是有些无情的方式，因为“用友好的方式”来结束，在她这个绝望地、顽强地紧抓不放的女人这里恐怕是不太可能。她现在和她那小巧的丈夫并肩站在她妹妹的墓旁，全然一副弃妇模样，一个无论怎么猜想都是极度不幸的形象。不过，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予以安慰和补偿的则是，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小团体团结在了她的周围，其成员都来参加了葬礼，尽管其中一部分人前来参加，更多地是为了照顾她的面子，而不是为了向克拉丽莎表示敬意。属于这个小而固定的组织、派别、协会，或者用我自己的话说，属于这个友谊俱乐部的成员，有充满异国风情的娜塔莉娅·克虐特里希，她是伊涅丝最信任的密友；也有一个同丈夫离了婚的来自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方的女作家，写过几部喜剧，并在施瓦宾搞了一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沙龙；还有宫廷女演员罗莎·茨维切尔，一个常常爆发强烈的神经质情绪的女人；外加这样或那样的女性人物，我在此就不再一一对她们进行描述了，这样做的一个特殊的原因是，我对属于这个团体的每一个积极分子并不全都了如指掌。
把这群人粘到一起的黏合剂是——读者听闻之后应该不会感到吃惊——吗啡：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胶合材料；因为，这些成员不仅用这种既让人舒服又让人败坏的毒品来实施亲如战友般的互帮互助，而且，在这些沦为同样的毒瘾和嗜好的奴隶中间，从道德上讲，还存在着一种悲观的，不过倒也是温情、甚而是彼此充满敬重的团结，而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里，把这伙女罪人串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一种确定的、由伊涅丝·英斯提托利斯创立的哲学或准则，而为了给她们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这个小团体的全部五个或六个好朋友都对其表示赞同。而伊涅丝的观点是——我本人偶尔也亲耳听她说起过——痛苦是有违人类尊严的，忍受痛苦是一种耻辱，然而，姑且完全抛开那些由身体的疼痛和心灵的哀伤带给人类的种种具体的和特殊的屈辱不谈，生命本身，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赤裸裸的生存，这种动物的存在，就是一副没有尊严的沉重的枷锁和卑贱的负担，毫无高贵和骄傲可言，也就是说，人权和精神权利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推开这个包袱，卸掉这个重物，用这种美好的、能够保证身体以这样的方式从受苦的状态之中解放出来的物质来供应身体，通过这种办法去获取自由、轻松以及一种似乎是没有了肉体的健康。
显然，这种哲学的一个优雅之处就在于，它忍受了这种使人变得娇弱的习惯所带来的身心俱毁的后果，而很有可能正是这种对于共同的早衰的意识为这些女性伙伴之间的关系定下了这样一种温情脉脉、甚至是互敬互爱的基调。每当在社交场合碰面时，她们的眼睛里就会射出狂喜的光芒，她们就会动情地拥抱和亲吻，看到她们这个样子，我并不是没有感到反感。是的，我现在承认，我心里对她们为自己配制的这帖方剂是不能容忍的，但我同时也是带着一丝惊讶来承认这一点的，因为我通常是很不喜欢自己扮演一本正经和吹毛求疵的角色的。那种甜蜜的欺骗或许是这种罪恶所致，要么它从一开始就是内在于这种罪恶的，这让我从心底里感到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而另外也让我感到气愤的是她对她的孩子们所采取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漠然态度，她用她对于那种胡作非为的沉迷来证明了这种漠然，而这种漠然也把她所有的对于那几个白白的豪华造物的过分的爱作为谎言加以揭穿。总之，自从我知道和看到这个女人都放纵自己干了些什么之后，我便从心底里对她失去了兴趣，而她也相当敏锐地察觉到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坍塌，并且，她对此还报之一笑，这种纷繁复杂和恶作剧似的不怀好意的微笑，在我看来，和她以前那次在骗得我充满人情味地倾听她的爱情痛苦和欢乐长达两小时之后，所展露的那种微笑颇为相似。
啊，她没有多少能够让自己变得快活起来的理由，因为像她那样作践自己其实是很痛苦的。她很有可能是超剂量吸毒，这不仅没有给她创造出充满活力的健康来，反而使她陷入一种不能出去见人的状态。那个茨维切尔在这种物质的作用下会表演得更有天分，而娜塔莉娅·克虐特里希也通过它提高了她的社交魅力。可是，在可怜的伊涅丝身上却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她迷迷糊糊地跑到家里的那张餐桌旁，目光呆滞地冲着她的大女儿和她那大惊失色、尴尬万分的丈夫点头，整个人随后便歪倒在那张始终还保养得很好的、闪烁着水晶的光泽的餐桌下面。我此外还要承认的一件事情是：伊涅丝几年后犯下了一桩激起普遍震惊并使她的资产阶级的存在得以终结的死罪。但是，无论这桩罪行让我感到多么的毛骨悚然，出于老朋友的情谊，我仍然几乎会感到自豪，不，坚决地会感到自豪的是，陷入沉沦之中的她最后终于找到了那股促使她去采取这一行动的力量和疯狂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