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我一说起它来，我就会浑身颤抖，我的心就会一阵阵发紧，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我这就来说它，它的发生时间约莫是我在瑙姆堡接到阿德里安的那封来信，即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那封来信，在我接到此信之后的一年，也就是如他在信中跟我所说来到莱比锡并首次参观该城一年多以后——亦即在我服完兵役和他重逢之前不久。那次重逢，他外表没有变化，但实际上已被打上记号，已被命运之箭射中。我觉得，我似乎应该把阿波罗和缪斯们唤来，但愿他们能够在我叙述那个事件时让我想起最纯净、最体恤的词句：体恤读者的敏感，体恤我对于我的这位亡友的纪念，也最终体恤我自己，因为我感到，让这件事情流传下来，无异于一次沉重的个人表白。然而，这次呼唤想要面对的方向却让我真正地看到了我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我要讲述的那个故事的本色之间的不可调和，那种色调源自完全不同的、与古典文化的明朗有着天壤之别的传统层面。我是否能够胜任我的工作，我是带着这种疑虑开始这部传记的写作的。我不再重复那些令我打消这种疑虑的理由。有它们作后盾，我会始终如一地忠实于我的这项工作，这就够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阿德里安又一次，也就是说第二次来到那个无耻的差役曾经骗他来过的地方。人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在长达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遭受了伤害的精神的自尊一直在捍卫着自己，而令我始终感到些许安慰的则是，尽管他被那赤裸裸的情欲阴险地触动，但是，他的屈服其实并非全无一丝精神的掩饰和人性的高尚可言。我认为，任何人，只要他的肉欲是，即便是很生硬地，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个体目标上，那么，他就是做到这一点了；我认为，它存在于那个选择的瞬间，即便这个选择并非自愿，而是由它的对象无所顾忌地促成。一旦欲望呈现出人的，哪怕是最渺小、最卑微的人的面目，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爱情的升华作用。所以，也可以这样说，阿德里安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才重又第二次找回到那个地方去的：就是为了那个女人，她的触摸在他的脸颊上燃烧，这个穿着单薄的短上衣、长着大嘴巴的“浅棕色”女人曾经把身体贴向站在钢琴旁的他，而他则把她唤作艾丝梅拉达；她就是他要在那里寻找的那个人——但他并没有找到她。
这种固定，尽管它是如此的不幸，但它却使得阿德里安在第二次自愿造访此地之后，能够作为同一个人离开，就像他第一次不自愿的造访之后那样，不过，他却十拿九稳地打听到了那个触摸过他的女人的地址。他因此还以音乐为借口作了一次相当遥远的旅行，为的就是要见到他所渴望的那个女人。那是1906年5月，《莎乐美》的奥地利首演正在施蒂利亚州首府格拉茨举行，指挥由作曲家本人担任。而阿德里安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和克雷齐马尔一起去德累斯顿看过了该剧真正意义上的首演，但他仍跟他的老师和他此间在莱比锡结交的朋友们说，他希望利用这次隆重的机会把这部成功而具革命性的作品再听一遍，当然，他绝对不是为它的美学方面所吸引，他所感兴趣的是它的音乐技巧，此外，还特别因为它是为散文对话而配的音乐。他是独自前往的，而不能得到确切证明的是，他有没有按照自己所谓的计划行事，从格拉茨到普雷斯堡，或者说他在格拉茨的停留只是假象，他实际上只去了普雷斯堡，这个地方的匈牙利名字叫做波兹佐尼。那个把触摸留在了他的身体上的女人就流落到了当地的一栋房子里，她因为有病需要治疗，所以不得不离开她先前工作过的那个营业场所；而这个受到命运驱逐的男人在她的新驻地里找到了她。
我的手一边写，一边颤抖，然而，我仍将用平静、克制的语言说出我所知道的事情。我先前已经表明过的那个思想，选择的思想，以及想到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某种类似于爱情关系的东西，这个可贵的青年和那个不幸的人儿的结合因此而被赋予一丝灵魂的闪光，这些想法令我始终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宽慰。当然，这个宽慰的想法也被另外一个挥之不去的更为恐怖的想法所萦绕，即爱情和中毒在这里永远成为可怕的体验的统一：以箭为化身的神话的统一。
面对这个青年男子对她所怀有的情感，麻木的妓女似乎真的受到某种触动。毫无疑问，她认出了先前这位来去匆匆的客人。她对他的接近，她用赤裸的手臂对他的脸颊所进行的抚摩，或许已经低贱、但却温柔地表明，她有能力接受任何使他和其余普通客人区别开来的东西。她还从他的口里得知，他是专程为她而来——她为此向他表示感谢，她的方式就是警告他别去碰她的身体。这是阿德里安后来告诉我的：她当时警告过他；这样一来，这个姑娘的人性和她那堕落的、沦为不幸的日用品的肉体之间的区别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这个不幸的女人警告充满渴求的他别碰“自己”，这意味着像她这样的人的灵魂对其自身值得同情的肉体存在的超越，意味着人性与之保持距离，意味着感动——请允许我这样说，意味着爱。大慈大悲的上苍啊，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这是怎样，怎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怎样甘下十八层地狱的本能，一句话：渴望投入魔鬼的怀抱，渴望借助致命性的挣脱，渴望以化学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本性，这种促使这个男人藐视那女人对他的警告并坚持要求占有她的肉体的渴望，这是怎样的埋藏于心灵最深处的渴望啊？
每当我回想起这次拥抱时，我就会感到一种宗教般的战栗。通过这种拥抱，一个人牺牲了他的救赎，另一个人则找到了他的救赎。这个远道而来的男子不顾一切地拒绝放弃对她的渴求，这种净化、证明和提升想必给这个不幸的女人带来了幸福和喜悦；看来，为了报答他为她所冒的风险，她尽心竭力地献出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温存。她要让他忘不了她；他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然而，他也是因为她的缘故而永远地记住了她，而她的名字——也就是他最初给她起的那一个——鬼魅神秘，除了我通过他的作品有所觉察之外，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那就让他说去吧——有一天，他用沉默证实了我的这个发现。现在，当时的情景已经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把公式和符号所代表的隐秘埋藏在自己的作品里，具有这种喜好的作曲家，莱韦屈恩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些隐秘表明，搞迷信活动，信奉数字的神秘性和字母的象征性，是音乐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不，在我的朋友的音乐织体中就有一个5-6个符头的音符模进，以h开头，以es结尾，e和a在中间交替更迭，引人注意的是，一个特别伤感的表示动机的基本音型反复多次出现，通过和声和节奏的多重表达方式，忽而是这个音，忽而是那个音，顺序频繁变换，仿佛围绕它的中轴旋转，乃至于在保持相同的间奏条件下，被改变了的音的顺序在其中嬉戏玩耍：首先是在那首撕心裂肺的歌曲《我心爱的姑娘，你好坏》里，这是他早在莱比锡时就已谱写的十三首布伦塔诺之歌中最优美的一首，它通篇展示的都是上述特点，其次就是在他的晚期作品里，在那里，大胆和绝望独辟蹊径地水乳交融，而在写于普菲弗尔林的《浮士德博士哀歌》中，则还会更进一步显示出旋律的间奏也要同和声同时进行的倾向。
然而，h e a e es，这些音的代号的含义则是：黑塔娥拉·艾丝梅拉达。
返回莱比锡之后，阿德里安对那部他原本打算再听一遍，可能也确实是又听了一遍的有实力的歌剧作品，欣然表示了赞赏。如今，他对其原创者的评价依然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一个天才的保龄球高手！这个革命家是位幸运儿，洒脱而又亲切。先锋主义和对成功的胸有成竹在这里更加亲密地汇合了。一通咒骂和不谐和音，然后是温和的让步，和市侩妥协并向他示意，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总的说来，倒也真是一部成功之作……”——他继续学习音乐和哲学，局部的病兆在五周之后出现，他不得不因此去找医生治疗。他去拜访的专家是埃拉斯米大夫——阿德里安在该城的通讯簿上查到他的地址，此人是一个大块头，红脸，黑胡子，弯起腰来显然很困难，然而，不仅只是在弯腰的时候，甚至连平素不弯腰的时候，他也习惯于气喘吁吁地张着嘴呼气。这种情势充分证明他的境况的窘迫，但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嗤之以鼻的冷漠，就如同一个人用一声“呸”来表示对一件事情的轻蔑或者是尝试着以此来表示对它的轻蔑一般。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位大夫就是这样不停地吹气的，检查完毕后，同他呼气的感情有些矛盾的是，他宣布有必要进行干预性和持久性治疗，而且他也立即着手对他进行治疗。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阿德里安每天都来他这里接受治疗；之后，他宣布停药三天，约他第四天再来。而当这位病人——他并没有感到不适，他的一般状况良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按照约定的时间，在下午4点再次跑来找他时，一件完全意想不到，同时也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他走进位于旧城区的一栋阴暗的楼房，登上三级陡峭的台阶，来到那家诊所门前，要在往常，他必须首先按响门铃，然后便会有一个女佣来给他开门，然而，这一次他却发现，那扇门是敞开着的，不仅如此，诊所里面各个房间的门也全都是敞开着的：通往候诊室的门是大开着的，候诊室里通往观察室的门是大开着的，再往里，甚至连通向起居室——一个有着两扇窗户的“客厅”的门也是大开着的。而且，这屋里的两扇窗户也都是敞开着的，全部的四块窗帘被穿堂风掀起，高高地抛向空中，随即又被快速地拉回窗洞，一来一往，反复不止。而在屋子的中间呢，则停放着一口棺材，棺材里面躺着的人正好就是埃拉斯米大夫，只见他的胡子尖尖地翘起，两眼紧闭，身穿硬袖口的白色长衬衫，头枕在镶有流苏的枕头上，而整个棺材又是放在两个四脚支架上的，没有盖盖。
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死者会孤零零地、没遮没拦地躺在棺材里任风吹拂，那个女佣在哪里，埃拉斯米大夫的老婆在哪里，丧葬公司的人是不是刚来屋里装过棺材盖子，或者他们还会再来，是什么样的奇特闪念把这位来瞧病的病人领到这里，凡此种种，我们都是永远地不得而知了。后来，我去莱比锡时，阿德里安也只告诉我说，他看到那种情形后整个人都傻了，都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沿着三级台阶走下楼去的。对于那位大夫的突然死亡，他似乎并未深究，看来，他对此不感兴趣。他只是说过，那人一刻不停地“呸”，其实这自始至终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感到恐惧，我克制着这种不理智，尽管有些不情愿，但我仍然不得不说，他所进行的第二次治疗选择也是同样笼罩在类似的不祥之中。两天之后，他从那场惊吓当中缓过劲来。随后，跟上次一样，他又只是通过莱比锡城市通讯簿指引，找到某个名叫齐姆巴利斯特的大夫，在他的诊所接受治疗。这家诊所开在一条商业街上，那条街是汇聚在市场广场周围的众多的商业街中的一条。诊所所在楼房的底层是一家饭馆，饭馆上面是一个存放钢琴的仓库，而这位大夫的处所则占据着二楼的一个部分，写有他的名字的门牌是瓷质的，很扎眼，站在底层的楼门口就能看见。这位皮肤科医师拥有两间候诊室，其中的一间是专为女病人所设，候诊室里全都摆上了美化环境的盆栽植物椴树和棕榈树。在阿德里安总共等候过两次的那间候诊室里，陈列着供候诊病人翻阅的医学杂志和书籍，比如其中就有一本带插图的民俗史。
齐姆巴利斯特大夫是个戴脚边眼镜的小个子男人，他的头发呈淡红色，但是他的头已经秃成了一个从前额延伸到后脑勺的椭圆形，而且，他只在两个鼻孔的下面留了一个小髭须，这种胡子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十分流行，后来还演变成为一副面具的特殊标志，从而在世界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一笔。他的说话方式很随便，不乏男人的幽默，他喜欢玩弄文字游戏。当他说起“沙夫豪森的莱茵瀑布”这个风景名胜时，他可以把其中莱茵河河名里所含有的字母h去掉，使之变成倒霉透顶、受骗上当的意思。而与此同时，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他本人其实也并未从中得到多大乐趣。他的半边脸连同这边脸的嘴角及其上方那只一眨一眨的眼睛一道抽搐着向上拉起，现出一副艰难苦涩的表情，一点也谈不上吉祥，反倒是平添了几分尴尬和晦气。阿德里安后来就是这样向我描述他的，而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他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要讲的就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阿德里安在他的第二位大夫那里接受了两次治疗，之后，他第三次去找他。当他走上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时，他遇到了他正要去找的那个人；他被夹在两个粗壮的、头上顶着硬礼帽的男子中间，从楼上下来，与他撞了个正着。齐姆巴利斯特大夫低着头，同样，两个男人当中的一个也低着头监视他下楼的脚步。他的一个手关节通过手铐和锁链与他的同行者中的一个铐在一起。他抬起头来，他认出了他的病人，他的脸颊苦涩地抽搐着，他冲他点头说道：“另外找时间吧！”阿德里安见状，赶紧给这仨让路，为此他不得不背靠着墙立正站直，他呆若木鸡地看着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走过，他目送他们下楼，不一会儿工夫，他自己也跟着走下楼去。大门口停着一辆车，他看见他们上了车，随后，那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样，第一次治疗中断之后，阿德里安在齐姆巴利斯特大夫这里继续进行的治疗也结束了。我必须补充的是，对于这第二次失败的幕后原因他也是不大关心的，就跟他不大关心他第一次经历所具有的那种怪异之处一样。为什么齐姆巴利斯特偏偏是在约好给他看病的这个时间段里被人带走的——他对此未予理睬。然而，他似乎是受到了惊吓，因为，他此后再也没有继续进行治疗，也没再找过第三个医生。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的局部症状在放弃继续进行治疗的情况下，居然在短时期内好转并消失了，而且，我可以保证，并且，不管专家如何怀疑，我都会坚称，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继发症状。阿德里安曾经有过一次强烈的晕眩，发病时他正在文德尔·克雷齐马尔那里，他是来向他交一份作曲作业的。这次晕眩让他感到天昏地转，他被迫卧床休息。接着，晕眩演变成为持续了两天之久的偏头痛，而这种偏头痛和他以前的偏头痛发作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充其量也就是不适的程度更加厉害一点而已。告别军旅生活之后，我来到莱比锡，不过，我没有在我的这位经历了变故的朋友身上发现什么本质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