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当夜多次醒来，发现自己睡到了小猫那边，床的左边。他觉得胃里像有火在翻滚，不得不跌跌撞撞地去浴室拿点小苏打。
天刚刚亮的时候，阿兰听到枕边有人喊他，摇他的肩膀叫他起床。是他家的保姆马丁女士。她每天早上七点到，中午下班。
保姆板着一张脸，冷冷地看着他。
“您的咖啡好了。”她生硬地说。
阿兰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同情。他厌恶感性。他总是告诉自己要现实一点，不羁一点。但是今天早上，他却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点温暖。
阿兰穿着睡袍，走进客厅。客厅里的灯全亮着，落地窗外是一片雾蒙蒙、青绿色的景象。屋顶上湿漉漉的。厚厚的乌云虽不及昨晚那般气势汹汹，但遮住了整个天空。
通常，站在这里能看到巴黎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的全貌。但是今天，虽然已经早上八点钟，我们只能看到几个房顶和零星几扇亮着灯的窗户。
阿兰细细品着咖啡，看着眼前昨晚的狼藉渐渐消失，杯盏桌椅一一归位。
五十多岁的马丁女士，一个人在屋里来来回回地忙着，嘴里似乎在念叨着什么。她把今天的报纸像往常一样放在茶几上，但是阿兰却毫无读报的兴致。
阿兰头虽然不疼，却觉得浑身酸痛，大脑一片空白。
“我想马上跟您说……”
这一次她那两片嘴唇终于发声了，她说：“今天早上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工作……”
她没有解释。阿兰也没有问她为什么。阿兰又倒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嚼着嘴里的羊角面包。
阿兰吃完早点，来到电话前，给圣列城的家打了个电话。
“喂，您好？”
接电话的是路易丝·比朗，园丁的妻子。
“您看报纸了吗？”
“还没有，不过有些人来过……”
她今天的声音也和往日不太一样。
“别相信人们对您说的话，也别相信报纸。帕特里克怎么样？”
帕特里克今年五岁。
“还行。”
“尽量不要让他搅进这件事情里来。”
“我尽力。”
“还有……”阿兰觉得自己还应该说点什么。
“没有，没别的事了。”
“您能帮我再做杯咖啡吗，马丁女士？”
“您确实需要再来一杯。”
“我昨天睡得晚。”
“我早上进了屋就觉得是这样的。”
阿兰刷了牙，拧开浴缸的水，但最后决定洗个冷水澡。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以前，他早上的活动就像精密的流水线。今天，他没有像往日一样边走边打开收音机，他害怕了。
他想起昨天给小猫送箱子时经过的那条长长的走廊。她现在应该也起床了。她大概很早就被叫醒了吧，可能是六点？
“您的咖啡好了。”
“谢谢。”
阿兰穿着浴袍，接过咖啡。他终于忍不住看了报纸的大标题一眼：
年轻女记者谋杀亲妹
然后是副标题：
一场疑似因嫉妒而起的悲剧
配图是小猫双手捂着脸穿过巴黎警署时的照片。
阿兰不敢接着往下看，也不敢看别的报道。他起得太早了。以前，他总是喜欢早早地去马里涅街，早早地处理当天的邮件。
他今天也没有心情去办公室。他什么心情也没有。他又躺下睡了一会儿。马丁女士对他有些不满，但阿兰听到她在身边走来走去觉得很安心。
是不是忘了什么事？阿兰知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处理，但是意识模糊，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啊！对。律师！他最信任的律师应该是当初帮他筹划杂志社和唱片业的维克多·黑尔比希。从他那带点捷克还是匈牙利或者波兰的口音中，很不容易猜到他是哪里人。
这是个接近中年的怪人。个子不高，很胖，红头发，油光满面，戴着放大镜一般的厚眼镜。
他独自一人住在学院路的一间屋子里。那一带混乱得让人难以置信，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最令人敬畏的民法家之一。
“喂，维克多？我没把你吵醒吧？”
“我的一天是从早上六点开始，你不会忘了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已经看过报纸了？”
“我向你推荐菲利普·拉比。”
菲利普·拉比经手过二十年来所有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
“你也觉得这件事很复杂？”
“你妻子杀了她妹妹这件事？”
“没错。”
“她没否认？”
“她已经承认了。”
“她说了为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
“这样最好。”
“为什么？”
“因为拉比可以告诉她该怎么做。你呢，你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你杂志的读者估计不喜欢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
“我什么也没做。”
“真的？”
“应该是吧。我已经快一年没碰她妹妹了。”
“给拉比打电话吧。你认识他吧？”
“很熟。”
“祝你好运。”
阿兰打电话给住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拉比。阿兰经常在年度大会、鸡尾酒会和宵夜聚餐上碰到他。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清晰而略显生硬的声音：“拉比先生工作室。”
“阿兰·波多。”
“您稍等，我去看一下。”
阿兰等了一阵儿。拉比在圣日耳曼街上的房子很大。阿兰去那里参加过一次招待会。律师可能现在还没到工作室。
“我是拉比。我刚才还在想您会打电话过来。”
“我一出事马上就想到了您。我昨晚差点就给您打电话了，后来想到您可能在休息……”
“我昨天很晚才从波尔多处理完案子回来。听着，这件事在我看来很简单。不过我想问的是，像您这样的人怎么会卷入这种事情中呢？这事恐怕会有负面影响。您知道您妻子说了些什么吗？”
“就胡玛涅警长说的来看，她只是承认杀了人，拒绝回答其他问题。”
“已经是这样了啊。死者的丈夫呢？”
“您认识他？”
“我见过他。”
“他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昨晚在我家待了很久。”
“他怪罪您了吗？”
“他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
“老兄，想给你一个无辜的角色可能有点难。”
“这件事不是因为我。”
“你不是她妹妹的情夫？”
“我已经不是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快一年了。”
“你跟警长讲过了？”
“对。”
“有用吗？”
“这是事实。”
“不管是不是事实，人们不会相信的。”
“这件事和我无关，是我妻子的事情。我今天会去问她。”
“当然……”
“我希望您能见见她。”
“我手头上还有别的事，不过我不会拒绝您的，预审法官定了吗？”
“我不知道是谁。”
“您在家吗？我一会儿给您回电话。我先尽量从法院那儿打听点消息。”
阿兰打电话到杂志社。
“是莫德吗？”
莫德是杂志社的接线员之一。阿兰和她做过几次爱。
“您好吗，老板？”
“亲爱的，和您想的一样。鲍里斯到了吗？”
“他在整理邮件。我给您转给他。”
“喂，鲍里斯？”
“对，阿兰，我想你今天早上可能不来杂志社，所以我就先处理那些邮件了……”
他名字叫马莱斯基，阿兰的主编。他和妻子，还有四五个孩子住在靠着圣乔治新城的郊区。他是《你》杂志社的另类，从来不拉帮结派，是一下班就回家的那种人。
“小报已经出版了吧？”
“已经开始分发了。”
“今天早上没有人来电话吧？”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每一根线上的电话都响个不断。你能找到我真算你幸运。”
“他们说什么了？”
“大部分是女人打来的。她们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什么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是报纸说的那样，你是你妻妹的情人。”
“我从来没有和记者这样说过。”
“但他们还是这么写了。”
“你怎么回应她们的？”
“我说调查刚刚开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阿兰的下一个问题暴露了他的惊慌。
“我们下一期杂志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不过既然你问我的意见，我觉得最好不要有任何对时事的暗示。照以前定好的那样做。”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你有点动摇？”
“看情况吧。今天我可能会去马里涅街，我一个人没勇气待在这里。”
阿兰一直在想应该做什么。昨晚，他觉得今天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又觉得在安着落地窗的客厅感到孤单。
还有他的父母。他们五十年来一直住在离这里并不远的克里希广场。他答应经常回去看望他们，但很少这样做。
阿兰差点就出门了，但又突然想起拉比让他在家里等电话。好吧，那就给父母打个电话吧。他也无所谓马丁女士会听到他们的对话。从此以后，他肯定再也没有秘密可言，因为有些报纸肯定会把他的私生活事无巨细地曝光。
“喂，妈妈？是我。我早就想去看望你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在家。不。保姆还在呢。她刚刚向我提出辞职。为什么？你看过报纸了？爸爸呢？他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他在诊所？”
阿兰的父亲是位牙医。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有时更晚。
他的精神很好，灰白的头发用发梳卡着，灰色的眼睛里流露着宁静。在他的耐心和理解面前，病人会对自己的焦躁不安自惭形秽。
“你说什么？不，有真有假。过几天还会有更多的假的消息。过几天一有空我就去看你。跟爸爸说我想他。”
马丁女士手里拿着抹布，惊奇地看着他，好像他这样的怪物应该没爹没妈才对。
那他现在应该做什么呢？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想到了法院、警署、拘留所，想到所有正在运转却把他丢在一边的权力机器。
除了接受问讯，拘留所里的女人在其他时间做什么呢？
十点了。电话终于响起。阿兰赶忙去接。
“您好，是我！”
“我给您转接拉比先生。”
“喂，喂，拉比？”
“对。预审法官已经定下来了。是贝内代，很年轻，三十五六岁，为人处世一丝不苟。他十一点提审你的妻子。我到时也会在那里。”
“警署那边已经没事了？”
“她已经认罪了，警署应该没什么好问的了……”
“那我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应该是今天晚些时候吧。我现在得去法院了。我在哪里能找到你？”
“在我的办公室。如果我不在，就给接线员留个信息。”
“已经做完该做的一切了吗？”阿兰问。
“还没有。”
“我该给您多少钱，马丁女士？”
她从围裙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铅笔算了算。一共是一百五十三法郎。阿兰给了她两张一百法郎，她并没有要找钱给阿兰的意思。
“您忙完之后把钥匙交给门房。”
“如果您暂时找不到别人……”
阿兰走下楼梯。楼梯很宽，要是没有那些陈旧和造作的大窗户就更完美了。每一层只住着一户人家。第四层空着，很神秘。第三层住着一家南美有钱人，这家有三四个孩子，还有一辆劳斯莱斯和专属司机。这家的男主人曾经在法国留过学，当过几年他们国家的元首，后来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了。
第二层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办公室。第一层是一家咨询公司。
门房更像一个沙龙，楼管珍妮女士是个很骄傲的人，她的丈夫在部里工作。
为了保持风度，她刻意回避阿兰的眼神。
“可怜的太太！”她嘀咕道。
“对。”
“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希望是很快。”
阿兰很害怕珍妮这种含沙射影的态度，但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请问，您认识什么保姆吗？”
“马丁女士不干了？”
“她刚才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理解她，不过不太赞成她的做法。人们总是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尤其是男人，对吧？”
阿兰没有辩解。她不是唯一一个怀疑阿兰的人，争辩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个年轻的女士正在找工作。我今天会和她联系。您只是需要上午工吧？”
“无所谓。”
“价格呢？”
“和现在一样。”
雨还在下着，路上的行人都打着伞。路尽头蒙梭公园的黑栅栏变得更加清晰，金色的箭头被雨水淋得失去了光泽。
阿兰机械地走向红色小汽车，想到小猫的车。她把车停在哪里了？难道还在大学路布朗谢家门口？
不知道为什么，小猫的车被弃置在外让阿兰感到很恼火。他穿过左岸，开进大学路。在距布朗谢家住二层的那座大房子五十米的地方，阿兰发现了那辆车：在雨中熠熠生辉。房子外的栅栏前，簇拥着两三群人，可能是好奇的人，也可能是记者。
他又开向马里涅街，钻进属于他杂志社地盘的那座楼里。刚起步时，他们只租了最高的那一层，现在，整栋楼都是他们的了。
第一层是沙龙和营业窗口。阿兰搭电梯上了五楼。走廊里的门都紧闭着，只传来打字机清脆的敲击声。
这座楼最初是按居民楼设计的，阿兰后来不得不对格局进行改造，拆了几堵墙，增加一些台阶，整个办公楼就像迷宫一样。
阿兰时不时举手跟大家问好。终于，他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马莱斯基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
阿兰也向他举了举手表示问候。接着他拿起电话。
“帮我接一下我的汽车维护公司。对，在卡迪内街。喂？有人吗？尽快给我打回来。”
阿兰的桌子上像往常一样堆满文件。他草草地看了几眼，根本不知道邮件在说什么。
“喂？对。喂，卡迪内街。伯努瓦？我是波多。对，谢谢了，老兄。我妻子的车现在停在大学路。不是，财政部往南一点。我不知道她留钥匙了没有。告诉技术人员带上所有工具，务必把那辆车弄回我的车库，您负责保养。对。您要是愿意，把车洗一洗。”
马莱斯基好奇地看着他。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涌进办公室，好奇地看着他。阿兰心里默默地盘算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怎么做。
在办公桌上一份报纸的头版上，他看见自己昨晚的一张照片。手里拿着酒杯，头发乱七八糟。
酒实在是太满了，真不应该这样做。
他礼貌性地在办公室走了一圈，和几个人握了握手，像往常一样说：“亲爱的，大家好。”
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比这一群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看他的人镇定得多。他径直走向公司屋顶阁楼的设计室。负责照相的于连·博尔和负责排版的阿尼亚尔正靠着画板。
“孩子们，好！”
他不小心掀落一堆照片。是带着《你》杂志特殊风格的纯洁的裸照、半裸照。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他曾经对最初的几个合伙人这样解释，听我讲，亲爱的各位，我们的客户不是所有人，而是每一个人，所以要让每一个人都能觉得自己重要。”
文章也是这样。每天发生的事儿，每个人身上的事儿。几年前，杂志社第一张贴在巴黎墙上的广告，就是指向路人的一根手指：你。
一个巨大的你。任何人都无法逃离他。
阿兰从阁楼上下来。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人把电话递给他。
“拉比。”马莱斯基喘着气说。
“喂？您有消息了？她说什么了？”
“不。我现在不能跟您讲。中午十二点半法院的小酒馆见，我们一起吃午饭。另外，我替法院通知你，预审法官下午两点要和你对质。”
“她也在？”
“没错。”
律师挂掉电话。他的语气很生硬，好像心情不太好。
“我不知道下午我能不能回来。无论如何，我先不管下一期的杂志了，你帮我处理。”
阿兰慢慢地下了楼。几年来，人们一直问他：“你去哪儿？”
因为他总是很忙，忙着从一个地方奔到另一个地方。
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今天和大家走得一样慢，甚至更慢。动作也变慢了，难道仅仅是因为要点烟才变迟缓了吗？阿兰看着对面的酒吧，犹豫着，最终还是冒雨穿过了马路。
“苏格兰威士忌？”
为了避免和酒保讲话，阿兰眼睛看着外面，做了个“是”的手势。从酒吧出来，阿兰往法院开去。整个巴黎都很沉重，郁郁寡欢，小汽车比肩接踵，一辆紧挨着一辆。到法院的时候，时间刚够他找个停车位，阿兰抽了两支烟，把车停在法院的林荫道上。
他知道这家陈旧阴沉的酒吧。阿兰刚开始工作时，有时候负责报道诉讼案。拉比那时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了。他穿着裙摆飞扬的律师袍从走廊或者大厅快速经过时，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律师都会很尊敬地立在两边。
他在酒吧里的人群中张望着。大都是下午来接受问讯的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他们在桌边低声讨论着。
“您有预定吗？”
“我在等拉比先生。”
“这边请。”
像往常一样，靠窗的位置。阿兰看着庞大的拉比顶着浑圆的脖子，旁若无人地像穿过法庭那样穿过酒吧。他手里什么也没有拿，没有餐巾，也没有文件。
“您点过了吗？”
“还没。”
“我要一份肉和香肠的冷拼盘，半瓶波尔多。”
“一样。”
律师的脸上没有丝毫笑意。
“她怎么样？”
“镇定又不好相处。”
“她还是什么也没说？”
“贝内代问她是否杀了妹妹，她仅仅回答了是。接着他又问，她是不是早上从您的抽屉里拿走那把勃朗宁时，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她说她那时候还不确定之后要干什么。”
服务员给他们拿过来冷肉拼盘和酒。他们默默地吃了几分钟。
“贝内代是一位很有耐心、很有教养的小伙子。他对她很宽容。我觉得我要是在他的位子上，可能已经扇她耳光了。”
阿兰静静地听着，暗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他了解拉比，也知道他在法庭上的成功和他的粗鲁有很大关系。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被抓的，但是我见到她时感觉她好像刚从美发店出来。头发一丝不乱。她很整洁，很放松，穿着一身没有一点折痕的套装。”
那套绿色的套装最多是三个星期前刚做好的。昨天，阿兰先小猫出家门，所以不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
“她好像是来这里做客的。您知道那些老派的本地人吧？贝内代的办公室就跟他们住的地方一样，到处都是灰尘。文件在地上乱摊着，都有半墙高了。”
“看她的神情，好像是一位来这里做客、但怕弄脏衣服的贵妇。”
“预审法官问到杀妹妹的原因时，她只是说：”
“‘我一直讨厌我妹妹。’”
“预审法官提醒她这不足以成为杀人的理由，她辩解道：”
“‘这得分情况。’”
“我建议预审法官给她做一次精神鉴定。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她一点都没疯。”
阿兰犹豫地插了一句：“小猫是有点反复无常。我的意思是，她经常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像一只一直在火堆边打呼噜却突然冲到房间另一头的猫。这就是我叫她小猫的原因。”
听到这里，拉比没有不耐烦，他边嚼着冷牛肉边看着他。
“不能这样做事，拉比只说了这几个字，好像阿兰刚刚说的都是废话，法官想知道她是不是出于嫉妒才这么做，可是她一声不吭，嘴都没张。之后她一直不说话，好像很看不起我们。”
拉比又吃了一勺。阿兰也自顾自地吃了起来。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小，小到面前的桌子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
“最难让人接受的是之后的事儿。您妻子被带回牢房后……”
“她被戴上手铐了吗？”
“在走廊里，对。这是规定。我一个人和贝内代待了一会儿。他刚拿到尸检报告。安德丽娜·布朗谢被枪击后并没有当场死亡，她还挣扎了四五分钟……”
阿兰还没有反应过来。手里拿着酒杯，焦躁地看着律师。
“您大概知道他们家的保姆娜娜吧，她的真名叫玛丽·波得哈。她听到争吵声后，想赶紧把小孩子们带到厨房……”
“她穿过走廊时，听到了枪声。小男孩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她使劲把他们拉到厨房，托付给厨师。”
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阿兰的眼前很自然地浮现出当时的画面。
“您可能不知道厨房是离安德丽娜最远的地方。保姆低声嘱咐厨师，一定不要放孩子们出去。”
“我很确信，以贝内代的风格，他肯定会派专人去弄清精确的时间。玛丽·波得哈到了安德丽娜房间门口，没有马上进去。她应该是先趴在门上听了听。她什么也听不到，然后犹豫地敲了敲门。”
“没人来应门。大概过了三分钟，她进去。您的妻子站在那里。脸贴着落地窗。离梳妆台不到一米的地方，她妹妹躺在地上，身子一半在地毯上，一半在木地板上。嘴唇微张，微微地呻吟着。”
拉比用叉子叉起一块牛肉，说出这样的结论：“为这样的人辩护！杀了妹妹。好吧，要不是妹妹还好。任何人，只要不是妹妹。人们还是相信血缘关系的，相信该隐和亚伯的传说。”
“嫉妒，好。很简单。但是杀了妹妹，在她垂死之际，看着她奄奄一息地挣扎而袖手旁观，甚至没有帮她寻求援助。”
“而且，我们也不能阻止主要证人玛丽·波得哈出庭作证。”
“她会被要求描述凶手和死者当时的情况。”
阿兰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的，事实就是这样，但这不是真相。
关于真相，或许阿兰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但是真相已经开始慢慢浮现。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您妻子妹妹的情人？”
“我们已经不是了。”
“你们这种关系持续了多久？”
“差不多七年。并不是您想的那样。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
“住口！你们睡过，是不是？”
“我们睡过。”
“地点？”
“龙尚街的一套单身公寓。”
“恶心。”
“为什么？”
“首先，那种地方只能让人想到罪恶，正直的人只会感到不齿。”
阿兰赶忙辩解：“我太无辜了！”
他不确定拉比能否理解。
“你们最后一次去那里是什么时候？”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都快一年了。”
“您的妻子知道吗？”
“不知道。”
“她好妒忌吗？”
“我也和别的女人睡过，她什么也不说。”
“您跟她讲这些？”
“发生了就说。”
“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和她妹妹的关系？”
“据我所知，她不知道。”
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气氛像极了布朗谢在阿兰家的那晚。
“您觉得另有他人？”
“我也刚想到这一点。”
“现在，我问您，您有怀疑的对象吗？”
“没有。”
“你们共处的时间多吗，您和妻子？”
“早上我一般先离开。她有时候会在家里写文章，也会给诺奈街，我们乡下的家打电话，和儿子说说话。”
“几岁了？”
“五岁。”
“这样，这一点是否有利还得看情况。然后呢？”
“差不多每天，快到十一点时她会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问我去哪里吃饭，大部分时候我们在饭店会合。”
“接着说。”
拉比推开盘子，点了一支烟。
“大部分时候她都在外面跑。她的工作就是采访名人。她做的不是简短的报道，经常是连载的深入研究。之后，她会再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去克洛谢顿，马里涅街上的酒吧。我们经常晚上七八点和十来个朋友在那里吃饭。”
“你们分开吃晚饭吗？”
“很少。”
“你们晚上很晚回家？”
“基本上从来没有在一点以前回去过，经常是两三点。”
拉比像是宣读判决书似的宣布：“毫无家庭生活。就算陪审团能容忍你所有的放荡行为，这一点也通不过。不过只要提一提晚上的汤就能感动他们。”
“我们从来不喝汤。”阿兰冷冷地反驳道。
“您的妻子明天就会被转到小丘广场。我会去那里见她。您也可以申请去那里探访。不过，我觉得在预审的关键时刻，怕是申请不到。”
“报纸是怎么说的？”
“您没看报纸？他们暂时还比较慎重。您是巴黎名人，他们不敢太过分。而且，您的妻子也是记者。”
他们又在酒吧待了十来分钟，然后穿过大堂爬上楼梯。在法院的走廊里，戴着手铐的犯人站在各个法庭门口，旁边各有两个警察守着。
在远处一扇门对面，有一群拿着照相机的记者。
拉比耸了耸肩。
“早就料到是这样了。”
“我昨天在我家见过他们了。”
“我知道。我看过照片了。”
几束闪光灯，一阵骚动。律师敲了两三下门，镇定地推开门。阿兰走在前面，拉比跟在后面。
“很抱歉，亲爱的法官。我本想避免我们的见面被这么多记者围观。我们恐怕来早了。”
“早了三分钟。”
法官站起来，示意他们坐到椅子上。坐在桌子边上的速记员没有动。
法官金色的头发，看起来热爱运动，但性格沉稳。他身穿一套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服，一枚有纹章的戒指戴在修长的手指上。
“您和波多先生讲过基本情况了吧？”
“我们中午一起在小酒吧吃了饭。”
“波多先生，很抱歉让您来这里对质。我知道您可能会很痛苦，但这件事必须做。”
阿兰突然发现自己喉咙发紧，声音嘶哑。
“能见到我妻子，我感到很高兴。”
仿佛已经很久没见了。阿兰觉得他们似乎分开了很久，他甚至已经忘了她的模样。
然而，他们不过是昨天才分开。
昨天早上，马丁女士像往常一样摇他的肩膀叫他起床。阿兰起床后，在客厅边喝咖啡吃羊角面包，边翻当天的报纸。报纸的头条是关于英吉利海峡的暴雨，被冲毁的布列塔尼水坝，被淹没的沿海城市的酒窖。
他穿着往日的睡衣，手一搭睡眼朦胧、热乎乎的小猫：“一会儿见。你给我打电话？”
“今天早上不行，我昨天跟你说了。今天在克里伦约人了，我得在那里吃午饭。”
“那下午呢？”
“下午可以。”
阿兰摸着她的头发，对她笑了笑。她也对他笑了吗？他想不起来了。
“抽烟吗？”
“谢谢。”
他机械地接过烟。他们在尴尬的气氛中等待着，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终于有人敲门。他们三个人全都站起来，只有记录员还坐着。小猫走进来，身后的两个警察把她的手铐解开。记者们在门外张望着。
“请你们外面等候。”
阿兰和小猫之间不过两米。她穿着一身浅绿色的套裙，披着一件有精致绣花的罩衫，栗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和套裙一样材质的无边软帽。
“请坐。”
小猫先看了看预审法官，又看了看律师，最后目光落在阿兰身上。
在阿兰看来，小猫的这一望意味深长。先是惊讶，可能是看到阿兰面色凝重，然后是一丝嘲笑，还有一丝疼爱或者友爱。
小猫拿起桌上的档案前，低语道：“不好意思给你惹麻烦了。”
阿兰没有吱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坐到她旁边。律师坐在他俩之间稍靠后的地方。
法官似乎对小猫说的话感到惊讶，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您的丈夫和发生在大学路的事毫无关系。”
拉比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不知道小猫会说出什么样的答案。
“我没有任何要补充的。”
“您爱你丈夫吗？”
“应该是。”
她说这话时没有看法官，而是低着头，像是在找烟。身边的三个男人都抽着烟，贝内代体贴地把烟盒递给她。
“您是因为嫉妒吗？”
“我不知道。”
“据您所知，您的丈夫和您的妹妹有不正当关系吗？”
小猫在进了法庭之后第一次转向阿兰，很轻松地低喃道：“他对这事应该比我清楚。”
“我现在是问您。”
“我没什么要说的。”
“您是从什么时候有了杀妹妹的想法？”
“我不知道。”
“昨天早上？我可以提醒您，昨天您离开家时，从您丈夫的抽屉里拿走了桌上的这把枪。”
“对。”
“动机是什么？”
她又说：“我没什么要说的。”
“您又开始早上的做法了。”
“我有意保持态度一致。”
“想要保护谁吗？”
她只是耸了耸肩。
“是您的丈夫吗？”
还是同样的话：“我没什么要说的。”
“您后悔了吗？”
“我不知道。”
“您指的是？”
“那得看情况。”
“什么情况？”
“不重要。”
“律师先生，您难道没有什么建议跟您的代理人讲？”
“这取决于我俩面对面交谈时，她能告诉我什么。”
“您明天可以见她，见多久都行。”
贝内代在烟灰缸里捻灭烟头。
“您，波多先生，您现在可以向您的妻子问您认为应该问她的问题。”
阿兰抬起头，看着那张转向他的脸。小猫只是静静地等着，面无表情。
“小猫，听着……”
他说不下去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觉得他说出小猫这两个字应该能引起一丝涟漪。
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她静静地等着，阿兰想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就像小孩子之间的一场游戏，两个人看着对方，看谁先笑出来。
两个人都没有笑。没有人笑。阿兰妥协了，转向法官。
“没有。没有问题要问。”
在场的人都觉得很尴尬，除了小猫。法官遗憾地摇了摇铃。随后隔壁的铃也响起来，门开了。
“把波多女士带回去吧。”
她现在还是波多女士。不久，她就会是嫌疑人、被告。
阿兰突然觉得一片昏暗，似乎应该开灯了。他听见手铐碰撞的声音，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还有照相机闪光灯的声音。
门又关上。拉比张开嘴，准备回答预审法官的问题。
“您想说什么，先生？”
“没什么。我明天去见她。”
他们走出去时，记者已经离开。走廊里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