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约翰·W·鲍威尔，只知道他是出生于中国的记者，现居住在芝加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
1981年秋《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短文。这家杂志是由美国科学家主编、在芝加哥市发行的。
这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揭露了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盟军提供丰富的细菌战资料为条件得以赦免战犯罪责的经过。
论证的依据，是使用了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的若干份档案。发现这些档案，并写此论文的就是鲍威尔。由于鲍威尔论文的发表，731部队问题不期而遇地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几乎同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鲍威尔也许是一位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年龄多大，为什么对731部队如此关心，他以什么为契机知道有关731部队档案的存在？虽说我们事先已通知了他，但仍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待突然来访的日本客人。
鲍威尔的家，坐落在教会大街坡道的中间，是一幢刷了白粉的二层木结构楼房。一层是个有大橱窗的店铺，玻璃窗上写着“鲍威尔商店”几个金色大字。橱窗里摆了些旧的陶制茶壶、用藤编织的椅子、鸟的羽毛、大小不一的发光的金属管制成的旧式西服衣架等，毫不在意零乱地摆放着，是一家旧货商店。
旧金山市住宅区。鲍威尔家就在上下波的中间。
我们按了电铃，听到里面有人从二楼走了下来，接着商店右侧的便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黄发约六十来岁的白种男子探出半个身子。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茶色裤子和一双旧鞋，身穿红绿条纹的运动衫。此人身材魁梧，气色很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小眼镜，身高约1.75米左右，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Oh！……Happy to see you！（噢，我很高兴见到你！）”他的话明显地带有对来客等待巳久的高兴语气，他就是约翰·W·鲍威尔本人。
作为简单的礼品，我们向他赠送了《恶魔的饱食》一书和几张照片。鲍威尔眼晴闪着光芒，很高兴，就像机关枪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该杂志社的记者，进行报道，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鲍威尔对细菌战表示强烈的关注是在1940年。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在中国中部城市宁波进行细菌战，731部队出动兵力，从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这一带地区流行了鼠疫。无论城市或农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鲍威尔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那时，鲍威尔才21岁。
鲍威尔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仇恨。由于日军侵略上海，发生了父亲被日军逮捕入狱的事件。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鲍威尔的父亲谴责日本“不宣而战，单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为由而被投入上海监狱。结果，在狱中因营养失调而造成截断双脚的悲惨结局。
后来，他们全家都回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威尔这个“中国通”得到赏识，入伍从事对敌宣传工作。他的父亲于1947年逝世。
战后，鲍威尔很快又来到中国。他想再把杂志办起来，但失败了。于是作为一个记者，开始实地观察起中国革命的实情。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新政权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记者”。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刮起了麦卡锡主义的风暴。所谓麦卡锡主义，就是从1949年开始，以麦卡锡参议员为中心进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
麦卡锡注视着美国国内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动向，委员会常传唤文化界人士。凡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开除公职，甚至连名演员卓别林也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有些议员为了迎合这股潮流，追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参议员切纳就是其中之一。
参议员切纳目光紧盯着报社、电台以及学校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内容。他曾把许多知识分子传呼到切纳委员会，给他们打上“在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的烙印，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职业。鲍威尔也成了切纳委员会的牺牲品。
鲍威尔写过一篇题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源自731部队”的文章，引起了切纳的注意，于是，切纳委员会便指责鲍威尔是一个“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损害美国利益的人”，企图把他从所有的媒体宣传舞台赶出去。
然而，鲍威尔没有屈服。他在受审过程中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它所掌握的有关细菌战的档案。终于，进行了十年艰辛的法庭斗争，把政府追得理屈词穷，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审判。
鲍威尔回忆道：“就是这个缘故，我就奇怪地与细菌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十年里，我们曾辗转地从旧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因为我和妻子都很穷，所以就把旧家具全部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搬到新的家。后来，这些旧家具可真起了作用……”
当时碰巧出现了“旧家具热”。妻子西露比亚把丰富多样的旧家具做资本，开了“鲍威尔商店”，维持了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生计。
为一度萌生于心中的疑问找到答案，这对一个记者或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奇怪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同一时期里，从1981年夏天到秋天，鲍威尔也孜孜不倦地埋头在美国国家挡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认真地发掘有关731部队的文件。
由此而产生鲍威尔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
对于我提出“你是为何对731部队变得如此关心呢”这个问题时，鲍威尔用平淡的语调简洁地做了以上的回答。
“可是……”鲍威尔转过身来反问道，“你知道气球炸弹这件事吗？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日本陆军放出几千个气球炸弹。至今还有人写了许多文章……你知道气球炸弹的真相吗？难道气球炸弹和731部队毫无关系吗？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呢？”气球炸弹与731部队！鲍威尔的提问击中了要害。
所谓气球炸弹，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由日本陆军研制和使用的一种特殊武器。他们妄想利用太平洋上空强劲的气流，把充满氢气的气球作为炸弹运载者，“直接打击”美国本土。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但是它却付诸实施。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都曾听说过这种炸弹。
鲍威尔继续说道：“气球炸弹的真相，其实是不是细菌炸弹呢？我深深地怀疑它同731部队的新武器有着密切的关联。”
“你到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去看看吧！在史密索尼亚历史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气球炸弹的实物……这种气球炸弹每次落到美国本土时，美国的化学家和医学家们看后都对它的真相抱有很大的疑问。”鲍威尔的话包含着冲击性的暗示。如果气球炸弹就是细菌炸弹的话，那么，军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那种“战史上最幼稚的作战”的说法，就得该换词了。
有一份关于日本陆军暗示气球炸弹和731部队之间关系的挡案文件，题目是“陆军省军事课特殊研究处理要领”。它是陆军省军事课于战争结束的同时，下达给有关机关的一个通知。由于文件不长，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1982年3月13日鲍威尔访日，笔者同他再次就气球炸弹与731部队的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鲍威尔访日的同时，又同原731部队的高桥班员进行接触，打听到了曾计划在气球炸弹里装载731部队细菌的事实。这些情况的原委请参阅《恶魔的饱食笔记》（晚声社出版）。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
军事课1945年8月15日
一、方针：为了不使敌方获得有特殊研究的证据，必须从速处置。
二、实施要领：
1.“浮号”及其与登户的关系，把本文件要点立即传达给兵本草刈中佐处置。（15日8时30分）
2.关于关东军、731部队以及100部队的问题，用电话传达给关东军藤井参谋处置。（本川参谋不在）
3.关于粮草总厂一号，通知粮草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系办理。（15日9时30分）
4.召有关医务主任直接传达本文件要点，同小野寺少佐和山出中佐联系。（9时30分）
5.关于兽医问题，各有关主任直接传达本文件，已同土江中佐联系结束（其他均发文件）。（10时）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是不能让“敌方”获得“特殊研究”的证据，令其从速做出处理的命令。
鲍威尔询问气球炸弹与731部队关系时，我当即联想起上述陆军的档案文件。
反复阅读“处理要领”后，隐藏在这份通知背后的黑暗轮廓就浮现出来了。这份通知不是汇总出“特殊研究”项目，它也不是毫无关系的独立项目，而是具体地列举出同“敌方”有关的应立即迅速处理的事项。
这些通知中所谓“敌方”，就是指美、英两国为主力的盟军，特别是指美军而言。从战争结束前夕的军事形势看，则不言而喻了。通知所列项目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让美军没收的绝密项目。虽说是一份枯燥无味的档案文件，但是反复推敲起来，就可以看出下达这份通知的当事人的意图。
“处理要领”一开头提到的“浮号”，可能就是指气球炸弹而言。
鲍威尔的提问，变成了穿过大脑的闪光，一下了把“浮号”照了出来。
“浮号”——关东军——731部队——100部队——粮草总厂一号——医务问题——兽医问题以及“处理要领”都串在一条线上。
“浮号”是气球炸弹，731和100部队都是日军拥有的细菌部队。所谓“粮草总厂一号”又是什么呢？其真相尚未搞清楚。但是根据战争末期在粮草总厂工作过的，现在在茨城县的G·T先生来信发表的意见说，那可能是用来伤害美国小麦的锈病菌。这位先生在该厂从事过帝国大学农学部植物病理教研室的黑锈病菌孢子的耐久力的研究。
“医务问题”和“兽医问题”，是相应地指731和100部队而言，或同他们相关联的项目。
战前，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医院、陆军防疫研究室里有许多人体标本。其中有经烘干变成木乃伊的人体，患过鼠疫的黑色尸体，霍乱、伤寒患者的标本也不少。
战争结束的同时，动员了许多研究人员、教育队的少年兵，急忙处理了这些标本。在防疫研究室的后面空地上，挖了一个深10米的大坑，把陈列在防疫研究室里的许多用福尔马林药水泡的人体标本，连同玻璃瓶一起扔进去了。据有关人员的证词：“人体标本的处理工作，从8月15日开始，足足用了一个月。”
这个有关人员说：“那个大坑约15米见方，10米深，深得可以把一幢三层楼房完全装进去。在这个坑挖成时，把几百个装有人体标本的大广口瓶和经过石蜡处理的人体组织标本都扔进了坑底……我记得当木乃伊人体标本扔进坑里的时候，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派来的人又从坑里把它捡上来，拿回帝大去了……在这些标本中也有一副传令兵高桥的脏器，它被警视厅拿走了。”
这一时期处理人体标本的工作和前面提到的陆军省下达的“处理要领”是互为表里的。估计读者早已察觉了这一点。在新宿区若松町陆军防疫研究室和陆军军医学校里，是否会有从哈尔滨拿回的许多“马鲁太”的标本？在标本中是否也有在731部队里杀害的白人“马鲁太”的脏器和人头呢？
所谓“医务问题”，也许是指九州大学医学部解剖美国俘虏活体事件的证据，总而言之，其意图在于“消灭”构成战争犯罪的“证据”。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浮号”（气球炸弹）——731部队——100部队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关于“浮号作战”，《环境和测定技术》1982年第9期第10号在“环境与地球百话第25”和“铪与’浮号‘作战”（日本环境测定分析协会）中刊载了下述有趣的消息，文章中谈到“B剂”，大概就是表示bacteriological（细菌）的细菌武器。
太平洋战争第二年试飞的气球炸弹中有几个到达了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广播电台报道了日军空袭的警报。气球好不容易飞越了太平洋，是否被防空战斗机击落了呢？据说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把它的金属机械部分涂上了钛等涂料”，进而又出现了性能良好的“铪氧化剂”，后来，改变了计划，“气球”上不使用铪了，而改用“富嶽”。把1943年11月3日明治的佳节定为“D日”（决战日）。
“浮号作战”有三个主角：第一是大型战略轰炸机“富嶽”，第二是B武器“芙蓉”，第三是运输它们的“气球”。这些都是经过多年秘密研究而成的。当时日本航空界有这样一个构想：即他们认为从研制A26远程飞机的实力来看，如果生产出搭载1万马力发动机的飞机，就可能进行环球一周无着陆飞行。为此，如果能搭载6台这样强有力的发动机，飞机就能飞越太平洋，横穿美洲大陆，再飞越大西洋，在德国着陆加油后，再横越中亚，就可完成环球一周的飞行。“富嶽”战略轰炸机飞至1万米的高空，把机体涂上铪，干扰雷达的监视，气球飞至9000米高空，再把机体涂上铝粉，引诱雷达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偏西风向东飞行。结果，这一作战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主要是由于芙蓉使用B剂，未获得领导层的批准而作罢。“富嶽”的研究工作也在同年3月由于南方的拉包尔空战情况恶化也中止了。人们认为，“与其制造这种怪物不如多生产一架战斗机更好”，现在只剩下了“气球”。北太平洋上空的偏西风在秋季的11月至翌年春天3月期间，变成喷气气流，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过副平流层。利用直径为15米的气球对美国大陆实施攻击。为此，巳在千叶县的一宫、大津等房总半岛的三个基地部署了气象连队的气球大队，做好了间隔时间最长为5分钟发射一个气球的准备。结果，据战后美国发表的消息说，共有350多个气球飞抵了美洲大陆。据说到1945年3月6日，在俄勒冈州由于气球炸弹掉下来，造成6人死亡。近年来，美国一家杂志报道说，同年3月10日华盛顿州汉福德附近的输电线，由于这种气球的降落，造成了电线断线，使汉福德生产钚的原子能工厂停产。这则报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单纯而奇妙的秘密武器，使最复杂、耗资最多的曼哈顿计划的作业陷于停顿。”
鲍威尔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套英文文件说道：“这是我最近在美国国立挡案馆发现的1947年2月至9月期间，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东京盟军总司令部司令麦克阿瑟之间来往的机密文件。具体地记录了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围绕着是否把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及有关人员的身份移交给苏联问题的具体记录。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现在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鲍威尔首先出示的最初的文件，是“国务院、陆、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指令”，其标题如下：
REQUEST OF RUSSIAN PROSECUTOR FOR PERMISSION TO INTERROGATE CERTAIN JAPANESE（苏联方面检察官要求允许对 特定日本人进行审讯）
1947年2月11日
这份文件里还附有远东最高司令的函件。
东京CINCFE发往WDCSA战争局
文件编号C6994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同意他们对在满洲哈尔滨近郊平房设施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KIKUCHI大佐和OTA大佐进行审讯。
远东小委员会关于“苏联方面检察官对特定日本人的审讯”记录。
这一要求是根据尚未确认身份的俘虏供述的上述三人进行实验结果造成2000名中国人和“满洲人”死亡的情报提出的。
苏联的要求是基于美国可能同意进行辅助性军事审判的设想提出来的。同时，苏联方面承认他们关心731部队大量生产伤寒菌、霍乱以及伤寒跳蚤。我们的意见是看不出苏联打算获取美方尚不知道的情报。在我们的监视下，美国通过苏联的审讯有可能获得追加的情报。
关于上述问题，是否答应苏联方面的审讯，请做出判断。
CINCFE的意思是太平洋军司令，也就是麦克阿瑟。估计“KIKUCHI大佐”是731部队第一部长（研究细菌）菊地少将；“OTA大佐”是该部队第一部炭疽菌研究班班长兼第二部部长，曾担任过细菌战实战指挥的太田大佐。
接着，鲍威尔又拿出了第二份文件。
“这是国内发来的复电！”
这份文件的英语标题如下：
FROM：WASHINGTON(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CINCFE (MACARTHUR)
NR：W94446 March 21 1947
The following，received from the state，War and Navy Departments，is in reply to you C69946.Message is in tow parts ……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7年3月21日发给麦克阿瑟。以下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对069946号电的答复，文件由两个部分组成……）
在这份电报稿上，盖有“绝密”、“优先处理”、“机密情报”等字样的图章印迹，说明了这一文件拍发时的情况。
Part 1：Subject to following conditions permission granted for SCAP controlled Soviet interrogation Genera Ishii，Colonels，Kikuchi and Ota topic biological warfare……
（第一部，关于苏联方面所提审讯有关细菌战的石井将军以及菊地、太田两大佐的问题，必须在盟军总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主持下，以下述条件为前提方能许可……）
电报中的“SCAP”是指战争结束后不久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即麦克阿瑟元帅的略语。
a.在苏联审讯之前，要指派美国方面的专人对菊地、太田两大佐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为协助您（是指麦克阿瑟？原文为Subject your currence）工作，陆军部准备立即派出经过特别训练的代表参与美方的顸审和继续监视苏方的审讯。
b.根据预审情况，如发现有不让苏联知道的重要情报，应指示菊地和太田不向苏方泄露。
c.指示日本方面的细菌战专家（指石井、菊地和太田）在苏联组织面对面调查之前，不得向苏方透露曾对他们进行过预审一事。
要求凡重要情报全由美国独占，并对美方进行过预审要保密，这是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华盛顿的文件还继续提出指示，对苏方的审讯方法，应定出个框框。
第二部分，鉴于苏联方面在揭发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细菌战的）罪行尚未掌握应追究战犯的确凿证据，美国同意苏联方面可以进行审讯，但不得采取提审战犯的方式，而应本着对待友好国家的姿态来进行。
同时要转告苏方，本次（经由麦克阿瑟总司令）准许的传讯，并不能视为对他们有利的先例。
石井四郎中将向GHQ提出的“731开发的细菌炸弹一览表”
在此之前，麦克阿瑟向国内发了如下的电报（日期不详）：
（电报编号为SWNCC——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351——1）
一、苏联方面检察官继续要求审讯从事过细菌战的日本陆军军官，2月27日又表明了以下事项：
1.强烈要求共享美国已经获得的（细菌战的）情报；
2.准备根据基于实验记录的证据起诉；
3.确保海参崴的两名证人，希望把他们带到日本，让他们参加审讯；
4.同意使用苏方的资料对日本人进行全面的审讯。
二、苏联方面检察官关于此件显然已受到上级的严厉督促，送来了要求我方火速做出回答的声明。请从速做出答复。
华盛顿向SCAP（麦克阿瑟代号）发出指示是1947年3月。这时，正是日本“二·一大罢工”被麦克阿瑟勒令停止的时期，也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另一方面，新学制的中小学开学，一般国民正为严重缺粮而伤脑筋，而高级饭店暴发户开后门营业，街头巷尾的低档酒吧泛滥，东京的低音节爵士乐大流行。可是就是这个时候，美苏之间为争夺控制731部队头目，斗争已很激烈。在内部资料中显示了这种情况：
在接到苏联要求审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以后，美国政府企图独占有关731部队的情报……而石井等人感到身处危险，就同盟军总司令部进行狡诈的交易……石井窥察到美国想独占自己所拥有的关于731部队的情报。
鲍威尔又拿出另一份资料，继续说道：“石井要求把731部队的全部情报交给美国，以此为条件，保证免除他们的战犯身份。石井向盟军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提出希望得到一份免除战犯的文件……麦克阿瑟立即向美国政府请示对石井的对策。我发现这份资料就是美国国务院对麦克阿瑟做出的‘备忘录’。”
1947年9月8日，绝密。
标题是：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JAPANESE BY RUSSIAN PROSECUTOR REF.SFE 188-2 Note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关于苏联检察官要求对特定日本人进行传讯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备忘录”。是在这份电报打字记录稿的第二页同一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写道：
国务院就SFE(远东小委员会）188/2提案答复如下：对石井将军和同僚们所提供的情报，列入情报系统，关于向石井等人保证不使用‘战犯’论处的凭据一事，不能同意。
因为即使不作保钲，照样可以从石井及其同僚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情报……而且给了那种有保证性的文件，日后很可能给美国会引来麻烦。
同时，为了不让石井掌握的有关细菌战情报在公开审判中披露出去，就要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措施。
国务院指示把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作为秘密情报处理，使之不泄露。
电报中使用“情报系统”（Intelligence Channels)来表示，也可以意译为“特殊情报渠道”。
Intelligence Bureau是情报局,Intelligence Officer是情报军官的意思。美国国务院巳摸透石井心思：“与其被苏军逮捕，还不如投靠美国，能延长生命。”
关于石井以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免于追究起诉其战犯的罪责，有关人士反驳说，“这并非进行交易。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唯美之命是从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但是，这里有一份美方的资料可以确定两者之间有无交易。
这是一份附有编号为SFE188/4和1947年9月29日的文件记录。
标题为：“国务院、陆、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分会”。文件一开头写道：
参照SFE/2·SFE/3秘书备忘录，附上的文件是SFE为CAD代理成员的备忘录，分发给分会。
J·P·CRESAP USN司令秘书
在“附上的文件”中有如下记录：
一、CAD（陆军部民事部）代理成员对于国务院成员所说的“即使不做出这种保障，也可以从石井将军及其部下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的记述，不能表示同意。
二、陆军部和空军的成员相信，这种情报（细菌战）在合众国的安全保障上极其重要，所以应该承担日后的困难等风险。
三、合众国军部、军队职员以及合众国政府当局领导认为，同石井将军及其细菌战集团保持着密切的个人接触，但只要不向他们表示（细菌战）情报不作为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就不可能获得具有最大价值的详细情报。
四、因此，最终最重要的是合众国的安全保障。
五、（a.省略）b.各部的不同意见，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仍不能统一时，各部不同的见解，可分别写报告送交SWNCC（三部调整委员会）。
六、P&O陆军部和空军的委员同意上述事项。
这样，美国方面在把本国的安全保障看作最重要的这一点上统一了意见。
美国国务院于1947年9月8日发出一份绝密文件，就保护石井四郎中将等731部队干部的身份和收集细菌战资料问题，再次对麦克阿瑟总司令的详细方针做出设定：
一、CINCFE(麦克阿瑟）不得对石井及其他有关的日本人给予任何许诺，要采取以往一直使用的方法，尽可能地继续收集更多的细菌战情报。
二、由此而获得的情报，要全部保存在情报系统内，直到向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证据表明犯罪事实又无法再隐瞒下去时为止。
三、虽不给石井等人做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许诺，但是，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当局从美国的安全保障的角度考虑，不对石井及其有关人员的战争罪责予以追究。
美国国务院的绝密文件明确地传达了美国对731部队的态度。接着，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向麦克阿瑟下达这一指示的“理由”，在附录A中这样写道：
1.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
2.在手头的附录A第三项的资料纲要中，认为对揭发石井及其有关人员战犯的证据，其根据尚不充分。
3.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
4.通过审判战犯，透露出731部队的情报，使它传到别国，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来说，是不明智的。
从日方获得的细菌战情报可保存在情报系统内，从石井等人取得的细菌战情报，不宜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证据确凿，应继续使用上述方法到无法再采用时为止。
在附录B中附有致麦克阿瑟的如下信件：
一、在不做任何承诺情况下，从石井处获取所需的情报是可能的。危险的承诺，日后恐怕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麻烦。从国家安全保障的情况来看，必然会揭发石井等人，尽可能地依靠以往的方法继续收集情报；
二、上述一切联络，均作为最高机密来处理。
石井四郎等人企图保存生命，而美国“从保障国家安全需要上出发”，也必须救免731部队人员的罪责。因此，国务院绝密文件在“本文三”、“附录B”中一再重复强调。
这样，就开始“避开苏联”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致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长的“关于细菌战调查梗概的报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关于哈尔滨和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受审人员如下：
受审人员自发地提供了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没有人提出通过审讯保障赦免战犯罪责的要求。
提供的情报，除KASAHARASHIRO保存着孙吴热的临床资料外，其他受审人员全部是依靠记忆。不仅对事先提出的日本细菌战研究报告中的题目追加了情报，而且还能收集到不少报告中未提到的有关由日本人集中研究的人体疾病的情报。
金泽的病理学资料，由1943年ISHIKAWATACHIO从哈尔滨拿回来的约500人的人体标本组成。其中在研究上能有效使用的有400个。据OKAMOTOKOZO说，在哈尔滨的人体解剖，到1945年有千人以下。
据OKAMOTOKOZO说，850份标本记录中，有效资料有401件，资料不完备的317件。OKMOTO怀疑ISHIKAWA从哈尔滨带回了不到500件。
调查结果，收集到的证据，补充和扩大了这个领域以往的内容。这些资料都是日本科学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多年研究才获得的。
情报是通过传染病接种细菌性的病源菌才得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取得的。这种情报涉及活体实验，受到良心谴责，是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取得的。
为了取得这些资料，花费了25万日元，同实际研究成本相比较，这只是微乎其微的零头而已。然而，收集到这些病理学上的资料是这种实验性质的唯一的物证。我希望做出一切努力，不要使自发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卷入麻烦中去，也不要让这些情报泄露给别人（底特律克堡研究所Md基础科主任埃德温·V·希尔说）。
在取得以上大致情况的报告以后，从I947年10月29日至11月25日期间，进行了个别面对面的调查，其结果如下：
肉毒芽孢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实验材料经两天培养，让5人摄取其菌，其中两人死亡。
布鲁（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20人以上的实验材料进行了皮下注射。他只记得注射后，波状发烧持续了好几个月。
布鲁（杆）菌 YAMANOUCHIYOJIRO
患者1-4周发生波状发烧。发烧时血液呈阳性。（以下略）
此外，对5人进行肉毒芽孢杆菌实验，对20人进行皮下布鲁（杆）菌注射实验。
皮下注射及利用炸弹进行瓦斯坏疽实验。通过注射、吸入、鼻滴、肺内注射和咽喉涂抹，进行流行性感冒实验。
在满洲利用从自然发病体采集的病毒进行天花实验。
对2名实验材料进行破伤风实验。
对10名实验材料通过注射进行野兔病实验以及马鼻疽、鼠疫、结核、炭疽菌炸弹等实验。
OTAKIYOSI在沈阳进行了炭疽菌实验，菌种是从受污染地区的家畜和土壤中提取的。
TAKAHASHIMASAHIKO使用轰炸室进行喷雾实验，以及鼠疫、炭疽菌、伤寒、天花、马鼻疽、结核、赤痢、肉毒芽孢杆菌、霍乱、孙吴热等，与KANEKO共同进行上述实验。
TSUYAMAYOSHIFUMI器材及人员污染的净化。
UEDAMASAAKI赤痢（志贺菌、弗里斯纳杆菌、Y型菌）的实验。
MASUDATOMONOBU赤痢（志贺菌、弗里克斯纳杆菌、Y型菌）、河豚毒、炭疽菌炸弹。
鲍威尔说：“这你明白了吧！……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看作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所以，美军当局绝不向任何国家泄露731部队的资料，甚至连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不让他知道……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文件，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盖有“绝密”印章的这份文件上，迄今传阅过的人有国防部的军官和指定负责的官员。其中有乔治·A·伯特列特、M·C·格里森、梅阿利·哈米尔顿、M·D·法兰克斯，还有一个军官只签了“P·I·B”缩写字母。
鲍威尔说：“可以认为这就是电文中所说的那个情报系统的成员。因为是机密文件，不是指定的人员当然是不能阅读的。”
第二天继续在鲍威尔家中，整整谈了一天的情况。“在赦免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的背后，威洛比少将的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向麦克阿瑟总司令建议说：‘苏军要求逮捕石井四郎等人进行审讯，我们应设法加以阻挠。’……你知道威洛比这个人吗？”鲍威尔问了我一句。
威洛比少将是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头目。战后曾统治过日本的这位军人的名字，深深地留在当时日本人的记忆中。
战后，美军在日本登陆以后，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很多情报部队。情报部队称作CIC，美军在西起九州、中国、近畿、东海、关东甲信越，直到东北、北海道的7个军管区内都设置了CIC地方总部。
统率CIC的是盟军总司令部的第二参谋部，其部长就是威洛比少将。他一方面指使CIC收集日本财政界、劳动界、文化界的情报；另一方面，他亲自接触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一边同他们接触，进行安抚，一边把日本作为“反共防线”来加以利用。
在威洛比属下从事情报活动的右翼有三浦义一、儿玉誉士夫等人。曾以搞阴谋破坏活动而臭名昭著的加农机关，也是直属第二参谋部的情报机关。曾在下山、三鹰、松川发生过“战后三大阴谋事件”，背后就是由第二参谋部操纵的。
据说，战争一结束，在东京四谷车站前的“福田家”旅馆、西银座的“浪漫曲”俱乐部、涩谷的“红星”咖啡店，都曾被用作原日本海军高级军官以及原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中的情报军官和原朝鲜军司令部军官们从事秘密活动的地下据点。还有一个在东京新宿区的若松町的“若松庄”旅馆，据说石井四郎等731部队的军官经常出入那里。
“威洛比一向蔑视日本人，把日本人叫作‘杰普’，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等人也同样蔑视，把他们写作‘杰普佬’。他对俄国人也是用侮辱性的词汇‘露斯’来称呼他们。”
“C·A·W……这是威洛比少将的签字，威洛比的全名是CHARLESA WILLOUGHBY。C·A·W是三个英文词的字头。威洛比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他讨厌有色人种，正如讨厌犹太人那样。他是麦克阿瑟元帅的心腹之一。……”
据鲍威尔说，由于威洛比少将的彻底阻挠，才使苏联未能对石井、北野等731部队领导人进行审讯，因为“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没有一份记录苏联审讯成功的文件……”
在这一时期美苏的争吵，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记录如下：
1947年3月30日威洛比致萨克顿上校的信中提出了十一项指示。其中，第六项：（要求引渡石井部队的重要人物）显然是“露斯”的挑衅。尽管他们只参战5天，却企图把这些人物搞到手，使他们脱离合众国的管理。
第十一项：我认为在致德尔毕扬科（苏军司令）的信件中应采取这种态度。信中措辞非常感情用事。
根据威洛比的意见，军务局长（或副官）约翰·B·克林上校于4月10日致函最高司令代理德尔毕扬科中将，在第二项中表示坚决拒绝说：“不能把前日军石井将军和太田大佐引渡给苏联，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日军对中国人和满洲人犯下战争罪行以及它同苏联方面有什么利害关系。”
1947年3月27日致参谋总部的保存文件中记录说：“连日来，苏联一再探索又非常执著，所以，处于不愉快的状态中……”
鲍威尔根据美国情报公开法，前往华盛顿国立档案馆，在9000多份盟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拼命地复印了一套副本。不过，在这9000多份文件中，美国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围绕着731部队问题的秘密文件，只有50多份。
“我每天同堆积如山的文件进行拼搏……但是，平均在200份文件中才发现一份……真有点丧气。”
“复印费每张10美分，迄今已花了900美元。”鲍威尔苦笑着继续说道。
我们进行了三天激烈的交谈，结果，在交谈中浮现出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名叫诺伯特·费尔博士(Dr.Norteet.H.Fellows）。从他的博士头衔看，可能是个医学博士之类。费尔的出生地、毕业的学校以及现在生死的情况，全不清楚。
现在弄清楚的是诺伯特·费尔于1947年4月中旬至6月期间曾在日本逗留，参与了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等人的审讯工作。
“关于费尔，毫无线索吗？……是什么原委，使他担负对石井等人的审讯呢？”
对这一提问，鲍威尔耸了耸肩说道：“噢，这位诺伯特·费尔先生，曾在福特·底特律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部队当过领导。”
福特·底特律克堡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叫弗列·德里克的小城市里。“福特”是要塞或营的意思。不过在美国国内把半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叫堡，把临时性的军事基地叫兵营。所以，底特律克堡，从战前到战后，一直是个军事设施。
“底特律克堡……曾是美国陆军细菌战研究所的所在地。”
鲍威尔说着拿出一张奇怪的照片来。照片上是一只用金属和胶皮制的长手套，手指部分插在一个装有小动物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和外部是隔开的。
鲍威尔说：“在底特律克堡有这样一个手套和箱子。听说操作时，人把手臂从外边伸进胶皮手套里，用手指在里边摆弄那些做细菌实验用的老鼠和兔子……由于箱内装的都是被细菌污染了的小动物，为防止感染，于是从外部进行操作。
“现在细菌战的研究业巳中止。应是U.S.AM.R.I.D设施。‘U.S.AM’是美国陆军意思，‘R.I.D’是研究传染疾病的意思（即美国陆军的传染病研究设施）。
“它虽是和五角大楼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军事基地，不过，并不是不许入内，大概谁想进这个基地都是可以的。”鲍威尔就说到这里。
关于诺伯特·费尔，在鲍威尔拿出来的1947年4月1日W95265记录文件上记载：化学战部曾选出诺伯特·费尔博士作为进行审讯的人物。只要未提出需要两个人时，由他一个人担任审讯官就足够了。费尔博士预定4月5日由华盛顿出发。
同年6月30日CS3704文件中记载：关于战争犯罪问题，应找费尔博士商谈。他是一位熟练的调查官，并掌握着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情报。
诺伯特·费尔博士是底特律克堡的高级职员。他曾审讯过石井四郎等人。如果那时的记录还在的话……我心里产生着怀疑。
“鲍威尔先生……你认为诺伯特·费尔在审讯石井时使用哪种语言？如果不是使用日语的话，731部队领导人是听不懂的。一般来说，日本人对英语的读、写还过得去，但是听和说就不擅长了。……”
鲍威尔对这个提问似乎不太明白，皱着眉头露出诧异的神情。
“假如……对石井等人的审讯是用日语进行的，假如费尔又不懂日语的话……那么，谁担任翻译者？”
“噢……那是日本人吧！”
“那个日本人是军队文职人员吗？”
“也许是吧！战争期间，我在军队里做过宣传工作。每当美军想得到一份周密的资料时，审讯全都由美军的职员来当翻译，很少在当地雇用日本人来做。”
“这么说……尽管有通晓日语的美军职员，在审讯石井等人时，在场的有可能还有日本人了。”
“是第一代日本移民！”鲍威尔提高嗓子说。
“对啦……那能不能找到担任盟军总司令部和731部队人员之间当翻译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呢？”
“不，在美国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在社会上虽然分布很广，但也许是想象不到的狭小……你真是抓住了要害。在石井与盟军总司令部之间担任翻译的人……当时即使是30岁，现在该是60多岁的人了。可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住址。”
“嗯，虽说如此，也要试试看。尽管美国很大，但是，只要能把战后在盟军总司令部供过职的日本人每一个都查一遍，说不定会意外地发现线索。因为我们都是日本人，开口提供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们试想寻找美国底特律克堡的干部们、诺伯特·费尔与731部队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等人之间进行交谈、审讯时的日本第一代移民的翻译。我虽对鲍威尔讲了这一席话，但是心里却完全没有把握。
根据旧金山市内第一代日本移民提供的线索，我立即飞到了芝加哥市。在第一代日本移民的辗转介绍下，从像墓碑一样的高楼大厦林立的芝加哥市又赶往底特律市，继续进行着毫无目标的寻找。
在那里会见了几位第一代日本移民，等我感到脚尖已开始冻得发麻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从前曾在盟军总司令部当过翻译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他模模糊糊地介绍了从战前到战后的情况。
战前在美国西海岸——以洛杉矶市为中心，大约住有11.2万左右的日本移民，其中约1/3，也就是说，约4万人是第一代移居美国的日本人。他们由于受美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几乎还都是日本国籍。这些勤劳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多数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荒办农场或经商。日美开战前，日本移民几乎垄断了那里的生鲜农产品的零售市场。他们经营着该州约40%的农产品。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发动的“珍珠港事件”彻底摧毁了日本移民的生活。美国政府为了提高美国国民的斗志，开展宣传说：“日本人是敌对民族，都是疯子”，并规定“日本人无急需，禁止外出；不许到各单位去上班；上学和购物只许限定在离家五英里范围内”。
这些规定是洛杉矶市长和警察局长联名“通知”所有的日本人的。行人还往在街上行走的日本人身上扔鸡蛋，吐唾沫。侨居在美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了避免被市民误认为是日本人而遭受暴行，就在胸前佩带一个“我是中国人”或“我是朝鲜人”的标志以“自卫”。
1942年2月，美国总统颁布了“立即全部收容日本居民”的决定。与此同时，把全部日本居民都强迫关进强制收容所，限制所有日本人只准带两件手提行李，迫使他们把农场、店铺和办公室都原封不动地让出来，然后撤离。
准许日本人去的地方，只有美国中部的亚利桑那、阿肯色、科拉科多、爱达荷等州，在这几个州内建立了9个强制收容所。把他们一家一户地封锁在连学校也没有的山沟里，强制实行了同美国社会隔离的非人道政策。
在沙漠、沼泽地和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建起了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简易木板房，约有10万名日本移民，不分贫富，都被关进强制收容所里。
“从加利福尼亚经堪萨斯到达阿肯色强制收容所，整整耗费四天时间……在火车上食物没有了，饥饿时就想到停车站附近的商店街去买吃的，可是商店都贴着‘不卖给日本人’的标语，什么东西都不卖给。日本移民带着妻儿像牲口似的挤在火车里，大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一位第一代日本移民讲了这一席话。
允许日本移民从强制收容所里出来，那是日本明显将要战败的1944年。这时，美国政府发出通知，严禁迁往西海岸一带落户。至于往东海岸城市迁移者，务必要有朋友（美国人）作保，方可自由迁往。
西海岸和日本列岛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美国政府之所以“严禁他们在西海岸落户”，就是要让那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日本人无法从事有利于日本的情报破坏活动。
从收容所搬到东部各城市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中，有不少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来到美国的。他们想在那里大干一场，但在美国的生活中却迎来了日美战争。把他们称作第一代日本移民，也许不太合适。
1944年夏，美国五角大楼已预料日本将在一年内投降，为了做好占领日本的准备，就注意到了“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通过调查，寻找那些对日本政府并不太忠诚、又希望永远在美国居留的这些第一代日本移民，极力劝说他们到五角大楼去工作。
对年轻的第一代日本移民进行劝诱的，不仅有美国国防部，还有国务院战略活动局（OSS)。
OSS是Offices of Strategic Service的缩写。
OSS是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在日美开战前五个月，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由多诺凡上校（后晋升为少将）新建的一个情报机关。
被称为“多诺凡机关”的这个组织，改变了过去那种培养特务潜入敌区，收集情报的老式做法，而是广泛地从民间的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工程学等领域吸收专家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并通过对情报的综合处理来侦察敌情，是一种崭新的科学的情报组织。
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协作，在对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底细进行调查之后，一个又一个地将他们拉进“多诺凡机关”。
战后，被置于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作为美军情报部人员担任翻译任务的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美军文职人员）都是原“多诺凡机关”的成员。
以上情况就是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大致了解到的“盟军总司令部”录用翻译的原委。
过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E先生就是原国务院战略活动局的成员，战争刚结束时也曾去过日本。
在芝加哥逗留的第三天夜里，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由于我这个调查者的热心，感动了周围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互相打听，范围越来越广，其中，有位老人还寻找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康涅狄格等地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朋友，还多次同他们通了长途电话。
为了寻找那位原国务院战略活动局的职员E先生，我又飞到纽约，访问了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在反复的询问中，时间很快地流逝了。要寻找那个曾经审讯石井四郎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翻译，如同在寻找一个30多年前大战中的亡灵一样，结局是否会是徒劳的呢？……
我胆怯地在风雪交加中回到纽约市的历基盛顿大街的旅馆时，收到一份电话记录。上面写着：“虽说找到的不是E先生，但同你要找的那个日本人的情况十分相似。他可能住在纽约州伦古爱兰德的N街一带。他是U·U先生。”
这个暖人心怀的消息，是芝加哥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带来的。不，说不定是那些住在洛杉矶素不相识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努力。通过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最大努力终于到达了金字塔顶——即将会见U·U先生。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日本人，我曾给那个日本将官当过翻译。”
U·U先生刚坐下，开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长着似乎很凶的一对长眉毛，如今巳经发白了。他的脸被太阳晒黑了，眼睛大大的，右侧没有耳朵，笑起来嘴角有几条很深的皱纹。
“是叫石井四郎吗？”我大声问道。
“对……他是叫石井。我记得他是个高个子，满脸长着胡子……”
“是，是个高个子。”
“他曾生过病吧……好像在1946年夏到1947年夏的那一年里。”
“生病？……我记得石井部队长很健康……”
“不，他是生过病，没错。我记得好像曾被派到他家里去进行过审讯。因为，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当然也不能说记得那么清了……”
“他得了什么病？”
“啊！……这一点可记不清了，有一次（看了石井的照片），对，对，就是他……我想起来了，我当翻译的那次审讯，是在东京丸之内的邮船大厦里进行的。”
邮船大厦……肯定，是当时第二参谋部的根据地。
“战争结束前，我曾在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工作过，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现在几乎都已过世……田中、友末、伊奈等人，都是些能干的人……我们是从1944年10月到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日本的短波广播……仅从收音机里了解到，日本正苦于物资的严重短缺。报道说，日本国内用松树桩榨油，从地瓜秧里提取酒精……这些使我想到祖国多贫穷啊！”
先生说的他在第二参谋部当翻译的经历，就是从“用松树桩搾油”开始的。
问：你是怎么到OSS(美国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去工作的？
答：1944年2月，JIC(联合情报委员会）有两位上校到我家。JIC是属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由总统直辖的一个情报组织。JIC属下有海军情报部、陆军情报部、空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国务院、战略活动局（OSS）和对外经济管理局（FEA）。到我家来的一个是陆军，一个是空军情报军官。他们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编写的材料。
问：是FBI？……你有过犯罪前科吗？
答：我没有任何前科。FBI拿的是我的身世调查材料。他们详细地调查了我是在什么时候结婚，到哪些地方去蜜月旅行，在日本移民强制收容所有过哪些言行等等。这两位FBI的情报军官以调查记录为依据，不容说，他们用命令的口吻要我到OSS去工作。一周以后，OSS负责我的全部经费把我派到华盛顿，住进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宿舍，又由OSS的上级军官询问了好几天。
问：询问的内容是什么？
答：问我为什么答应到OSS来工作？对美日战争怎么看？
对这些询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地道的日本人，热爱着日本。能够自如地讲日本话，也理解日本人的心理。同时，对美国，由于多年从事商业活动，美国又是妻子、儿女出生的国家，所以，我对美国有一种感恩之情。我对美国和我的祖国日本发生战争，感到十分悲痛。如果我的日语能力对结束战争能够发挥作用，那是我的夙愿。”
数名军官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也都作了同样的回答。因为这也是我的真心话。
问：你在OSS主要是干什么工作？
答：用高频收音机收听日本国内的广播，从内容来推测日本国内的民心动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附上自己的意见，一并提交给上级。据我的记忆，以当时的东京、大阪为中心，歌舞伎座等都停止了演出，城市的百姓经常用杂烩粥来充饥；畅销的是《击败夙敌美英》一类能激发战争斗志的书籍；另一方面，针对有些报纸倡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刊登了“要反击敌人就得多造飞机，光靠竹枪是不行的”新闻，开始对那种片面的宣传进行了批判。
“爱吃大米的日本国民只能吃杂烩粥，估计是粮食严重短缺。停止演戏这会使许多国民的心越加转向背离战争的方向。禁止自由批评和提建议，把标语口号强加于人，迟早会使日本国民中经验丰富的一代人，也就是中老年人转而批评政府。但是，如果言行上有所暴露，就得坐牢。因此估计消极怠工将会扩大到各个领域中去。”我们附上这类的意见之后，每天向OSS领导人呈送……
通过对原OSS文职人员U·U先生的采访，使我了解到“第一代日本移民”所经历过的坎坷的人生。U·U先生谈话的要点如下。
I945年春天，在OSS工作的“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奉命调往旧金山市的门特雷特兵营。当时前往门特雷特兵营报到的日本文职人员共有400人左右。虽然他们的待遇不错，但是，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很艰巨的。
这是停战中的一个秘密，它在哪里也没有发表过。美军已决定于1945年9月的“某日”登陆日本国土，登陆地点：相模湾方面军为小田原、横须贺；东京湾方面军为横滨、东京；仙台方面军是从仙台湾进入仙台和釜石；日本海方面军为金泽，将占领各城市。此外，九州有两个地方等等。这样，整个日本列岛共设定12个登陆目标地区。从OSS调来的这批“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在门特雷特兵营接受了彻底的登陆演习和情报战训练。
这些“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每25人到30人编成一组。他们在支队担任的具体职务是车辆司机、军曹、情报军官、广播员以及负责印刷事务等。在12个登陆地点，美军编成了12支队。让各部队的“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反复观看预定为登陆地点的城市村庄的模型。这不是那种简单的模型，而是详细的标有城市街道的马路、家家户户、主要机关、交通机关及商店等很详细而精巧的模型。
以仙台市的模型为例，上面标有市长官邸的位置，街内的鱼店旁边是米店，再隔两间房是个旧衣铺……这个小模型把目标城市的布局如实地缩小后再现出来。尤其令人震惊的是，OSS甚至把各街道有权势的人物以及地方城市的有权势的名门，都准确地调查了出来。部队的领导人命令“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必须把各自登陆目标的城市资料，全都背熟。
训练的内容，是利用放在登陆艇上一辆装有高音喇叭和印刷机的卡车，从登陆点直接开进市区，对市民进行安抚广播。
“仙台市的市民们，请你们安静地听我们的广播。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迫害你们，而是来保护你们的。我们准备了食物和药品，希望我们友好相处！”
训练出让我们给市民以安心感的声音顺利地朗读广播稿，还进行了一个晚上能把几千张传单撒到市区街道的训练。不消说，如果遇到日军阻击，如何进行应战也进行了训练。
“1945年9月某日……在几天前美军对仙台市巳经用舰炮和飞机进行了彻底的打击。海军陆战队配合陆军巳登陆，并占领了市区……紧跟着我们情报战部队也进入市区，到街头巷尾开展宣传工作。九月的‘某日’……记得是20日，但已记不太清楚了。”这是先生的回忆。被分配到门特雷特兵营的OSS的“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那就是在当时的日本各地都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潜伏。这些情报提供者随时向美国提供空袭目标、轰炸战果、人心动向以及物资生产转移等情况。干这些的日本人都是里通外国者。据说到1944年夏，在日本国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在内已发展了“相当多”的情报提供者。
OSS收集情报的能力具有令人吃惊的准确性。他们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1.如果逮捕天皇让其颁布停战命令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军人都会停止抵抗。
2.因此，在登陆的同时，军部可能会让天皇逃亡到长野县的松代或三浦半岛要塞地带。
3.一般民众对美军几乎不会进行抵抗，如果再发给他们食物和药品，就不会同美军作对。
4.估计天皇会逃亡，但是他的下落立即会查明，逮捕天皇是很容易的等等。
这些“分析”都提供给了OSS的要员。
但是，当时日本军部正在高喊在日本本土要与美军决战，“不辞一亿人玉碎”。“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的情报战有很大可能遇到日军疯狂的抵抗。因此，一到1945年夏，“第一代日本移民”中不少人给故乡的妻儿打长途电话向他们告别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的任务内容，或许会遇到最坏的情况。”话简里传来了对方啜泣的声音。
特别训练持续了四个月之久，离“某日”越来越近的8月15日这一天，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门特雷特兵营里，“第一代日本移民们”爆发出欢呼声。
U·U先生等人回到家乡之后，又被下达了新的任务，要他们作为日本占领军的一员前往日本。1946年6月，运输船从西雅图出发，经过两周的航行，抵达了横滨港。相隔20年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奇怪的是心中却没有产生感伤之情。
从横滨前往东京的大客车中有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都是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直属翻译人员。
“第一代日本移民们”说：“从大客车的窗口向外望去，川崎、大森一带已被烧成连一草一木都没有的荒野，真惨啊！……如果早知道会搞得这种惨景，倒不如在日美开战之前，招待那些顽固的日本军官到美国去参观一下……如果他们亲眼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国力强大，很容易就会知道，他们以美国为对手发动战争，就等于自取灭亡。”
翻译们的工作地点在东京丸之内的邮船大厦。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总部就设在该大厦里。第二参谋部长就是威洛比少将。
翻译们当初的工作是把日本的报刊翻译成英语，然后提供给第二参谋部司令部。他们住在东京的八重洲大厦。1946年夏，第二参谋部开始同许多旧日军军官进行“接触”。“第一代日本移民”翻译的工作骤然间繁忙起来。U·U先生也是其中一人。
大约是1947年6月间，U·U先生巳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了。那一天外边下着雨，一个满脸胡子的高个男子，被叫到邮船大厦。这位男子脸色很坏，他说：“我很冷，请允许我带着围巾吧！”他就是石井四郎中将。
“美方的审问者是谁，我巳忘记了，但是记得是在邮船大厦六层的一个房间作为审讯室。石井反复地表示：‘关于在满洲研究细菌武器一事，正如我已提出的报告所说的那样。’……他得意洋洋地说：‘让患鼠疫的成年男子背着沉重的沙袋走路，看他能走多少米。’这些话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一般来说，翻译是记不住双方谈话的内容的。可是，石井的谈话充满着不同常人的感觉，所以我记住了。”据U·U先生的证词，对石井四郎的审问是“很客气的”。
“听了石井的谈话，我感到日军的确干了非常残忍的事，唯有我是个井底之蛙，独善其身，自以为并不像日本陆军那样，干出利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用于战争的无耻勾当……可是在审讯中，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也同样感到非常可耻。”
U·U先生说：“石井四郎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邮船大厦，他巳多次被美军当局传讯，看样子巳向美军当局提供了详细的报告。石井四郎很早就同盟军总司令部有了接触，盟军总司令部也多次派人到石井家里，对他进行审讯……我只当过石井一次翻译，也就只知道这些情况。”
在这里，再叙述一下731部队从平房撤退以后不久的石井四郎中将的情况。战后，石井四郎的行动一直是个谜。
据原部队人员讲，在731部队撤退前夕，石井部队长曾向运输班下达命令说：“要去吉林省通化！立即准备一辆性能最好的卡车供部队长使用。”运输班接受命令后，立即准备了一辆福特牌的卡车，装上了10桶汽油，做好了出车的准备。
千叶县芝山町石井家的住宅
其父是地主，又是酿酒老板
千叶县芝山町石井家族的墓地
石井四兄弟均死亡，原家已被毁，现成空地
可是，石井部队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运输班准备的这辆卡车还没有使用就被炸毁了。
从那以后，原部队人员说，在好几个地方都见过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有的说在新京（今长春）车站前，有的说在奉天（今沈阳），有许多队员和有关人员还说在通化、在朝鲜釜山和台湾见过“石井部队长的身影”。
综合U·U先生的证词和731部队有关人员回忆的情况，战争结束前后，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的活动大致推测如下：
1.苏军开始进攻的1945年8月9日，石井部队长乘飞机飞往新京（今长春），利用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指示牡丹江、林口、孙吴和海拉尔等支队销毁构成细菌战犯罪的证据。
2.除上述支队外，731部队在大连还有一个叫满铁卫生研究所的秘密支队。另外，在吉林省通化几个月前还保存着根据“口（RO）号作战”而运去的庞大的资料和器材。石井四郎下令烧毁这些物资，再行撤退。之后，他又返回731部队。
3.731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家属乘坐的专列火车驶离哈尔滨以后，石井四郎乘军用飞机追赶火车，提前一步抵达釜山机场。
4.石井四郎在釜山换乘日本海军事先准备的驱逐舰返回日本内地，指挥处理掉分散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防疫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金泽医科大学的“马鲁太”标本。
5.同时，在金泽医科大学附近，“设立”了“731部队内地总部”。
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8月19日那天，数名身着军队文职人员制服的人来到坐落在金泽市小坂町东一番地的野间神社。他们对出面接待的宫司（神社的最高神官）说道：“我们是撤退到舞鹤港的陆军部队的人员，来到金泽市后，找不到住处，十分困难。我们带着大量的粮食等，不会给你们增添麻烦，只想借责神社的一角暂住，请帮个忙吧！”
金泽市小坂町神社
战后有一段时间曾为731部队的临时本部，部队干部始终害怕美军的动向
野间神社是金泽市河北一郡的总社（乡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社。穿过高大的石牌坊，院内可以看到高高耸立的松柏，长满青苔的石灯笼，露出青铜屋檐的洗手处……沿陡峭的石阶而上，来到白木结构的正殿和一座朱红漆的小祠堂的跟前。
来访的几位身着文职人员制服的人，来到正殿一侧的神社办公室兼宫司的宿舍。
据宫司的回忆，这些人的举止言谈都很稳重，没有一点军人的架子，看上去很像一支撤回内地的“无处栖身的部队”。当时，金泽市内驻有陆军第七联队。据宫司判断说，由于指挥系统和隶属关系不同，也许有什么无法帮助的原因。
金泽市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免于战争灾难的城市之一，它离复员基地舞鹤很近，所以，市内求宿的人很多。战争刚结束，没有一个旅馆能容下一支部队。
遇到困难，应互相帮助。神社成为战败“皇军”的临时住处也是由于战争结束所造成的混乱。尽管他们没有说出部队的番号，宫司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腾出了神社办公室的二楼让这二十几个人住宿。
得到宫司同意留宿后，部队的行动非常迅速。当天傍晚，载着部队人员的卡车到达了野间神社，不只是一辆卡车，还有许多车辆和队员相继抵达神社大牌坊的旁边。一支部队突然开到神社来，使附近的百姓大吃一惊。
看到从卡车上卸下来的物资，百姓们更是瞠目而视。先卸下来的是几十袋大米，接着是面粉、大豆和食盐，大桶装的黄酱，瓷缸盛的酱油，这些物资多得不是十袋二十袋，而是堆成了山。平时正为缺粮而发愁的百姓，虽一直听说军队里的物资很丰富，但是，这次亲眼看到路旁堆起的粮山，谁能不羡慕呢！
其中最让百姓看得眼红的是袋装的砂糖和葡萄糖粉。这些很久没吃甜食的百姓们，一看到成堆的葡萄糖都瞪大了眼睛。
曾经目睹过当时情景的百姓们作证说：“卸完卡车上的物资，立即用苫布盖了起来，车就开走了。几小时以后，那辆卡车又回来了。……我们看这趟卸下来是什么呢？从车上搬下来几台崭新的‘胜家’牌缝纫机……几十捆用马尼拉麻编成的新绳索堆在路旁……布料也堆积如山。还有用油纸包着，不知里面是什么，好像金属似的东西，也有蒸汽锅直径约有一米左右，还卸下大的铁拒。”
对这支二十多人的部队来说，物资可说是太多了。最后，他们在野间神社里搭了一顶帐篷，还装不下。当地的百姓把神社附近的青年团的一座建筑物（青年会馆）也让出来，把大部分物资装了进去。
搬运工作一结束，部队的负责人马上宣布向神社附近的百姓们发放和分配物资。为了领取葡萄糖和大米的“特殊供应”，百姓们在野间神社前排起了长队。这种“特殊供应”完全是为了安抚附近的百姓。人们知道这支部队是驻满洲的第731部队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些在神社院内搭起帐篷，起居却在野间神社的人，行动上有若干令人可疑之处。
第一点是：一个看上去像是部队干部的人，经常化装外出。在二十几名人员中，有两个长得很像石井四郎中将哥哥石井三男和石井刚男的人，还有一个自称叫栗原的主管会计的军官和一个姓辻的人。
这支部队在野间神社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个队员们称他为“少佐大人”的有领导派头的人换上西服，戴上一副宽边眼镜，化装成老百姓离开了神社，日落后他才返回。
第二天、第三天，这支部队的那个干部一直不停地化装继续外出。有一天晚上，神社的有关人士听到那位化装外出回来的人对部队人员报告说：“根据今天获悉的情报，美国占领军似乎不久将抵达神奈川县的厚木……”原来，那个部队干部化装外出，是为了刺探美军的情报。
“美军于九月某日将抵达七尾机场”、“美军飞机已抵达七尾”。长得酷似石井四郎的人相继收集到了情报。
宫司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们得到情报，说‘今天上午11时似乎将有大批美军要在小松机场着陆’。部队人员听了这个消息，立即惊慌起来。因为小松离金泽市很近……但是，当天又知道这个情报是虛假的，那些像指挥官的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唉，这支部队非常害怕美军的动向，这里边可能有什么原因吧！”
令人可疑的第二点是：他们在神社内派士兵站岗，在临时居住的社务处二层楼的入口处，24小时总有一个肩挎手枪的部队人员在那里站岗，这似乎是为了警卫放在二楼上那些大铁拒。
有一天，神社的有关人员上楼，碰巧有一个军官正在打开拒子，无意中看到拒子里装的全是成捆的钞票，除钞票外，还有很多用纸包着的东西。
令人可疑的第三点是：这支部队把驻地设在神社院内之后，出入的人突然猛增起来。看上去“队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从这里领到一些钱就回去了。在社务处的二楼还有一个缝纫兵，从早到晚踏着缝纫机，忙着把军装和文职人员制服改成一般百姓穿的国民服（与军装相似，但腰间不带佩刀用的扣环，多为翻领，颜色比军装略深）。来访的人换上这种国民服，然后再分散到各地去。
这支部队好像被包起来似的，气氛都显得很神秘。有时他们用神社院内的大锅做饭，升起一缕缕炊烟，他们就互相提醒说，别让人“从空中发现”。
那一年9月，17日、18日两天野间神社举行秋季祭典。那是物资短缺的时节，百姓们把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作为供品，献到乡社的大殿上。那位“少佐”从部队拿来几瓶清酒、大米、大酱和砂糖等上供。当时，清酒是很珍贵的东西。部队的供品吸引了老百姓。
“这支部队有难以想象的不可告人之处，除了大量隐藏的物资外，队员们的行动总是躲着百姓的耳目。它是一支不能公布于世的秘密部队吧。长期借住神社算是什么呢？这样下去，最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把百姓们也卷进去呢！……”这样的呼声，从四周响起，越来越大。
这时，金泽市内的第七联队司令部也来人问宫司“神社里住的是哪里来的部队”？
秋季祭典结束后，宫司对“少佐”坦率地提出：“事巳到这种地步，还是请你们从神社搬出去吧！”
“少佐”露出为难的神情，但仍然用一种稳重的口吻回答说：“明白啦！”
这支部队从野间神社“撤走”是1945年9月22日的事。
据原部队人员提供的证词，金泽市内的野间神社，就是731部队背着美军的耳目设置“战后本部”的地方。
“和石井两兄弟长得很相似的人及其部队”从野间神社开始“撤退”情景：
从金泽市内金泽医科大学医院仓库（现金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仓库）驶出两辆卡车开往东京。车上满载着许多货物。除731部队利用撤退的船带回国内的显微镜、各种药品、医疗器械、防寒被服和毛毯等之外，还有“严密捆包的木箱”。
金泽医科大学和京都帝大医学部，事实上都是731部队的支队。731部队从满洲带回丰富的物资，不仅藏在野间神社，而且也藏在金泽医科大学里。
据原部队人员回忆，这两辆卡车的驾驶舱里坐着菊地少将（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太田大佐（总务部部长）和与石井部队长是同乡又是亲戚的细谷某（特别班所属？）。另外还有一名运输班人员。
卡车从金泽市内出发沿今天的304号国道线南行，穿过岐阜县飞弹山地进入白川乡。在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辆卡车在山道上行驶拐弯时滑下山坡翻了车，滚进了谷底。
不幸中的万幸是车辆在跌进谷底的途中，挂在了树上。乘坐的人员都平安无事，但满载的货物却不能收回了。
因此，4名队员换乘另一辆卡车继续行驶，在下吕温泉住了一夜之后，沿东海道线，一路驶进了东京。卡车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陆军医院门前停车。在医院前面有一幢叫“若松庄”的二层楼的旅馆。部队人员打开大门后，从二层走下来一个高个子的人。他就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
“731部队的秘密，大部分已经泄露给美军方面了……”石井四郎在“若松庄”二层开口说道，“这可能是因为部队里也有‘主义者’的缘故吧。”
所谓“主义者”，在战前是指日本共产党党员和该党的同情者而言。石井队长说731部队中有“主义者”，使聚集在那里的部队人员大吃一惊。
“但是，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和该特务机关布下了多层防谍网，日本共产党员进入731部队工作，这毕竟是不可想象的……部队的核心是由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从731部队这一特殊性来看，学者（文职人员）比军官更有威力，在部队里存在着自由的科学研究气氛，这是事实。……但是，归根到底是把‘马鲁太’作为活体实验材料而杀掉，这只不过是在恶魔的土壤上开出一朵（不结果的）谎花似的自由与学究精神而已……在石井四郎看来，连这种自由也是‘主义者的言行’吧！”一位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在部队人员的印象里，这时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已陷入战后的精神虛脱状态之中，但他的身体仍很健壮，毫无患病的迹象。
卸完货物以后，太田大佐迁往东京杉並区的一家老百姓家，菊地少将则说要去群马县的涩川，急忙地先走了。他们一行在告别“若松庄”时，石井四郎一再叮嘱他们要严守秘密，说：“部队人员相互之间不要再联系。”并把药品和防寒帽等分送给他们留作纪念。
顺便再说一下，太田大佐落脚的“东京杉並区的老百姓家”，只知道在东洋摄影工业公司和“工厂附近”，此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实际上，这家老百姓的家在战后约两年中，一直被用作731部队人员的秘密活动据点。据说，许多军官经常出入这里。其中作为帝国银行事件的嫌疑犯，受到警视厅秘密侦察的人，也曾住在这里。
这一点在前面曾谈到过，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从金泽市内取来的货物中有许多“严密捆包的木箱”，这些木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至今没有查明。
问题是下述的东西去向不明：
1.731部队从平房撤退时带回日本的白金、锡等贵金属铸块；
2.鼠疫、霍乱、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菌种；
3.进行细菌战必不可缺的各种疫苗；
4.731部队积存的数量庞大的活体实验资料。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9月下旬，一直住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石井四郎，于这一年年底从“若松庄”消失了踪影。
“石井将军潜回了千叶县石井家（老家）……（美军）占领日本的同时，许多美军情报部人员在日本登陆后，他们一直在探寻石井将军的下落。由于原731部队人员的告密，石井可能在老家被捕。”U·U先生推测说道。
“我记得，石井再次被传唤返回东京新宿的‘若松庄’……苏军军官和美军情报军官都竞相同石井进行接触。结果。石井同美军全面合作，开始供述关于731部队的资料。”
其口供记录，现保存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呢？
U·U先生回答这一问题时说道：“我想会有四个地方：一是五角大楼资料部，它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二是总统纪念图书馆，它也在华盛顿市内；三是国立档案馆，同样在华盛顿；最后一个是马里兰州的底特律克堡，那里设有美国陆军的细菌武器研究中心。”
鲍威尔在旧金山市内家中曾提及的美军基地名称，再次从U·U先生的口中说了出来。
鲍威尔找到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文件证实，审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的就是底特律克堡的干部诺伯特·费尔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