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把一个厚厚的玻璃压纸器向右移动了一点，他的脸与其说显得沉思或心不在焉，倒不如说是无表情的。由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人工光线下，他的面色苍白。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习惯室内生活的人，一个经常坐办公室的人。要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一条长而弯弯曲曲的地下走廊。这种安排虽然颇有点不可思议，却与他的身份相适应。很难猜出他有多大年纪。他看起来既不老，也不年轻。他脸光光的，没有一点皱纹，但两眼显得过分疲惫。
房里另一个人年纪要大一些。他的脸色黝黑，留着一撇军人的小胡子。他动作灵敏，有点紧张不安的样子。甚至现在，他也不能安静地坐着，而是在房里踱来踱去，并不时地从嘴里蹦出一两句话来。
“报告！”他暴躁地说，“接二连三的报告，但他妈的没有一个报告有点用处！”
那个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低头看了看他面前的文件。在一堆文件的顶上头放着一张写有“托马斯·查尔斯·贝特顿”字样的名片。名字下面划有一个问号。这个人沉思地点点头，然后说：
“您已经看完了这些报告，难道没有一个报告有点用处吗？”
另一个人耸耸肩头。
“怎么能辨别呢？”
坐在桌后的那个人叹了口气。
“是的，”他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确很难分辨。”
年纪较大的那个人像机关枪连射那样快地继续说：
“罗马和都灵来的报告：有人在里维埃拉看见他；有人在安特卫普注意他；有人在奥斯陆肯定认出他；有人在比亚里茨肯定看见他；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见他行动可疑；在奥斯坦德海滩上看见他和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在一起；有人看见他带着一只猎犬在布鲁塞尔大街上溜哒；暂时还没有人看见他在动物园里抱着一匹斑马，但我敢说，那样的报告也会出现的！”
“你本人没有任何想法吗，沃顿？就我而言，我对安特卫普的报告抱有希望，虽然那个报告还没有使我们取得任何成果。当然，现在”——这个年轻人停止了讲话，好像要睡着似的。但很快他又醒过来，含糊其辞地说：“是的，或许，但是——我觉得奇怪。”
沃顿上校突然坐到椅子的扶手上。
“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他坚持说，“他们是怎么走和为什么走的，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搞清楚。每隔个把月就损失一个温顺的科学家并且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是不行的。他们是到我们所想的那个地方，还是哪里？我们一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到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地方去了，但是现在我却不那么有把握。最近从美国寄来的有关贝特顿的内部消息你都看了吗？”
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点了点头：
“在大家都左倾的时候，他也有通常的左倾观点。但据我们所知，他的左倾观点并不具有持久性质。大战前他工作就干得不坏，但没有获得惊人的成就。在曼海姆逃离法国之后，贝特顿被指派为他的助手，结果娶了曼海姆的女儿为妻。曼海姆去世后，贝特顿独自进行工作，并且作出了卓越成就。由于ZE裂变（原子零功率裂变）这一惊人发现，他一举成名。ZE裂变是一项辉煌的彻底革命性的发现。它使贝特顿登上荣誉的顶峰。他本来已打定主意要在美国干一番事业，可是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死了。这使他悲痛万分。以后他就到英国了。近一年半来他住在哈韦尔。六个月以前他又结婚了。”
“这有问题吗？”沃顿机警地问。
杰索普摇摇头。
“根据我们所能查明的情况，还看不出什么问题。她是当地一个律师的女儿。结婚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就目前我们已查明的情况来看，她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ZE裂变，”沃顿上校用厌恶的口吻阴郁地说：“他们用的这些词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我是一个旧式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分子是什么样子，而他们眼下却要分裂宇宙万物。什么原子弹、核裂变、ZE裂变，以及这样那样的裂变。而贝特顿却是一个主要的裂变主义者。在哈韦尔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他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至于他的工作，倒没有什么突出或卓越的地方。不过是在ZE裂变的实际应用方面搞些花样而已。”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他们的谈话东拉西扯，几乎是想说啥就说啥。调查报告在桌子上堆成一叠，但这些报告都毫无价值。
“当然，在他到达英国的时候，已经对他进行过彻底审查，”沃顿说。
“是啊，一切都十分令人满意。”
“他来这里已一年半，”沃顿沉思地说，“你知道，他们受不了安全保卫措施、长期受审查、以及修道院式的生活。这一切使他们变得紧张不安，变得古怪。这种情况我看得够多了。他们开始梦想一个理想世界——自由、兄弟般的关系、分享一切机密、为人类的美好生活而工作。就在这样的时候，那些多少是人类渣滓的人发现他们的机会来了，就抓住了它！”他擦了擦鼻子。“再没有比科学家更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了，”他说，“所有骗人的宣传工具都是这么说的。我不十分了解为什么。”
杰索普微微一笑，很疲乏的一笑。
“哦，是啊。”他说，“就是这么回事。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很危险。我们这些人则不一样。我们无雄心壮志，不想去拯救世界，只想做一点具体工作，捡取一两个破碎的零件或拿掉一两把扳手，在它卡住机件的时候。”他沉思地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我要是多知道一点贝特顿的情况，那就好啦，”他说，“不是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活动，而是那有启发意义的日常生活小事，比如哪一种玩笑能引起他发笑，什么事情使得他骂街，他钦佩哪些人，他讨厌哪些人。”
沃顿好奇地注视着他。
“他的妻子怎么样？你试探过她啦？”
“试探过好几次了。”
“她不能有所帮助吗？”
另外一个人耸耸肩说：
“眼下她还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
“你认为她了解一些情况吗？”
“当然，但她不承认她了解任何情况。她的一切反应也都是这种情况下常见的：焦虑、悲伤、忧心忡忡、预先没有什么暗示或疑心、丈夫的生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紧张不安等等。她的看法是，她的丈夫被绑架了。”
“你不相信她吧？”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严厉地说，“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可是，”沃顿慢吞吞地说，“我想我们也应当虚心一些，不要轻易下结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每天玩桥牌时都能碰上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女人。”
沃顿会意地点点头。
“这就使事情更难弄清楚了。”他说。
“她马上就要来见我。我们又要把所有的问题再重复一遍。”
“这是惟一的办法，”沃顿说，“但是我实在受不了。我没有那种耐心。”他站起来。“好吧，我不再耽误你了。我们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是吗？”
“很不幸，还没有。请你把那个奥斯陆报告专门检查一下。那是一个可能的地点。”
沃顿点点头出去了。另一个人拿起电话听筒说：“我现在要见贝特顿夫人。请她进来。”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出神，直到有人敲门，贝特顿夫人被送进来为止。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她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有一头极其漂亮的赤红色头发。在这头漂亮的红发下，她的面容看起来就几乎无足轻重了。就像我们经常在红发女人脸上所见到的那样，她也有一双睫毛很淡的蓝绿色眼睛。他注意到，她没有化装打扮。他一面欢迎她，让她舒服地坐到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一面在考虑为什么她不化装打扮。这使他有点倾向于认为，贝特顿夫人所了解的情况要比她曾经承认的要多。
根据他的经验，极度悲伤和忧虑的女人通常不会忽视打扮自己。因为意识到悲伤给自己的面容所带来的损坏，她们要尽力修补这种损坏。他怀疑贝特顿夫人之所以蓄意不化装打扮自己，乃是为了更好地扮演一个心烦意乱的妻子的角色。她气喘吁吁地说：
“哦，杰索普先生，我希望——有新的消息吧？”
他摇摇头，温和地说：
“贝特顿夫人，要您又像这样来一次，我感到很抱歉。我们还不能向您提供任何肯定的消息。”
奥利夫·贝特顿迅速说：
“这我知道。您在信里已经这样说了。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之后是否——哦，我很高兴来这里。整天呆在家里纳闷和胡思乱想——那是最糟糕不过了。因为您什么事也不能做！”
那个叫做杰索普的人安慰她说：
“贝特顿夫人，如果我再三问您同样的问题，强调同样一些要点，请你不要介意。您要明白，经常有这样的可能：您突然想起某件小事，某件您过去没有想过的事，或者您过去认为不值得一提的事。”
“是的，是的，这个我懂。请你把每一件事都再问我一遍吧。”
“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的丈夫是在八月二十三号？”
“是的。”
“那是他离开英国到巴黎开会的时候？”
“是的。”
杰索普很快地说下去。
“他参加了头两天的会议。第三天他没有参加。据说，他曾告诉他的一个同僚，那天他不准备参加会议，而要去乘‘苍蝇艇（bateau mouche）’旅行。”
“乘‘苍蝇艇’？什么是‘苍蝇艇’？”
杰索普微微一笑。
“就是那种在塞纳河上航行的小船。”他机警地看着她。“您觉得这不太像你丈夫干的事吗？”
她怀疑地说：
“不太像。我倒认为，他会十分热烈地参加会议上的一切讨论。”
“有这种可能。然而，那天讨论的题目不是他感兴趣的题目。因此，他可能有理由让自己休息一天。但是，您觉得您丈夫不大可能这样做吗？”
她摇了摇头。
“他那天晚上没有回他住的旅馆，”杰索普继续说，“就目前所能查明的情况来看，他也没有超过国境。您是否认为，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护照，用别的什么姓名？”
“哦，不会有。他为什么会有呢？”
杰索普注视着她。
“您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这样一个东西吗？”
她使劲地摇头。
“没有看见过，而且我不相信他会有第二个护照。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不相信他是蓄意离开，像你们所力图查明的那样。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或者——或者有可能他丧失了记忆力。”
“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吧？”
“是的。他工作很努力，有时感到有点儿疲乏，如此而已。”
“他有没有任何烦恼或消沉的表现？”
“他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烦恼或消沉。”她用颤抖的手指打开手提包，把手帕拿出来。“这一切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在颤抖，“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向我说一声就离开我的。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他可能被绑架，或者也许遭到歹徒的袭击。我尽量不去这样想，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结局必然是这样。他一定已经死了。”
“请别这样想，贝特顿夫人，现在还没有必要那样推测。要是他死了，那他的尸体到现在一定早已发现。”
“那不一定。可怕的事情经常发生。他可能已经被溺死或被推进一个阴沟里去了。我相信在巴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贝特顿夫人，我敢向您保证，巴黎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城市。”
她把手帕从两眼拿开，十分生气地凝视着杰索普。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汤姆是不会出卖机密或泄露机密的。他一生光明磊落。”
“他的政治信仰如何，贝特顿夫人？”
“据我所知，他在美国是一个民主党人。他在英国投工党的票。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她又毫不示弱地补充一句：“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
“是的，”杰索普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被人用高价引诱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不是事实。”她又生气了：“这是报纸上力图证明的东西。这是你们这些人在询问我时所想的东西。这不真实。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对我说一声就走的，从来没有不把他的打算告诉我就走的。”
“那末，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吗？”
他再次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
“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想他是被绑架，或者就像我所说的，已经死了。要是他已经死了，那我必须知道，必须马上知道。我不能继续像这样等待、纳闷着。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担心焦虑得病了。您不能帮帮我吗？您一点也不能帮帮我吗？”
于是，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去。他小声说道：“我非常抱歉，贝特顿夫人，非常抱歉。我向您保证，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力量弄清楚您的丈夫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每天都收到各个地方寄来的报告。”
“什么地方来的报告？”她机警地问，“报告上怎么说？”
“这些报告全都得仔细研究、核查和检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报告恐怕都极其模糊。”
“我必须知道，”她又沮丧地小声说，“我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
“您非常关怀您的丈夫吧，贝特顿夫人？”
“我当然很关怀他。要知道，我们结婚才六个月啊，才六个月！”
“是的，我知道。请原谅我问一句，你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吧？”
“哦，没有发生过。”
“没有因为任何其他女人发生过纠纷吧？”
“当然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去年四月才结婚。”
“请您相信，我不是说这样一件事很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把可以解释他这样出走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加以考虑。您说，他近来并不烦躁、焦虑，也不易怒和紧张不安，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贝特顿夫人，您知道，从事像您丈夫所从事的那种工作的人是会紧张不安的。他们生活在严厉的保安条件下。实际上，”说到这里，他笑了笑，“紧张不安几乎是正常的。”
她并没有报以微笑。
“他就是和往常一样。”她毫不动摇地说。
“他工作愉快吗？他和您讨论他的工作没有？”
“没有！他的工作技术性太强了。”
“您不认为，他对他所研究的东西的破坏能力感到不安吗？科学家们有时会有这种感情。”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类活。”
“您知道，贝特顿夫人，”他俯身在桌子上，向她凑近一些，抛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怎的，您却不帮助我。”
“我还有什么可说，可做的呢？您问的一切问题我都回答了。”
“是的，我问的问题您都回答了，但绝大多数问题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需要一些肯定的东西，建设性的东西。只有当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的时候，您才能够更好地寻找他。”
她回想了一会，说：“我明白，至少我以为我明白了。好吧，汤姆是个快乐的人，脾气好的人。当然也很聪明。”
杰索普笑了笑，说：“那的确是一些好品质。但是，请您介绍一些更具个人特色的东西吧。他读书读得很多吗？”
“是的，读得相当多。”
“读哪一类书？”
“哦，传记一类的书。书籍协会推荐的书。当他疲倦的时候，也看描写犯罪的小说。”
“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读者。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他玩牌或下棋吗？”
“他玩桥牌。我们过去每周和埃文斯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两次桥牌。”
“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吗？”
“哦，很多，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您丈夫是一个非常关怀他朋友的人吗？”
“他常和我们的一两个邻居打高尔夫球。”
“没有和自己特别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吗？”
“没有。您知道，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并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这里他并不认识很多人。”
杰索普看了一下他手边的一张纸片。
“据说，最近有三个人从美国来看他。我这里有这三个人的名字。就我们所能了解的而言，这三个人最近从外国来，亦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人的原因。现在谈谈第一个，沃尔特·格里菲思。他到哈韦尔来看过你们。”
“是的，他到英国来进行访问，顺便来看望了一下汤姆。”
“那末，您丈夫有什么反应呢？”
“汤姆看到他感到很惊奇，同时也很高兴。在美国时他们彼此就很熟。”
“但是您肯定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是的，我们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但是我们要听听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她回想了一下，说：
“哦，他很严肃，但说话有点絮叨。对我非常客气，似乎很喜欢汤姆，急于把汤姆到英国以后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都是当地的一些杂七杂八事。我对这不感兴趣，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谈到的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晚餐。”
“在他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出过政治问题？”
“您是在暗示说他是共产党？”奥利夫·贝特顿的睑唰的一下红了。“我敢肯定他不是这类人。他在美国担任过政府工作——记得好像是在地方检察官办事处。虽然汤姆对美国的政治审查说过一些嘲笑的话，可他也严肃地说过我们这里的人不理解他们那边的情形。他说政治审查是必要的。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贝特顿夫人，请您，请您不要生气。”
“汤姆不是共产党员，我一直在对您这样说，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
“不，我相信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现在，谈谈他所接触的从外国来的第二个人，马克·卢卡斯博士。你们是在伦敦多塞特旅馆碰上他的。”
“是的。我们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后在多塞特旅馆吃晚饭。突然这个叫做卢克或卢卡斯的人走过来和汤姆打招呼。他似乎是一个研究化学的科学家。他上一次和汤姆见面还是在美国。他是一个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德国流亡者。但是您肯定已经——”
“我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是的，我已经知道，贝特顿夫人。您丈夫见到这个人时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感到高兴吗？”
“也很高兴，也很高兴——我想是这样。”
“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他紧紧追问。
“哦，他并不是汤姆十分喜欢的人，这是汤姆后来告诉我的，情况就是如此。”
“是偶然相遇吗？他们有没有安排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
“没有，那纯粹是偶然相遇。”
“我明白了。他接触的第三个从外国来的人是一个女入，即卡洛尔·斯皮德夫人，也从美国来。他怎样和她见面的？”
“我认为，她似乎是一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她在美国就已经认识汤姆。他从伦敦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到达英国，问汤姆，‘我们能不能找个时间到她那里吃饭？’”
“那末，你们去了吗？”
“没有去。”
“您没有去，可是您的丈夫却去了。”
“什么！”她瞪着两眼。
“这事他没有告诉您？”
“没有。”
奥利夫·贝特顿显得迷惘和不安。询问她的人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并不放松追问。他第一次认为他可能抓住了点什么。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含糊地说，“他没有对我说这件事，这似乎很奇怪。”
“他们在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那天在斯皮德夫人所住的多塞特旅馆里一同吃午饭。”
“八月十二号？”
“是的。”
“哦，大约在那个时候，他是到伦敦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她又突然停止说下去，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长得怎么样？”
他赶快用使她放心的口气回答：
“她一点也不迷人，贝特顿夫人。她是一个年轻能干的职业妇女，年纪三十出头，并不特别好看。绝对没有什么情况表明，她和您丈夫很亲密。您丈夫为什么没有把这次会面的情况告诉您，我们也觉得奇怪。”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
“现在，请您仔细想想，贝特顿夫人。在那时期，也就是在八月中旬——这次会面之前一周左右，您注意到您丈夫有什么变化？”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引起我注意的事情。”
杰索普叹了口气。
桌子上的电话又嗡嗡的响起来。杰索普拿起话筒。
“说吧！”他说。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说：
“先生，这里来了一个人，他要求会见负责处理贝特顿案件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轻轻地咳嗽一声，说：
“哦，我拿不准怎样念这个名字，杰索普先生。也许我最好把它拼给你听。”
“好，拼吧。”
他在临时记录本上记下了从电话线上传过来的字母。
“是波兰人吗？”记完后他问道。
“他没有这样说，先生。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只带有一点口音。”
“你叫他等一下。”
“好，先生。”
杰索普把电话放回原处。然后，他看了看桌子对面的奥利夫·贝特顿。她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平静神情。他从临时记录本上撕下那页记着那个来人名字的纸，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给她。
“您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吗？”他问。
当她看那张纸的时候，她的两眼睁大了。他马上就看出她显得很吃惊。
“知道，”她说，“是的，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
“什么时候？”
“昨天。他是汤姆第一个妻子的表弟。他刚到英国。他对汤姆的失踪非常关心。他写信来问我得到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并且——并且他向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这以前，您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人吧？”
她摇了摇头。
“您听到您丈夫谈起过他没有？”
“没有。”
“这样说来，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么表弟。”
“对，可能不是。但我从未从这方面想过。”她显得很吃惊，“要知道，汤姆的第一个妻子是个外国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儿。从信上看，这个人似乎对曼海姆的女儿和汤姆的一切都很了解。那信写得很得体、正规并且带有外国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诚的。再说，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啊，那是人们应当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杰索普微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以致于连最细微的事我们也会认为具有重大意义。”
“是的，我想你们会这样的。”她突然颤抖起来，“这就像你们的这个房间一样，坐落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间，就像在梦中一样，您会认为您再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够看出，这可能是有一种幽闭的恐怖作用。”杰索普轻松愉快地说。
奥利夫·贝特顿抬起一只手来，把披到前额上的头发向后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长期忍受下去，”她说，“老是坐在家里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换换环境。最好是去外国。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记者不断地给你打电话，人们也不老盯着你。现在我总是遇到许多朋友，他们总问我得到什么消息。”她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但这个我已受不了啦。我的医生已经同意。他说，我应当马上到别的地方住三四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拿给您看。”
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拿出一个信封，把它从桌面上推给杰索普，说：
“您就会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杰索普把信从信封里取出来，读了一遍。
“是的。”他说：“是的，我知道了。”
他把信放回信封里。
“这样说，我是可以离开了？”两眼紧张地注视着杰索普。
“当然可以，贝特顿夫人，”他回答。他有点感到吃惊：“为什么不呢？”
“我还以为您会反对呢？”
“反对？为什么要反对？这完全是您自己的事。只要您安排得在您外出期间我们得到任何消息时能够和您联系得上就行。”
“我当然要这样安排。”
“您想去什么地方？”
“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一个没有多少英国人的地方。到西班牙或摩洛哥。”
“这太好了。我认为，这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
“哦，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她站起来，显得激动而得意洋洋。但紧张不安的情绪仍然明显存在。
杰索普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并按铃叫传令兵把她送出去。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在最初一会儿，他的脸仍和先前一样毫无表情，但后来慢慢地微笑起来，他拿起电话。
“我现在就见格莱德尔少校！”他对着话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