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个月卡班尼便要退休，他很恐擢。他来自警察世家：父亲是警察，弟弟是警察，两个叔叔也是警察。纽约市警察局对他家来说不只是一份职业，也是整个的生活。
卡班尼不钓鱼、不打高尔夫、不集邮，除了干警察，根本没有其他嗜好。你叫他退休干什么——带老婆到佛罗里达去无所事事的安享余年？
调查赛门·艾勒比的案子很像是一针强心剂；他以前跟埃布尔纳·布恩共过事，知道这位小组长很不错，况且布恩的父亲也是一位巡警，后来因公殉职，卡班尼还去参加过丧礼。
他主动要求负责甘沙克的理由是：他外甥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他自认对这类残障已比较了解。卡班尼一共有三个女见，都已经婚嫁，有时候万不得已和三个女婿一道吃饭，他总是怀疑这几个家伙是不是也有些智能不足；没一个干警察。
他和甘沙克头一次会面，情况还算顺利。他在疗养中心和甘沙克磨菇了将近三个小时，一面称赞他的风景画，一面东拉西扯的闲聊。
在闲扯当中，偶尔迸出一、两个有关赛门医生的问题，甘沙克都能毫不犹豫的作答，他对这个话题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厌烦——但是当卡班尼问起凶案发生那晚他的行踪时，这孩子犹豫了。
“沙克，那天是星期五，你那晚在做什么？”
“我在疗养中心一直待到打烊，去问费太太，她会告诉你的。”
“好，我去问她。那中心打烊之后，你干什么呢？”
“我回家。”
“嗯哼。你不就住在街口吗？我猜你九点五分左右就可以到家了，对不对？”
甘沙克不看他，只顾专心的画树。
“呃，可能晚一点，我闲晃了一会。”
“那晚雨下得很大，你不会在暴风雨中逛街吧，沙克？”
“我不记得了啦，”甘沙克折断了粉笔，生气的把它扔掉。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我不答了。你真是——”他开始结巴起来。
“好好好，你不用再回答任何问题。我只是以为你愿意帮我找到杀赛门医生的凶手。”
甘沙克不说话。
“嘿，”卡班尼接着说，“我有些饿了，你呢？街口有家快餐店，我去买两份汉堡和咖啡回来吃，好不好？”
“好啊。”
卡班尼买了吃食，两人一块午餐。有个老太太转着轮椅过来，死盯着卡班尼瞧，他给她一片泡菜。他不再提赛门·艾勒比的案子，改谈甘沙克的蜡笔画，他问甘沙克为什么一直画风景。
“风景干净又漂亮，”甘沙克说。
“不像这里。”
“当然，可是你的画里没有一个人。”
“不要，”甘沙克摇摇头。
“不要人，这些风景全属于我一个人的。”
卡班尼向费太太求证，她证实甘沙克每天都在中心待到九点休息才走。卡班尼谢了她，慢慢走到甘沙克的住处，亲自计算时间，结果发现以最慢的速度也只消一分多钟。
甘沙克和他母亲住在西七十八街一幢危楼的地下室；边上是一幢难看无比的家具仓库。两幢建筑都被涂得乱七八糟，门前也都堆着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好些袋口已经迸裂开来。
卡班尼可以了解甘沙克为什么专爱画一些干净漂亮、祥和的地方。
他小心的走下三层石阶，到达脏兮兮的门口。门铃上的姓名几乎已不能辨认。他摁铃、等待，没人应。再摁——摁得很久。一扇烂窗子的破窗帘拉开来；有一对眼睛在瞪他。
卡班尼把识别证举高，那女人用心瞧一会，然后消失。他满怀希望的候着，彷佛听见开锁起链的声音，门开了。
“甘太太？”他问。
“对，”她的声音沙哑混浊。
“你要干嘛？”
他的立即反应是，一个酒鬼。
“我是纽约警察局的刑警，卡班尼，我希望跟你谈谈令郎。”
“他不在家。”
“我知道，我刚在中心见过他，我现在是想跟你谈谈他。”
“他做了什么？”
“没有，就我所知什么也没做。”
“他脑袋不灵，什么责任也不必负。”
“太太，别教我一直站在冷风里，让我进去随便问两个问题，行吗？要不了多久的。”
她勉强的让出一条路，他走进去，关上门，摘下帽子。屋子里的味道像地下铁的厕所。半空的威士忌酒瓶搁在地上，旁边是一迭纸杯。
她瞧见他在看，就说，“我感冒了。”
“噢。”
她想挤出一个笑容，那张脸就像被打过一拳的枕头。
“要不要喝一杯？”
“不要，谢谢，你自己喝吧。”
她坐在沙发上，倒了一杯酒，一口干光，再把杯子一拧，随意的朝那个破烂的字纸篓一扔。空心。
“射得真准。”卡班尼道。
“这是训练有素啊。”她得意的露出一口黄板牙。
“甘先生在吗？你丈夫？”
“在，在环游世界。现在可能到了香港，混账东西，他倒是溜得快。”
“现在你就跟你儿子两个人住？”
“怎么样？”
“领福利金吗？”
“经济支持，”她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我们够格啊。我残废，沙克没办法工作。怎么样，你是调查员？”
“不是为社会福利金。令郎每天都到疗养中心？”
“大概吧。”
“你不知道？”
“他成年啦；他喜欢上哪儿都行。”
“他每天什么时候去中心？”
“不知道；我睡得晚，等我睡醒，他已经走了。问这些究竟要做什么？”
“他从中心回来的时候你不是还没睡吗？那他都几点钟到家？”
她瞇着眼瞄他，他明白她在核计撒什么谎瞒混过去。其实根本不必说谎，不过这女人面对任何官方人士，都不见得肯吐实。
她藉倒酒、喝酒、捏纸杯、扔进字纸篓的连串动作拖延时间。
“对，”她终于开口，“那时候我还没睡，他回来的时间都不一定。”
“譬如说？”
“九点以后。”
“以后多久？”
“不一定。”
“坦白讲，”这位老刑警冷冷的说，“这事牵扯到一桩谋杀案，假使你再鬼扯下去，我立刻把你关进醒酒牢，哪时候肯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哪时候放人，你要不要试试？”
她的脸一扭，笑了起来。
“你没有权利这样对我说话。”
“随我高兴，”老刑警的口气越发冷酷。
“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他一把抓起地上的酒瓶，冲向脏污的水槽，一股恶臭喷上来，几乎令他当场作呕。
她连吼带叫，“你要干什么？！”
“我先把这瓶倒掉。再搜出其余，全部砸碎它。”
“求求你，不要——不行啊——酒账我都还欠着——我不过是个老女人，你欺负个老女人做什么呢？”
“你是个老酒鬼，一个又老又臭的酒鬼，难怪你儿子每天都要出去。”他把酒瓶对着水槽举高。
“他晚上几点回家？”
“九点，九点过一点。”
“每天如此？”
“对，每天如此。”
酒瓶一斜，洒出一道酒线。
她急哭了。
“除掉礼拜五，礼拜五他都到十点或十点半回家。”
“为什么？他去哪里？”
“不知道，我向上帝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你没问过？”
“有，真的，可是他不说。”
他瞪她半晌之后，把酒瓶递过去，她抖着手接着它，搂紧，像搂个婴孩。
“多谢你的合作，甘太太。”
出了门，他走向百老汇，作深呼吸，逼除掉方才吸了一肚子的馊气。干这行以来，什么奇怪的味道都闻过，这一天虽不算最糟，也够厉害。他进电话亭拨电话给太太。
“我回家吃晚饭，先在外面散散步，要不要顺便带什么回去？”
“芥末不够了，晚上吃嫩煎鱼排，带一罐回来吧。”
“好的，待会儿见。”
他吃过温馨可口的晚餐，八点半又再度回到疗养中心附近。由于找不到停车位，只好停在甘家隔壁的仓库门口，管它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斗大的“此处严禁停车”几个字。
仔细锁好车门，往回走，过街，站在疗养中心对面守望。为了防止脚冻得发麻，只有不停的来回走动，两只眼睛却分秒不离的盯着中心的窗户。
化验师说赛门·艾勒比的死亡时间在晚上九点，这是估计；可能有半小时的误差；也许还不止。
假定甘沙克在周五晚九点离开中心，他绝对来得及赶到东八十四街，干掉医生之后，在十点、十点半从容回家。卡班尼不认为那孩子会做这种事，但是他实在有可能这么做。
中心的灯光较暗，卡班尼依着邮箱，咬着没点火的雪茄，静心等待。一堆人走出来，一个拄拐杖，两个使用助走器，再来便是甘沙克。
卡班尼过街跟踪他，但要不了多久；甘沙克直接回家。卡班尼钻进车内守候，守到十点半，屁股都坐僵了，才打道回府。
那是星期三晚上的事。星期四卡班尼花费一整个白天访查甘沙克在诊所医疗的情形，院方不肯出示甘的病历，他另外向几个认识甘的人查证。
他们都说甘沙克平常是个沉静、乖巧的孩子，偶尔确实有暴力倾向，发作的时候会攻击医生和护士，有一次不得不对他使用麻醉剂。
星期四晚上，卡班尼重复跟踪守望的作业，结果和前一晚一样。
星期五晚上，老刑警将守望的时间稍稍挪前，如果有任何倩况出现，应该就在今夜。甘沙克在九点差两、三分钟的时间便离开中心，卡班尼在对街看了个仔细。这孩子穿扮整齐，厚呢帽、干净的大外套、厚花布裤。臂弯下夹着一只包裹，看起来像是用牛皮纸包起的一幅画。
他朝回家相反的方向走，卡班尼一路尾随，从百老汇到八十三街，再向西往河边，越过西区路，进入一幢高级公寓。
老刑警放慢脚步，兜着住宅，记下地址，门廊和大厅都瞧不见甘沙克，他过街点只烟，再来回踏步，他想这一生这样的动作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再过一个月便要全部结束。
十点十五分甘沙克步出住宅，臂弯下的包裹已经不见，卡班尼再跟着他回七十八街的家，等他进门，他也驶向回程。
第二天早上，八点不到，卡班尼的车已停靠在西八十三街的高级公寓附近。据他估计大多数人在周六早上这个时间应该都在家。他走向门廊查视门牌，一共十二户。
他开始按铃，从最上面一路往下按，每一次都有人问，“谁啊？”他答“我想和你谈谈甘沙克的事。”而每一次，他得到的都是“谁？”“没听过这个人。”“走开。”或“你按错了了。”之类的答案。
最后按到四楼之二，一个女声问，“谁啊？”卡班尼照旧是，“我想和你们谈谈甘沙克的事。”女声显得很急切，“他出了什么事？”宾果！门铃边上注明：“毕祖生夫妇和贝艾玲。”
“我是纽约市警察局刑警卡班尼，”他一字一字的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能不能让我上去？我会出示证件。”
长时间的沉默，卡班尼习以为常，耐心等候，然后门锁“嗒”的弹开，他推门进来，登上阶梯，直上四楼。
四楼之二门外，站着一个男人，穿着绒睡袍和毛绒拖鞋，戴一副无框眼镜，泛白的头皮围着一圈细软的头毛，嘴唇上方也有一道毛发，看似胡子，却实在不像。卡班尼想这个小个子只要大风一吹，准定刮跑。
他出示证件，弱不禁风的男人慎重的一看再看。
“我是毕祖生，”他声调紧张。
“什么事？你对我太太提起甘沙克。”
“我可不可以进去打扰几分钟？要不了多久。”
温暖舒适的客厅里有两个女人，都穿着浴袍和拖鞋。一个金发、瘦长脸，叼着长烟管站着；另一个年纪较轻，五官较柔和的，坐在轮椅里，她膝盖上覆着一条毛毯，遮住两条腿。
毕祖生简单做了介绍，金发的是他太太，莉莎；轮椅上的是小姨子，贝艾玲。卡班尼向两位女士微笑鞠躬；什么时候扮恶人，什么时候扮善人，卡班尼十分清楚。对这一家最好扮演后者；那位长脸的太太看起来很难缠。
“真抱歉一大早就来叨扰，但是这件事有关甘沙克，相当重要。”
“沙克没事肥？”贝艾玲战战兢兢的问。
“他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没有、没有，他很好。我可不可以坐下？”
“当然可以，”那位太太说。
“大衣和帽子交给我。我们刚好在喝咖啡，你也来一杯？”
“太好了，不加奶糖，谢谢。”
“祖生，去拿咖啡。”她说。
卡班尼先谈天气，再赞美他们的家，同时打量着整间公寓。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墙上五幅甘沙克的蜡笔画，裱得相当好。
“好咖啡，”他赞道。
“谢谢。呃，关于甘沙克……我发现你们有他的几幅画，很漂亮是不是？”
“漂亮极了！”贝艾玲大声附和。
“沙克是天才。”
她姐姐轻笑，“他不是毕加索！这些画很商业化的，不过的确画得不错，尤其以他的——他的背景来说。”
“我一直想买他一幅，”卡班尼说。
“我能不能问你们花了多少代价买的？不带这些裱框。”
“我们不是买的，”毕太太说。
“这都是送给艾玲的礼物。沙克爱死了她。”
“莉莎！”妹妹脸一红。
“你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当然是这样。我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沙克是个寂寞的孩子，”毕祖生说。
“他好像没什么朋友。艾玲是……”这句话没有结尾。
卡班尼正对轮椅女子。
“贝小姐，你怎么认识他的？”
“在中心。莉莎带我去过一次，我不肯再去，那个地方太气闷。就是那次我认识了沙克，他问我可不可以来看我。”
“绝配。”毕太太一面口中喃喃、一面往烟管上再插一根烟。
不象话，卡班尼暗骂。
“你认识他多久了呢，贝小姐？”
“差不多有六个月了。对不对，祖生？”
“差不多，”她姐夫点头。再问卡班尼，“你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等一下，”刑警暂时不答，“贝小姐，他是不是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来看你？”
“他来寻欢。”毕太太唱着，卡班尼发现要想不讨厌这个女人实在办不到。
“是的，”贝艾玲下巴一抬，肯定的说。
“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来。”
“有没有不来的时候？改在别的晚上来？”
她摇头。
“没有，总是在星期五晚上。”她看着另外两个人。
“对不对？”
那两人表示赞同。甘沙克固定在星期五晚上前来，六个月来从不间断。
“他每次来，你们都在家？”卡班尼问毕氏夫妇。
“没出去——看场电影什么的？”
“我们都在，”毕太太阴阴的说。
“我才不愿意艾玲跟那个人单独耽在屋里。想到他的精神问题，我们还是守在现场为妙。”
“莉莎！”做妹妹的生气起来。
“沙克每次都规矩得很。”
“这种人你哪里说得准。”
“事情是这样的，”卡班尼插口说。
“甘沙克住家附近的一所高级住宅发生了一起小抢案。财物损失不大，但在职责上，我必须查清楚附近居民在案发当时的确实行为。抢案发生在四个礼拜之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时间大约九点半左右。”
“他在这里，”贝艾玲答得快而肯定。
“他人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去做案；再说，沙克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你们三个都能为他作证？”卡班尼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的脸。
三个人都点头。
这样就结束了？不算完美，不算完全。可能性仍旧很多：一时的忘记、蓄意的撒谎、不知道的动机等等。然而这一切还是得花上一百年的时间去逐个追查求证。卡班尼的记忆中，找不出一个案子是每条线索都整整齐齐排在眼前的。经常是愈查愈深入，而最后的结局却是：纯属浪费时间。
“甘沙克应该是没有嫌疑了。”他说完便起身。
“当然没有，”贝艾玲斩钉截铁的说。
“他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绝不会做任何坏事的。”
“那还用说。”她姐姐的口气并不认真。
毕先生的眼睛在无框镜片后面猛眨。
“你怎么把沙克和我们的关系串联起来的？”毕太太问。
“昨晚我跟踪他到这儿，今早我摁了每家的门铃，终于找出认识他的人。”
“天哪，你可真是聪明。”她语带嘲弄的说。
“有时候。”他冷冷的白她一眼。
“祖生，把这位警察先生的大衣帽子拿来。”
卡班尼回到家，耗一下午的时间写报告呈交布恩小组长。他的看法是甘沙克没有嫌疑，似乎没有理由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写完报告，他自已复看一遍，禁不住的想着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祖生和他太太莉莎，贝艾玲和甘沙克，莉莎和她妹妹，以及这位妹妹和她姐夫。
“太太，”他对妻子，“生活真像一出无聊的肥皂剧。”
“我希望你别用这个字眼。”
“肥皂剧？”他故作天真的问。
“这几个字有什么不对？”
“哎呀，你这个人。”他大笑着拍她一记，说，“晚饭吃什么？”
想到吃饭的问题，不止卡班尼一个人，绰号“大块头”的胡提姆刑警也在想；不过，他想的是，不晓得今生还有没有机会再吃饭。
这一天真长。清早八点，胡提姆便把车子停在贝隆纳住的高楼外面，坐了将近一个钟头。正当他想跑去买咖啡和面包果腹的时候，贝隆纳的白色凯迪拉克从地下车库驶出来了。
车里只贝隆纳一个人。胡提拇尾随着他，驶向西十八街的肉类批发市场。贝隆纳停妥车，走入市场。胡提姆不知道他在里面多久；但无论如何是个好机会，暂时可以避开姓贝的，单独去盘问他的老婆。
胡提姆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脑袋不够灵光，所以凡事总是照规矩来，省得出纰漏。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他的笨并没有严重到令他丢官降级的地步。
大块头提姆不是真的笨，只是缺乏想象力，不太能举一反三，另一个问题是，他的模样不像刑警：矮胖、秃顶，声音像马的嘶叫。
贝隆纳前脚踏入肉市场，胡提姆后脚一踩油门，往原来那幢高楼急驶而去。这段时间刚好可以先吃一顿早餐，他却偏偏没想到。胡提姆发现，他的脑袋瓜里很难同时装下两个念头。
贝太太几乎没有任何刁难就让他进了门，她甚至紧张得忘记要他出示证件。胡提姆决定对她来个下马威。他不摘帽子，怕光溜溜的脑袋有损冷面刑警的形象。
贝太太是个瘦小的女人，一头稀薄的灰发，一对失神的眼睛，穿一件无型无款的长袖高领衫，把身子裹得密密实实。胡提姆不知道这女人在床上的光景如何，他猜想八成和他的第二任老婆差不多，好事进行到一半会突然冒出一句：“天花板该粉刷了。”
“贝太太，”他两眉一皱，开始发言。
“你该很清楚我来的目的。你丈夫牵涉到赛门·艾勒比医生的谋杀案，他说案发当晚他一直在家这句话，警方根本不相信。”
“他是在家，”她紧张得不得了。
“真的，我跟他在一起。”
“从几点到几点？”
“一晚上，一整个晚上。”
“他一步都没走开？”
“没有，”她低垂着眼帘。
“一步都没有离开，整晚在家。”
“是他叫你这么说的？”
“不是，是事实。”
“他是不是说你假使不听话，就揍得你团团转？”
“没有，”她终于表现出一点点的精神。
“没有这回事。”
“这话是你说的。等我们查清楚你丈夫的行踪——去过哪些酒吧、揍过哪些人，要是查出来那天晚上他不在家，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对付你？”
她沉默，两只手紧紧的纠在一起，连指节都泛了白。
“贝太太，”他语带威吓。
“说实话吧，那天晚上他出去了，对不对？”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在抖。
“什么叫做你不知道？”
她不答。
“非要我带你去局里吗？像抓从犯一样？铐上手铐，穿过大厅？把你跟那些妓女、吸毒鬼关在一起？说实话吧，‘你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晚我头痛，”她有气无力的说。
“偏头痛。很早就了上床了。”
“多早？”
“大概八点半。”
“就是赛门医生被杀的那晚？”
“是的。”
“当时你丈夫在家？”
“是的。”
“你去卧室了？”
“是的。”
“关了门？”
“是的。他在看电视。”
“你睡着了没有？”
“我服了药，觉得好困。”
“所以睡着了？”
“嗯。”
“几点醒的？”
“十一点左右我起来洗手。”她不看他。
“十一点。那时候你丈夫在吗？”
“在，”她答得非常肯定。
“我看见他的。”
“可是八点半到十一点这段时间，你并没有看见他！”
她哭起来，小颗小颗的泪珠连串的滚下来。
“别对我吼嘛。”她哽着声音说。
“回答问题，不然立刻把你带走。”
“没有！”她高声尖叫。
“从八点半到十一点我都没有看见他。”
逮着了！胡提姆心中有一股蛮横的快感。
他自鸣得意的再驶回第十八街，千万别让贝隆纳跑掉，免得功亏一篑。白色凯迪拉克果然还在。胡提姆停在望得见大门口的附近。他撒了泡尿在空牛奶盒里，这玩意是紧急钉梢时候必备的要件。
他在车里足足坐等了一天，肚子愈来愈饿，他不断骂自己没事先买个三明治、糖棒，或咖啡什么的。他抽光一整包烟，那混小子还是没出现。
“他究竟在里面搞什么玩意？”他忍不住大声说。接着开始幻想市场里面的光景：大堆的牛排、肉块、肉丁，肉末、子鸡……他想得发晕，他简直饿昏了。
他打了两、三次盹，每次惊醒，凯迪拉克仍旧在。胡提姆坚持到底，为了保持警觉性，他拚命回想和贝太太的谈话内容，并计划该如何下笔写报告。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路灯亮起——贝隆纳跟另外两个家伙从肉市场走出来。三个人又说又笑，又打又闹，胡提姆怀疑他们是否灌饱了老酒。
三个人终于分手，贝隆纳驾车离去，胡提姆跟着他，在严重塞车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逼近距离，他不愿意在饿得要死、坐等这许多钟头之后，把目标跟丢。
贝隆纳在五十三街左转，穿过河边一处黑漆漆的工业区。他到底要去哪？胡提姆胡涂了。车辆渐渐稀少，他保持间隔半条街的距离。贝隆纳转上十一街，再过两个街，减慢速度，找到了停车位。贝隆纳走进一家酒店。路灯不强，店名还是看得清楚：“鲸尾”，好名字！
胡提拇越过姓贝的车，停好，再往回走。酒店的窗子都是雾气，看不见里面，但是很像是讨海人进出的酒吧，要是你进去叫杯马丁尼，外加两颗橄榄，保证遭一顿白眼，再把你踢出来，扔到街上。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进去，还是留在车里，或者干脆回家。结果店门外的大招牌替他做了决定，上面写着：香肠、汉堡、热狗、现烤三明治。
店里跟他想象中的情形差不多：白瓷砖的墙上尽是油垢，老式的木头吧台在一边，桌位在另一边，电视机用铁链高挂在天花板上，还有亮着彩色灯泡的点唱机和香烟贩卖机。后面，一个黑大胖子正挥汗如雨的在弄香肠。
胡提姆看见他的目标坐在吧台边，跟两个家伙在说话，他溜进一个空着的小隔间，再拆开一包烟，向四下看看。
以这个时间来说，生意实在好得离谱，到午夜不挤瘫才怪。贝隆纳是穿得最登样的一个顾客。其余的都很邋遢：有水手、有泥水工、有流浪汉，有一个家伙已经醉趴在桌上。
胡提姆想不透贝隆纳为什么会光顾这种鬼地方——然后他看到了吧台后面的那堵墙，墙上挂满了拳击手的照片：已死的，过气的，新进的——个个戴着手套，一副杀气腾腾的备战架势。
胡提姆想起双杰森说过贝隆纳以前是拳击手，怪不得，他来这里可以让他吹嘘吹嘘风光的过去。跟他谈话的两个家伙，还有酒保，都有共同的特征：厚肩、钩鼻、招风耳。看起来都能把胡提姆嚼个稀烂，然后吐到一丈远。
“怎么样？”
他惊得一抬头，一个女侍站在隔间外。是个老女人，一双萝卜腿上裹着一双厚厚的裤袜。下巴壳上一颗大黑痣，上面还长了两根黑长毛。
“你们有哪些啤酒？”
“巴德、米勒、汉尼根。”
“一瓶巴德，一个汉堡。”
“好。”
他吃了两个汉堡——难吃到了极点，要不是饿昏了，他咬第一口就会夺门而去。连泡菜也差劲到无法下咽的程度。
现在，贝隆纳一个人单独坐在吧台上，跟酒保闲聊。胡提姆带着他的第二瓶啤酒和酒杯走向吧台，选一张邻近的凳子坐下。那二个人正在争论谁的右钩拳棒，是登普西还是刘易斯。
胡提姆吞一口啤酒，大声加入。
“马西安诺怎么样？”
贝隆纳慢慢掉过头来。
“谁在问你？”
“我只是——”
“你只是多管闲事，”酒保说。
“这是私人谈话时间。”
假使胡提姆识相，他应该马上住口，灌完啤酒，付掉账单，拍屁股走路。不错，他的第一猜测完全正确：贝隆纳的确已经喝了一个下午，或许一整天的酒，醉态十足。
他的动作、讲话仍旧很正常，但是两只眼睛，红得像要喷火，矗着下巴，一副随时准备上场大战十回合的模样。
“你看什么看？”贝隆纳问他。
“混蛋。”
胡提姆的手不经意的伸进外衣口袋摸枪，他要确定家伙真的在身上。
“嘿，别冲动，”他说，“我不喜欢听这种话。”
“他妈的，你不喜欢就趁早滚蛋。”
“隆纳，”酒保的声音刺耳。
“算了，我不想多惹麻烦。”
全场都安静下来，大家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酒杯，可是大家全在听。
“放心，艾迪，”贝隆纳说。
“这种狗屎不值得惹麻烦。”
“先生，”酒保对着胡提姆说。
“帮个忙，喝完啤酒，付完账，另换一家酒铺吧。拜托。”
这句话是台阶，胡提姆总算听懂了，他喝完啤酒，把钞票压在吧台上。
“你们开的这是什么店？”他带着十分委屈的出了店门。
“兔崽子！”贝隆纳在后面大吼。
胡提姆一面朝车子走，一面想贝隆纳真是个神经病，这家伙太有可能砸开赛门·艾勒比的脑袋。他专心想着如何写报告给双杰森，根本没听见从身后轻轻贴近的脚步声。
第一拳击中他的肾，感觉就像有人向他挥了一铁锤。他向前一冲，大张嘴，猛喘气。他想抓紧一个垃圾桶做支柱，一记左钩拳砰地响在肋骨上，正巧在心脏的下方；他跌进水沟，拚命掏枪。
大皮鞋一脚一脚的猛踹他的头，他交叉着双臂挡着眼睛，大脚踹个不停，他把刚刚吃的啤酒、汉堡全数呕了出来。在完全失去知觉之前，他肯定自己要完蛋，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个死法，他的报告没法写了。
由罗斯福医院发的报告却在警察局里周游列国，最后由一名负责这件案子的警员通知了双杰森。双杰森再通知埃布尔纳·布恩。半夜时分，这两个人赶到罗斯福医院，不断向医生和城北区的一些人打探，尽量设法取得一份比较完整的数据，再呈报艾德华·狄雷尼。
星期天清晨五点，他们唤醒了狄雷尼，向他报告这项意外事件。他叫他们尽快过来，他说已经准备好热咖啡。
“什么事，艾德华？”蒙妮卡睡意朦胧的问。
“待会儿再告诉你。布恩和双杰森待会要来，你继绩睡吧。”
两人一到，狄雷尼便把他们带进厨房。他穿着旧的绒睡袍，一头短发竖得像仙人掌。
三个人围坐在餐桌边，啜着滚烫的黑咖啡，嚼着热呼呼的松饼，听埃布尔纳·布恩报告经过。
一辆巡逻警车发现胡提姆半昏迷的躺在水沟里，立刻召来救护车，送往罗斯福医院的途中，搜出他的识别证，才知道纽约市的一名警察被人揍成了重伤。
“他的证件还在？”狄雷尼问。
“是的，”埃布尔纳·布恩答。
“枪也在。”
“还有皮夹，”双杰森补充。
“什么也没少。不是普通的伤害案。”
“他会好吧？”
“会，”布恩小组长说。
“肋骨碎裂，肾脏受伤，外加好漂亮的一个黑眼圈和一大堆的刮伤、擦伤。看上去就像在绞肉机里辗过。”
“我看他的自尊伤得比这些地方更严重。”双杰森说。
“活该，”狄雷尼气恼不已。
“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跟他谈过没有？”
“只谈了一会儿，”布恩说。
“他们给他注射大量的镇定剂，人还十分清醒。”
接着他便将胡提姆所说的再叙述一遍：
胡提姆如何迫使贝隆纳的太太吐实，承认案发当晚八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她不敢确定贝隆纳的行踪。
又如何跟着贝隆纳到“鲸尾”，和他起冲突。
然后在上车之前如何受到意外的攻击。
“他发誓是贝隆纳干的。”
“他看见了？”狄雷尼问。
“他肯定是姓贝的？”
“……不能，”小组长无奈。
“他连看杀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更没说话。”
“岂有此理！”狄雷尼大怒。
“你们说胡提姆有哪个地方是对的？调查案子的警员有没有回那间酒吧——它叫什么来着？”
“鲸尾。有，他们去了，连附近另外四家酒馆也查问过。没有人看见什么，没有人听见什么，没有人认识贝隆纳；同样的也没有人见过胡提姆。整个空白。”
“要不要逮捕贝隆纳到局里问话？长官。”
“为了什么？”狄雷尼暴躁的问。
“他只要一概否认、否认，就行了。即使酒保和酒客都承认鲸尾里的确有争吵的情形，也毫无证据认定踹胡提姆的就是贝隆纳。过两个钟头我拨电话给苏组长，请他封锁这则消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攻贝隆纳。”
埃布尔纳·布恩从夹克内袋抽出一迭报告交给狄雷尼。
“卡班尼昨晚给我的。他说依他的看法，甘沙克没有嫌疑。”
“你信得过他？”
“信得过，长官。如果卡班尼说他没有嫌疑，那一定没有嫌疑。班尼干这行以来没有失误过。我在想……胡提姆起码得请一个月病假。不如让班尼代理他的职务如何？他绝对有办法制伏贝隆纳。”
“好，把贝隆纳的情形扼要对他作一番解说。叫他千万小心。杰森，你还是和齐劳勃一起守候吉哈洛，等他的口供？”
“是的，长官。目前没有新的消息。”
“坚持下去。还剩一块松饼了，谁要？”
“我。”双杰森接得飞快。
他们走后，狄雷尼坐在餐桌旁喝完微温的咖啡，心情激动得睡不着。想到最新的这件意外，他认定胡提姆不值得同情。这人罪有应得，应该为他的愚蠢付出代价。
他洗净杯碟，晾在架子上，再把厨房收拾干净，拿起卡班尼的报告书进书房，挂上眼镜逐字细读，。卡班尼的文笔翔实明了，不像局里普遍的草率型。
看完后，他点上烟，想的不是报告中具体的事实，而是其中的含意。
这位老刑警说他可能不对，但是他相信甘沙克在这件案子上是清白的，事实上他是在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决断，只有判断。
艾德华·狄雷尼非常了解这种想法。因为这本来也是他的想法。办案的作业过程，没有任何环节是连贯性的。它是一种两端都开口的行当，所有的答案都在乎一个信念。所谓理性的调查只能走得这么远，接下来的一大步是信念，而不是什么证据。
换句话说，也就是刑警必须时时和怀疑及焦虑为伍。如果做不到这点——狄雷尼不止一次的想——那最好改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