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萨·德尔泼尼安忒酒店1224号房间的内线电话里没有传来任何回应。我走向前台。一个表情僵硬的接待员正在整理信件。他们总是在整理信件。
“梅菲尔德小姐在这里登记入住，是不是？”我问。
他先把一封信放进信箱，然后才回我的话。“是的，先生。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知道她的房间号。她没接我电话。你今天看到她了吗？”
他稍稍对我产生了一点关注，但我仍然不动声色。“我想没有。”他扭头瞥了一眼，“她的钥匙不在这儿。您要给她留言吗？”
“我有点担心她。她昨晚就不太舒服。也许她正在上面，病得没办法接电话。我是她的一个朋友。我的名字叫马洛。”
他上下打量着我。他的眼睛里透出几分精明。他走到在出纳室方向的一座屏风后面，和某人说了几句话。不多久他就走了回来。他面带微笑。
“我想梅菲尔德小姐并没有生病，马洛先生。她点过一份丰盛的早餐，午餐也吃了很多。她还接过好几个电话。”
“多谢，”我说，“我要给她留言。就写我的名字，还有我稍后会再打过来。”
“她可能正在外边的花园里散步，或是在下面的海滩上，”他说，“我们这里有一片温暖的海滩，被一道防波堤很好地保护着。”他朝身后的时钟瞥了一眼：“如果是的话，她也不会在那儿待很久。现在天气开始转凉了。”
“谢谢。我会再回来。”
进入酒店大厅得先上三级台阶，再经过一道拱门。有些人在大厅里只是闲坐，这些酒店休息室的忠实坐客，通常都上了年纪，一般都腰缠万贯，往往除了瞪起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人群之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就以那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两位神情严肃、烫发染成淡紫色的老夫人正在和一幅巨型拼图较劲，那幅拼图被放置在一张特别定制的大号纸牌桌上。更远一点的地方，一场凯纳斯特纸牌戏[1]正在进行——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女人身上缀满钻石，就像许多冰块，足以给莫哈维沙漠[2]降温，而她的脸上还涂满脂粉，多得足够去粉刷一艘游艇。两个女人都叼着长长的过滤嘴抽烟。和她们在一起的那两个男人表情阴郁，一脸疲惫，很可能是因为签支票签得太累了。再远一点，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坐在能透过玻璃朝外远眺的位子上，手牵着手。那个姑娘的手上戴着一块钻石、一块祖母绿宝石和一枚结婚戒指，她不时地用指尖抚摸它们。她看上去有点神志恍惚。
我出门穿过酒吧，在花园里四处探寻。我沿着那条穿越悬崖顶部的小路行走，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昨晚我在贝蒂·梅菲尔德的阳台上俯身朝下张望的那处地点。我能认出那里是因为那面墙陡峭的倾斜角度。
那片海滨浴场和那道弧形的小防波堤有一百码长。从悬崖上可以沿着台阶走下去。人们在沙滩上四下躺着。有些人穿着泳衣或者泳裤，有些人则只是坐在毯子上。小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尖声叫唤。贝蒂·梅菲尔德不在这片海滩上。
我重新走回旅馆，在休息室里坐下。
我坐着抽烟。我走到报摊前，买了一份晚报，浏览一遍后就把它扔掉了。我溜达到柜台旁。我的留言还待在1224号信箱里。我走向内线电话，打电话找米切尔。没有回应。我很抱歉。米切尔先生没有接电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接待员说你想见我。马洛先生——”她说，“你就是马洛先生吗？”
她看上去娇嫩欲滴，就像一朵晨间的玫瑰。她穿着一条深绿色的宽松长裤，白衬衫外面罩着一件绿色风衣，还围着一条宽松的佩斯利[3]涡旋纹花呢披肩。她那头秀发上缠着一条发带，显出一副像被风儿吹起的迷人效果。
侍者领班站在六英尺开外的地方，正竖起耳朵听着。我说：“是梅菲尔德小姐吗？”
“我是梅菲尔德小姐。”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您现在有空去看那块地产吗？”
她看了一眼自己的腕表。“是——是的，我想可以，”她说，“我应该去换件衣服，很快就好，不过——嗯，没关系。”
“这边请，梅菲尔德小姐。”
她走到我身边。我们穿过酒店大厅。我在那里开始感到自在起来。贝蒂·梅菲尔德满怀恶意地朝那两个玩拼图的老女人瞥了一眼。
“我恨酒店，”她说，“十五年后再回这里，你会发现同样的人还是坐在同样的位子上。”
“是的，梅菲尔德小姐。你认识一个叫克莱德·安姆尼的人吗？”
她摇摇头。“我应该认识他吗？”
“海伦·弗米利耶？罗斯·戈布尔？”
她又摇了摇头。
“想喝点什么吗？”
“现在不想，谢谢。”
我们走出酒吧，一路经过步道来到汽车旁。我为她打开那辆奥兹车的车门。我把车倒出停车位，然后径直驶上格兰德大街，朝山上开去。她将鼻梁上那副镶金边的墨镜往下滑了滑。“我发现那些旅行支票了，”她说，“你真是个古怪的侦探。”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她的那瓶安眠药。“昨晚我有点被你吓着了，”我说，“我数过这些，但我不知道瓶子里原来一开始有多少。你说你吃了两粒。我可吃不准你会不会一激动就吞了一大把下去。”
她接过瓶子塞进自己的风衣里。“昨晚我喝得有点多。酒精加上安眠药真是一个糟糕的搭配。我好像是晕过去了。仅此而已。”
“当时我可不敢确定。那玩意儿至少要吃三十五格令[4]才能致人死命。即便如此，死亡过程也得花上好几个小时。我那会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处境。你当时的脉搏和呼吸似乎都很正常，但也许稍后它们就会不正常了。如果我叫了医生，我难免要作一大堆解释。若是查出你服药过量，就算你终于醒过来了，医生还是会去通报重案组的那帮小子。所有的自杀企图他们都会追查。但假设我当时猜错了，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开车了。到时我又会在哪儿待着呢？”
“这只是个念头，”她说，“我不会为一个念头而担惊受怕。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人是谁？”
“克莱德·安姆尼就是雇我来跟踪你的那个律师——他遵照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指示办事。海伦·弗米利耶是他的秘书。罗斯·戈布尔是堪萨斯市的一个私家侦探，他说他正在试图找到米切尔。”我对她描述了一下他。
她的面庞变得冷硬如石。“米切尔？他为什么会对拉里感兴趣？”
我在四号大街与格兰德大街的拐角处停下来，等一个坐电动轮椅的老傻瓜以四英里的时速往左转。埃斯梅拉达到处都是这种该死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找拉里·米切尔？”她痛苦地问，“人们就不能彼此相安无事各管各的吗？”
“别告诉我任何事，”我说，“只要继续问我一些我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就行。这对我的自卑心理有好处。我告诉过你，我已经没有更多工作要做。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很简单。我对那五千块的旅行支票又感兴趣了。”
“在下个路口往左转，”她说，“我们就可以进山里去了。从那上面看风景蛮不错。另外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房子。”
“让它们见鬼去吧。”我说。
“而且上面还很安静。”她从夹在仪表板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它。
“这是两天里的第二支了。”我说，“你抽得挺凶嘛。昨天晚上我也数过你的香烟。还有你的火柴。我检查了你的口袋。当我和像那家伙一样的骗子搅在一起时，我就会有点爱多管闲事。尤其是在委托人不省人事，留下我收拾残局的时候。”
她扭头盯着我。“肯定是安眠药和酒精害的，”她说，“我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对劲儿。”
“在朗齐奥·戴斯坎萨多的时候，你的状态可是好得很哪。你就像长着铁石心肠一样。我们要飞往里约，去过奢华的日子。显然还会生活在罪恶感中。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那具尸体处理掉。多让人扫兴啊！没有尸体。”
她依然盯着我，但我这时还得小心开车。我在一条林荫大道上停住，然后左转。我沿着另一条末端封闭的街道行驶，老式有轨电车的轨道还留在街面上。
“从那块招牌旁边左转上山。往下走是去学校的路。”
“是谁开的枪，又是为了什么？”
她用双手掌根按住她的左右太阳穴。“我猜肯定是我干的。我当时肯定是发了疯。它在哪儿？”
“那把枪？它很安全。万一你的梦境变成现实，我可能不得不把它交出去当证据。”
我们现在正在爬坡。我调整指针，让奥兹车保持在三挡行驶。她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她四下打量着浅色真皮座椅和车里的那些小配件。
“你怎么开得起这么贵的车？你挣的钱不多，不是吗？”
“汽车现在都很贵，甚至连所谓的‘便宜货’也是。你不妨买一辆经开的车。我曾经在哪里读到过，说一个探子应该永远开一辆不起眼的普通黑色汽车，这样谁也不会注意。那家伙以前从未去过洛杉矶。在洛杉矶要引人侧目，你就得开一辆肉粉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车顶上带有一座日光浴室，还有三个漂亮姑娘在晒日光浴。”
她咯咯一笑。
“此外，”我费劲地继续这个话题，“这也是很好的广告。也许我曾梦想过要去里约。我可以把它高价卖掉，再买辆便宜的新车。在货轮上花不了多少运费。”
她叹了口气。“哦，别再拿那个取笑我了。我今天心情不好。”
“看到你男朋友没？”
她僵坐着一动不动。“拉里？”
“你还有其他的人？”
“嗯——你也许是指克拉克·布兰登，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他。昨天晚上拉里醉得很厉害。不——我没看见他。也许他还在睡觉。”
“他不接电话。”
道路分岔了。一条白线向左弯曲。我继续直行，没有任何特定的理由。我们驶过高坡上几幢老旧的西班牙式建筑，另一边的山坡下是一些风格非常现代的房屋。公路经过它们，向右拐出一个大弯。这里的路面看上去很新。公路开到了尽头，前面是一小片空地和一个环形交叉口。有两座大房子隔着环形交叉口彼此相对。它们用了不少玻璃砖[5]作装饰，面朝大海的窗户上安装着绿色玻璃。这片风景实在是太美了。我足足看了三秒钟。我把车停靠在公路尽头的路边石旁，关闭汽车发动机，坐在那里。我们大概在一千英尺高的地方，整座城市在我们面前铺开，就像一张呈四十五度角拍摄的航空照片。
“他可能病了，”我说，“他可能有事出去了。他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
“我告诉过你——”她开始颤抖。我从她手上接过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我摇起车窗，用一条胳膊环抱住她的肩膀，拉近她的脑袋，让她靠在我的肩头。她很柔弱，毫不反抗；可她依然在颤抖。
“你是个让我感觉很舒服的男人，”她说，“但不要逼迫我。”
“储物箱里有一品脱啤酒。想来一口不？”
“好的。”
我拿出酒瓶，用单手和牙齿费劲地拉松了瓶口的铁环。我用双膝夹紧酒瓶，拔下了瓶盖。我把瓶口凑到她的唇边。她啜饮几口，打了个冷战。我把瓶盖重新盖好，将酒瓶放在一边。
“我讨厌从瓶子里喝酒。”她说。
“是啊。多没教养。我不是要向你求爱，贝蒂。我很担心。有什么想让我帮你做的事情吗？”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口了，嗓音平稳镇定：“比如呢？你可以把那些支票拿回去。它们是你的了。我已经把它们给你了。”
“没有人会像那样子给别人五千块。这毫无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大老远从洛杉矶赶回来。今天一早我就开车到那儿去了。没有人会对像我这样的人甜言蜜语，说自己身上有五十万，并主动邀请我去里约，还提供一处装满奢侈物品的豪华家居。任何人——不管是喝醉的还是清醒的——都不会那样做：就因为她梦见一个死人躺在她的阳台上，所以就要我赶紧四处行动，把他扔进大海里处理掉。等我把事情搞定以后，你又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呢——趁你在做梦的时候握住你的手吗？”
她推开我，朝车内远处的角落里靠去。“好吧，我是个骗子。我一直都是个骗子。”
我朝后视镜里瞥了一眼。一辆黑色小汽车拐进了我们身后的道路，停了下来。我看不出里面是谁或者有什么东西。接着，它猛地朝右转向，蹭着路边石往后倒，又沿着来时的原路开走了。某个家伙开错了道，发现这条路是个死胡同。
“当我沿着那些该死的消防楼梯往上爬时，”我继续道，“你吞下了安眠药，然后佯装成困得要死的样子，而过了一会儿，你真的就睡着了——我猜情况就是这样。没关系。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没有尸体。没有血迹。如果当时他在那里，我也许能设法把他从墙上翻过去。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做到，如果你了解如何托举重物的话。但就算是六头训练有素的大象也无法把他抛出那么远，能让他落进海里。从那儿到围墙有三十五英尺，你得把他扔出那么远去才能让他飞过墙头。按照我的估计，像一具男尸那样重的物体，必须至少扔出五十英尺远才能确保他飞过去。”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骗子。”
“可你还没告诉我是为什么。让我们严肃一点吧。假设有一个男人死在了你的阳台上。你会要我怎么帮你？背着他爬下消防楼梯，把他塞进汽车，一路开进森林里的某个地方，然后把他埋起来？当周围陈尸累累的时候，你真的必须偶尔相信别人一次。”
“你拿了我的钱，”她语气平淡地说，“你还向我献过殷勤。”
“只有那样做，我才可能知道是谁发了疯。”
“你发现了真相。你应该觉得满意才对。”
“我什么也没发现——甚至连你是谁都没弄清楚。”
她恼火了。“我告诉过你，当时我神志不清，”她急匆匆地说，“担心，害怕，酒精，安眠药——为什么你就不能放过我呢？我说过我会把那笔钱还给你。你还想要得到什么？”
“我拿那笔钱干吗用？”
“你拿去就是了，”现在她朝我嚷了起来，“就这么回事儿。拿上它走人。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好律师。”
“你这话简直是自相矛盾，”她嘲笑道，“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他就不会去当律师。”
“没错。从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出来，你曾经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早晚我会查出真相，要么是从你身上，要么是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但我现在对你还是很认真的。你遇上麻烦了。不管米切尔出了什么事，实际上，你已经惹上够多麻烦了，必须去找律师证明自己的清白。你换过名字，因此你有苦衷；米切尔找你敲竹杠，因此他有动机；一帮华盛顿的事务所律师正在搜寻你，因此他们有目的。而他们的委托人也有理由委托他们去搜寻你的下落。”
我打住话头，在刚刚开始变暗的暮色中紧盯着她，想尽可能看清她的表情。山下，大海开始转成宝石般的天蓝色，不知为何，它却未能让我联想起弗米利耶小姐的双眸。一群南飞的海鸥排成还算紧凑的队伍，却不是北岛熟悉的那种紧密规整的战机队形。从洛杉矶飞来的夜间航班越过海岸下降，可以看见左右两舷的灯光，机身下的警示灯闪闪发亮，它忽而转向海面飞去，又绕了一个慵懒的圆弧，这才降落在林德伯格机场[6]内。
“原来你只是一个坏律师的托儿啊，”她咬牙切齿地说，又从我的烟盒里抓起一支烟。
“我倒觉得他不是个很坏的人。他只是对工作过于尽心罢了。但那不是重点。你对他只要贴点小钱就行。重点在于某种叫作‘拒绝泄漏内情权’的东西。一个有执照的侦探并没有这种权利。而对一个律师而言，只要他是在维护聘请自己的委托人的利益，他就会拥有这份特权。如果这个律师雇用一名侦探工作以确保那些利益，那么这名侦探也会享有那种特权。这是他能得到那种特权的唯一途径。”
“你很清楚你能用那特权干什么，”她说，“特别是雇你监视我的人正好是个律师。”
我从她手里拿过香烟，呼呼地抽了两口，又还回去。
“没关系，贝蒂。我对你已经没有用了。忘记我曾试着帮助你吧。”
“说得好听，但那只是因为你想从我身上多捞几笔。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我也不想要你这该死的烟。”她把烟扔出窗外，“带我回旅馆去。”
我钻出汽车，朝烟头跺了几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山区，不能这样扔烟头，”我告诉她，“即使现在不是干燥的季节。”我钻回车里，扭动车钥匙，摁下发动机的点火按钮。我倒车转弯，重新驶上那条弯路，开向那个岔路口。在白色实线转向的上坡处，停着一辆小汽车。车里灯光全无。它有可能是空的。
我猛打方向盘，掉转车头朝我开来的原路行驶，同时轻快地打开奥兹车前部的远光灯。在我转向时，两道光束扫过那辆车。一顶帽子赶紧遮在一张脸上，但动作不够快，未能掩住堪萨斯市的罗斯·戈布尔先生的那副眼镜、那张肥厚宽大的脸庞和那对突出的招风耳。
灯光扫过那辆车后，我沿着一条漫长的坡道向山下行驶，转了好几个平缓的弯弯。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但我心里清楚，附近所有的道路或早或晚都会到达海边。山脚下有一个丁字形的三岔路口。我转向右边，驶过几条狭窄的街道，然后开上了那条林荫大道，再向右转一次。现在我正开往埃斯梅拉达的主城区。
她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直到我抵达酒店时才重新开口。我刚把汽车停稳，她就飞快地跳出了车外。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拿钱。”
“我们被人跟踪了。”我说。
“什么？——”她顿时僵住了，头微微偏向一侧。
“小汽车。你没注意到他，除非你看见了我在山顶转弯时用车灯扫过他。”
“他是谁？”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我怎么知道？他肯定从这里就开始跟踪我们了，所以他还会回到这儿来。莫非他是个警察？”
她回了我一眼，纹丝未动，仿佛僵住了一般。她缓缓地迈出一步，随即朝我猛冲过来，好像要伸手抓挠我的脸颊。她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试图摇动我的身躯。她的呼吸声像哨音一样尖厉。
“带我离开这儿。带我离开这儿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去哪儿都行。把我藏起来。给我一点太平日子吧。去一个没有人能跟踪我、纠缠我、威胁我的地方。他发誓会对我这么做。他会追着我一直追到大地尽头，到太平洋最偏僻的岛屿——”
“到最高耸山峦的巅峰，到最孤独荒漠的深处，”我说，“某个人肯定在念一本老掉牙的旧书呢。”
她垂下双臂，任它们无力地悬在体侧。
“你的同情心比放高利贷的浑蛋多不了多少。”
“我哪儿也不会带你去，”我说，“不管是什么事情在折磨你，你都要留在这里面对它。”
我转身钻进车里。等我回头再看时，她正迈着大步飞快地走着，离酒吧门口只有一半的距离了。
[1]凯纳斯特纸牌戏（canasta）：一种需要两副纸牌、供二至六人玩的纸牌游戏，始于乌拉圭，在20世纪40年代风靡整个拉丁美洲。1950年，凯纳斯特纸牌迅速风靡美国，至今依然非常流行。
[2]莫哈维沙漠（the Mojave Desert）：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不毛之地，以莫哈维族印第安人的名字命名，地跨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
[3]佩斯利（Paisley）：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城镇，位于格拉斯哥市的西面。自18世纪早期以来，它就是一个纺织中心。以该城名字命名的涡旋花纹，最早出现在古巴比伦，然后传入波斯和印度，并成为印度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种特色织物图案。18世纪中叶，拿破仑在远征埃及途中，把带有这种纹样的克什米尔披肩作为纪念品带回法国，随即风靡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不久后便传入英国。自19世纪起，佩斯利镇以运用涡旋花纹制成的羊绒披肩而闻名，世人便将这种涡旋花纹以该城名字命名为“佩斯利花纹”。
[4]格令（grain）：英美制中最小的重量单位，最初是指一粒大麦（grain）的重量。一格令等于64.8毫克。
[5]玻璃砖（glass brick）：用透明或彩色玻璃料压制成形的块状或空心盒状、体形较大的玻璃制品，一般用于装修比较高档的场所，发明于1929年。
[6]林德伯格机场：圣迭戈国际机场的别名，以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命名，位于距圣迭戈市中心商业区约三英里远的西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