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二月三日，天一直在下雨。漆黑而巨大的数字“3”挺着肥硕的肚子出现在柜台右边惨白的日历上，一个黑橡木隔断将货架和柜台分离开来。整整二十天前，也就是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也有个阴沉的“3”出现在日历上——一位老妇人被杀，就在圣主教堂附近，离运河几步远的地方。
从十一月十三日起一直在下雨。可以说，二十天来，雨就没有停过。
最常见的是淅淅沥沥的雨。人们在城里沿着房子旁边走时，就可以听到水沿着檐槽流落的声音。人们喜欢沿着那些带拱廊的街道走，可以避会儿雨；回到家里就得马上换鞋；家家户户的大衣和帽子都晾在炉台边上，而那些缺衣少穿的人则终日生活在永恒的阴冷潮湿之中。
不到四点，天早已黑了，一些窗子里的灯从早到晚一直亮着。
四点钟，如同往常的每个下午，拉贝先生从商店后间出来，里面各个型号的木质脑袋模具都已经收在搁物架上。他来到帽子店最里头，走上一个旋转楼梯。他来到楼面之后，停了片刻，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打开卧室门，点亮电灯。
他在开灯之前是不是先走到了窗边？那厚重的、落满灰的镂花纱帘似乎常年拉上。有可能，因为他总是先将窗帘放下来，再开灯。
这时候，他可以看见对面离他没几步远的地方，裁缝卡舒达斯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街道狭窄得让他产生和对方同住在一间屋里的错觉。
卡舒达斯的工作室在二楼，在店铺上面，工作室没有窗帘。工作室里面最小的细节也仿佛在版画上似的一一展现，地毯上的花朵，玻璃窗上的苍蝇，一截系在细线上的平滑而黏稠的粉笔，挂满墙壁的褐色纸样。还有坐在工作台前的卡舒达斯，腿盘在身体下面，手边是一只没有罩子的灯泡，被他用一根铁丝拉到这个位置，可以照亮他手头的活计。里面的那扇门开向厨房，总是虚掩着，所以大部分时候无法看清厨房内部。然而人们可以猜到卡舒达斯太太就在里面，因为她丈夫的嘴唇时不时会翕动一两下。他俩一边干活，一边隔着房间说话。
拉贝先生也说话，给他看店的伙计瓦伦丁能听到自己头顶上有私语声和脚步声。接着他便看见老板走下楼来，一双穿着考究的脚，裤子，上衣，最后是一张略显疲惫的脸。这张脸一直是严肃的，但并不十分苛刻，它属于一个不寻求外向拓展、但求内心自足而自在的男人。
拉贝先生那天出门前还熨了两顶帽子，其中那顶灰色帽子是市长的。在此期间，街上又下起了雨，可以听见雨点滴落的声音，还有店铺里燃气炉轻微的嘶嘶声。
店里面总是太热。店员瓦伦丁早上一到这儿就觉得血直往脑袋上涌，下午他的头就昏昏沉沉了。他有时会从货架之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炯炯闪亮的眼睛，仿佛他发烧了。
拉贝先生和往常的每个日子一样，话依然不多。他和雇员待在一起时，可以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在他们周围，当然有钟摆的声音，还有每刻钟一次的咔嗒声。整点和半点时，机械装置就会启动，经过一阵虚弱的努力，又戛然而止。或许挂钟最初是能报时的，只不过后来坏了。
对面的小裁缝无法看到帽子店二楼房间的内部——白天是由于纱幔，晚上是因为窗帘——但他只需低下头，就可以看到一楼的帽子店。
他在窥视，肯定的。拉贝先生无需求证就知道。他丝毫没有为此而改变自己的作息。他的动作依旧缓慢、细致。他有一双极美的手，略胖，但白得出奇。
五点差五分，他离开店后间，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工作间，然后关灯，说出那句仪式性的话：“我去看看拉贝太太是否有什么需要。”
他又一次爬上旋转楼梯。瓦伦丁听见头顶上有脚步声，沙哑的低语声，然后又看见一双脚、一双腿，最后是全身。
拉贝先生打开里面的厨房门，对露易丝说：“我今天很早就会回来。瓦伦丁会把店门关上的。”
他每天都说同样的几个字，女仆回答：“好的，先生。”
接着，他穿上黑色厚大衣，对瓦伦丁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而后者其实早就听到了：“您一会儿把店门关上。”
“是，先生。晚上愉快，先生。”
“晚上愉快，瓦伦丁。”
他拿上柜台抽屉里的钱，迟疑地看了看对门的窗户。他敢肯定，卡舒达斯刚才已经在二楼窗前看见了他的影子，并且这会儿已经离开了工作台。
他对太太说了几句话。他对太太说了什么呢？他需要一个借口？太太什么也没问。她大概不允许自己对他做什么评论吧。几年来，差不多从他在这里开店开始，每到下午五点，他就去圆柱咖啡馆喝一两杯白葡萄酒。拉贝先生也去那里，当然还有其他人，只是两杯白葡萄酒满足不了那些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已经是一天的结尾了。而卡舒达斯回去在一群孩子中间匆匆吃完晚饭后，还有要再次回到工作台，通常要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出去透透气。”
他很怕错过拉贝先生。这一点拉贝懂。这不是从第一个老妇人被杀开始的，而是在第三个被杀之后，那时整座城市已经开始陷入恐慌。
布雷街在这个时间点几乎总是荒无一人，尤其此刻还下着倾盆大雨。很多人最近不愿在雨夜出门，所以此刻这条街史无前例的空旷。商人是恐慌的第一波受害者，所以他们最早组织了巡逻队。但是这未能阻止若弗鲁瓦—朗贝尔太太和费提耶的助产士雷奥尼德·普鲁太太的死亡。
小裁缝心里是害怕的，拉贝先生暗暗享受着这种默默等对方却不露痕迹的快感。这是不是一种有点邪恶的快感？
他终于推开门，门铃立刻便响了。他来到自己店铺的招牌——那顶巨大的铁质红色高帽子下，将大衣领子竖起，双手插进口袋。卡舒达斯的门上也有铃铛，他自己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后，一定能听见铃声响起。
这是一条带拱廊的街，和拉罗谢尔大部分老街一样。所以在步道上是淋不到雨的。步道就像一条条阴冷潮湿的隧道，里面的灯光越来越少，一扇扇大门开向无边的黑暗。
卡舒达斯紧跟着帽匠的步伐，往军队广场而去。但总的来说，他更害怕遭遇埋伏而不是跟不上帽匠，所以他宁可走在大路中央的雨中。
一直到街道转角，他们没有遇到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是各色橱窗，香水店、药店、衬衣店，最后就是咖啡店的大窗子。让泰是一位年轻的记者，留一头长发，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灼热的眼睛。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就是靠窗的第一张桌子），正在写一篇文章，面前放着一杯咖啡。
拉贝先生并没有对记者微笑致意，仿佛压根没看见他。他听见小裁缝赶上来的脚步，便转动门把手，钻进这个温暖的环境，径直走向中间那几张靠近炉子、围着柱子的桌子，站到那些打牌的人身后，等着侍者加布里埃尔为他脱去大衣和帽子。
“怎么样，莱昂？”
“还行。”
他和这些人认识得太久——大部分是他从上学时开始认识的——以至于都懒得寒暄了。手里握牌的几个略微点个头，或者随意地碰一下新来者的手。加布里埃尔依旧习惯性地问：“老样子？”
帽匠坐下来，舒服地叹了口气，坐在其中一个桥牌玩家尚特罗医生身后，他叫这个人的名字保罗。他只消一眼，就明白牌局进行到哪儿了。这里的牌局已经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每天都在进行。同一时刻，同一张桌，同样的玩家，面前放着同样的酒水，抽着同样的烟斗和雪茄。
中央供暖系统大概力度不够，因为老板奥斯卡还保留着大炉子，大炉子闪耀着漂亮的黑色光芒。拉贝先生向炉子伸出双腿，想把自己的鞋子和裤管烘干。小裁缝这时候已经进来，也走向中间那几张桌子，但没有那么自信。他过来后向所有人一一致意，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他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没有和他们读同样的学校，在同一支军队里。在这些人早已以你相称的年代，他还不知道在哪生活呢，或许在近东，那里的人像牲口一样从亚美尼亚迁徙到士麦那，再从士麦那到叙利亚、希腊或其他地方。
几年前，他坐得更远一些，喝着白葡萄酒，看着他应该不懂的纸牌游戏，却带着强烈的专注，并且不时皱眉。后来他不知不觉地靠近了，开始是移动椅子，后来索性换了座位，最后换到玩家们身后的桌子旁。
没有人说起那几位老妇，以及笼罩全城的恐怖。可能别的桌上在讨论，这一桌没有。议员洛德从嘴里抽出烟斗，向帽匠这边微微转了转身，问：“你太太怎么样？”
“还是那样子。”
这是一个他们已经保持了十五年的习惯。加布里埃尔给他上了石榴毕康，这是一种深桃花心木色的鸡尾酒，他就那么慢慢地喝上一小口，顺便瞥一眼正在给《夏朗特回声报》撰文的小让泰。一只铜钟挂在严格意义上的咖啡馆和里面的桌球房之间。钟上显示的时间是五点一刻，这时保险公司的朱利安·朗贝尔又输了，他问帽匠：“你来接我的牌？”
“今晚不了。”
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一共有六七个人，有时打牌，有时坐在后面观牌。只有卡舒达斯从未被邀请上去打牌，他自己可能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
他矮小、瘦弱，身上有股子气味，他自己也知道。他太清楚了，所以总是避免和别人靠得太近。这是一种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才有的气味，甚至可称为卡舒达斯味，混合了他们家厨房里的大蒜以及羊毛织物的气味。在这儿，人们什么也没说，礼貌地假装没有感觉到。但在学校里，一些女孩子就没那么含蓄了，她们被安排在卡舒达斯家的姑娘们边上时就会抗议：“你臭！你妹妹也臭！你们都臭！”
他抽起白天难得的一支烟，因为他若在干活的时候抽烟，难免会烧到顾客们的衣服。他的烟是自己卷的，烟的尾端总有一段宽宽的唾沫痕迹。
今天是十二月三日。现在是五点一刻。天下着雨。街上一片漆黑。咖啡馆里很温暖，拉贝先生，布雷街的帽店老板，正在看医生打牌，医生刚刚出了五张梅花，被保险人鲁莽地吃掉了。
他们明天早上读报时，就会知道小让泰此刻正撰写的关于被杀老妇的报道了。他正在积极地调查，向警方提出了挑战。
他的老板杰罗姆·卡耶是一个印刷厂主，同时经营这份报纸。他正心无旁骛地打着桥牌，一点也不操心这个激情满怀的年轻人，他刚才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
尚特罗刚刚出掉王牌，可能要陷入绝境了。这时，拉贝先生无需转头就看见卡舒达斯微微离开坐着的椅子，向着他俯下身来，伸出手。似乎在地板上的一层木屑里捡什么东西。
但这东西在帽匠的裤子上。他那双裁缝的眼睛发现了裤子卷边上一个细小的白点。他大概以为是一个线头？他肯定没有恶意。就算有，他也猜不到自己这个动作的重要性。
拉贝先生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紧，任由裁缝这么做。他有点惊讶，但一点也不担心。
“不好意思。”
卡舒达斯捡到那个白色的东西，不是一截线头，而是一小丁点纸屑，不足半厘米长，纸质轻薄而粗糙，像报纸。
咖啡馆里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幕产生哪怕丝毫的注意。卡舒达斯用拇指和食指夹住这一小截纸。他仍然倾着身子、低着头、屁股还沾着椅子，偶然瞥了一眼这截纸头。然而，这不是什么废旧报纸。它是被剪刀小心翼翼剪下来的。上面有两个字母，一个“n”和一个“t”，都是词尾的字母。
拉贝先生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小裁缝忽然僵住，被恐惧攫住了。他终于抬起头，整整上衣，把那细小的物件递给帽匠，却避免与其直视，只结结巴巴说道：“请您原谅。”
他没有把纸头扔掉，而是将之归还，这是个错误，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已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又是如此羞怯和谦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没有将一句话说完整：“我还以为……”
在那烟雾缭绕的光线里，他只看到椅子、后背、织物，地上的木屑，炉子黑色的脚，还听到一个持重而平静的声音对他说：“谢谢，卡舒达斯。”
他俩平常是说话的。每天早上八点，帽匠和裁缝从各自家里出来，取下作为店铺护窗板的木牌。卡舒达斯家隔壁的熟食店此时已经开门营业很久。星期六，四郊的农民赶集来卖蔬菜和鸡鸭，他们的篮筐挤满街道。而其他的日子，只有街上的石板将两人隔开，卡舒达斯习惯了说：“早上好，拉贝先生。”
他根据天气情况，有时还会说：“今天天气不错。”
或者：“总是下雨。”
帽匠总是和善地回答：“早上好，卡舒达斯。”
仅此而已。他们是店铺面对面的两个商人。
拉贝先生此刻又说了句：“谢谢，卡舒达斯。”
声音几乎和以前一样。也许根本就一样，也许小裁缝的发现根本就没什么要紧？卡舒达斯渴望一口干了酒。那杯酒让他的牙齿咯咯打颤。他试图快速地思考，客观地思考，但他越使劲，思想就越是乱，就像一团雾。
他不能把头转向右边。他要是早一点想到这点就好了。
中间那张桌子，坐着议员、印刷商、医生和帽匠，他们六十到六十五岁，是最重要的人物。其他桌子上，还有别的人在玩牌。右边的勃洛特玩家代表的是四十到五十岁那一代。每天下午五点至六点，皮雅克警长总会出现在那一桌。他负责调查这起老妇人被杀案。
卡舒达斯应该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看向他这一边。他也不该看向一直埋头写字的年轻记者。或许，让泰正在忙着回复凶手的某条信息？
二十天来，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传统。每场凶案发生之后，报纸都会收到一封信，信里的字都是从前几期的《夏朗特回声报》上剪下来的，通常是整个单词。报纸会将它登出来，后附年轻人让泰的评论一则。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凶手会回应，仍然是将已有的单词贴在白纸上。
凶手昨天说的一句话让人心惊胆战：
您错了，年轻人。我不是胆小鬼。我只杀老妇，不是由于胆小，而是因为必要。假如明天我必须袭击一个男人，那么不管他是不是高大强壮，我都会这么做。
有几封信，虽然只有半栏，却包含了几百个耐心剪下来的单词。让泰就此评论道：
凶手不仅耐心细致，并且他的生活方式让他拥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
十九岁的记者耐心做了一回实验。他计算了用报上剪下来的字合成一封三十行的信需要多少时间。卡舒达斯不记得准确的结果了，反正十分骇人。
“假如明天我必须袭击一个男人……”
拉贝先生正小口抽着烟斗，看人家打牌，小裁缝唇上粘着一截脏脏的纸烟，不敢将目光落在任何地方。拉贝先生有时会看一眼挂钟，他叫第二杯毕康时才五点二十五。五点半，他站起身，加布里埃尔赶紧拿上他的大衣和帽子，跑过来。
他观察卡舒达斯时，那个表情真的是善意的嘲讽吗？扑克玩家们头顶升起一层烟幕。炉子散出阵阵热气。拉贝先生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对小裁缝脑袋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
“如果我让他先走，他完全可以在布雷大街找个隐蔽的角落躲起来……”
卡舒达斯是否可以立刻说出来？不管是对谁，警长还是记者。他是否可以大声昭告天下，手指着他：“是他！”
小纸片消失了。卡舒达斯用眼睛四处搜寻，一无所获。他记得帽匠用手指将它卷成灰溜溜的一小团。这两个剪下来的字母很可能本来就在地上。怎么证明他是在拉贝先生的裤子上捡到的？
拉贝先生没有任何慌乱和害怕，只说了句：“谢谢，卡舒达斯。”
这个案子有两万法郎的悬赏。他只是个小裁缝，做些衣服修补、套装返工之类的活儿，大女儿在商店当营业员。对他而言，这是一大笔钱。
为了拿到那两万法郎，他不能贸贸然抛出指控。他不该对凶手打草惊蛇。
现在，拉贝先生已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从十一月十三日至今，也就是二十天的时间里，拉贝先生杀了五个老女人，可能也会将他一并了结。
卡舒达斯快速思考了这一切。帽匠用手指尖碰碰朋友们。他们对他说：“晚安，莱昂。”
他的名字叫莱昂。他拍拍医生的肩，后者此刻正在出牌，腾不出手来，只咕哝道：“但愿马蒂尔德身体好。”
卡舒达斯几乎可以确定拉贝先生是在故意拖延，好给足他下决定的时间。拉贝先生的脸和刚才一模一样，就是瓦伦丁看着他从楼梯上下来的样子。这人从前大概是胖子，后来瘦了。这可以从他柔软的皱纹、不甚分明的棱角看出来。即便如此，他的体重仍然是卡舒达斯的两倍。
“明天见。”
分针刚刚走过半点，门刚关上，卡舒达斯就抓起放在邻座的大衣。他差点儿不付钱就跑了，因为他太害怕拉贝先生在他出去之前已经在布雷大街拐弯了。如果是这样，拉贝先生可能藏在任何地方，而他又必须回家。
拉贝先生以他寻常的步子走着，不紧不慢。小裁缝头一次注意到他像大多数胖子或曾经的胖子一样，身子轻盈极了，走路不发出一点儿声音。
拉贝先生往右拐入布雷大街。卡舒达斯隔着二十来米紧随其后，小心翼翼地走在大路中央。若有必要，他可以随时呼救。有两三家店还在营业，透过雨还能看见里面的灯光；楼上的住宅内，几乎家家都点上灯了。
拉贝先生走的是左边的步道，帽子商店那一侧，但是他没在自家店面前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走，回头往远处看了看，大概为了确认自己的邻居是否还跟在身后。不过他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卡舒达斯一直走在石板路上。
小裁缝可以回自己家。路上空荡荡的。他的店还开着，他其实来得及进去快速锁一下门。他透过店面窗户，看见一截粉笔悬在桌子上方，电灯边上，是已经放学回家的小女儿们。大女儿埃丝特，就是在商店上班那个，要过六点才回家，通常是跑回家，因为她也害怕那个杀手，而且她没有女伴住在这个街区。
他继续向前走，像拉贝先生那样往右拐。他们来到了一条灯光更亮的街道。商店里的人，以及被路过车辆照亮的水洼，都令他感到安心。
拱廊没有了，雨落在拉贝先生的肩上。街道重又变得黑暗。帽匠忽而消失，忽而又出现在某个路灯的光圈里。卡舒达斯一直走在路中央，凝神屏息，惊恐万分，却又不由自主地往前走。
在这个点，城里有多少巡逻志愿者？大概四五个，里面还包括几个打着手电筒来凑热闹的年轻人。这是个不祥的时刻。有三个老妇人都是在晚上五点半到六点之间被杀的。
他们俩来到僻静的博物馆区，这里都是些二层小楼，一扇扇玻璃窗户后面，是团圆的一家人。孩子们在做作业，女人们正在铺桌子准备吃晚饭。
拉贝先生突然消失在黑暗中，卡舒达斯走了几步后突然停下来，仿佛丢了什么重要东西。街上笼罩着一片漆黑，他无法定位邻居。或许拉贝先生就一动不动地躲在墙角？但他也有可能还在走路。他一向行走无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没在靠近小裁缝，而这一位已经僵在那里，仿佛被刺骨的寒风彻底冻住了。
他听到不远处有钢琴声。一束微弱的光线从一幢房子的百叶窗里透出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房间里，一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正在上钢琴课，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一段音阶练习。
没有一个人出现在这条街上，无论是街道的这一头，还是那一头，都没有，拉贝先生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卡舒达斯又不敢向两边的房子靠近。
钢琴声停了，这下四周彻底安静。接着小裁缝听到钢琴盖落在黑白键上产生的沉闷声响。那家的门打开以后，从里面灯光里传来的轻声细语虽离卡舒达斯有二十米远，听上去却异常响亮，而雨滴则变得细腻无声。
“您一定这么坚持吗，莫拉尔小姐？等我先生下班回来送您一程会更安全些。他再有十分钟就到家了。”
“就为了我那五十步路！快回去吧！别着凉了。下周五见。”
这一天是周五。小女孩（或小男孩）每周五晚五点至六点都要上钢琴课？
“我会一直开着门，直到您到家为止。”
“请您别这么做！别把整个屋子都吹冷了！我告诉过您，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卡舒达斯根据声音想象这个女教师是一个瘦小的女人，略衰老，略清高。他听见她下了台阶，走上人行道。那扇门开了一会儿之后终于又关上了。他差点喊出声来。他想大喊一声。但为时已晚。再说，他在生理上也做不到。
他能发出的声音大概不比一只野鸡从树上飞起来的动静更大。大概和衣服摩擦的窸窸窣窣类似。城里所有人都知道凶案是怎么发生的，卡舒达斯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脖子上，想象被那根大提琴弦勒紧脖子。他真的是废了好大劲才把自己从惊若木鸡的状态拉出来。
他确信一切已经晚了，他应该火速离开，并跑去报警。圣庸街上就有一个警察分局，过了市场就是。
他自以为发出了声音，然而他的嘴唇只是徒然动了一下。他开始走路。这是一个胜利。他还没办法跑步。而且说不定还是不跑为妙。在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另一个人也可以跑，然后把他抓住，如同刚才解决那个老小姐一样解决他？
出现了一个橱窗。这是军火商店的橱窗，真够讽刺的。是的，帽匠从来不使用武器。卡舒达斯不再觉得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他可以喘口气了。他很想折回去。但他又走了二十米，十米，已经看到警察分局的红光了。
他一脚踩在水潭里，一双脚都湿了，脸已经被冻僵。他继续像正常人一样走着，走过他的店所在的布雷街。
他几乎已经触摸到胜利了。他没听见任何脚步声，然而很清楚有人走在自己身后，正在赶上他。他还是不敢跑，也不敢停下来，一个比他更高更壮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左边，脚步和他一致。一个出奇镇定的声音响起：“您差点犯了错误，卡舒达斯。”
他不去看边上那个人。他什么也没回答。他也没有立刻掉头。
他又是一个人了。他看见红灯，一个警察从局里出来，跨上自行车。
他掉头回去了，不再考虑拉贝先生。后者也掉头折回，双手插在口袋，大衣领子竖起，向布雷街走去。他们俩的店铺都在那条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