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恕拱手道：“晚生易君恕。”
林若翰立即拱手还礼：“敝人林若翰，久仰，久仰！”
易君恕看见他那副西洋相貌和中国装束，已是觉得古怪，再听到这一口汉语，更是暗暗称奇。林若翰和他素不相识，所谓“久仰”只不过客套而已，但礼貌周全却也无可挑剔。这位“鬼子大人”，果然不简单！
三人分宾主落座，罗升奉上茶来，退了出去。
罗升走到院子里，和胡理臣商议道：“这个时候会客，肯定得吃饭，这位‘鬼子大人’还是个洋和尚，该怎么招待才好？”
胡理臣说：“洋和尚和中国和尚不一样，基督教的传教士照样娶妻生子，也不吃素，再说，这位‘鬼子大人’一身中国打扮，看来也好伺候。我这儿炯上米饭，你到馆子里去叫它几个菜，一壶酒，也就行了。”
两人商议妥当，罗升匆匆走了。
莽苍苍斋客厅里，宾主三人从容交谈。林若翰除了高鼻蓝眼无法改变之外，尽量入乡随俗，这使易君恕井不觉得拘束。
林若翰看见他手里的那本《甲午战纪》，眼睛一亮，“噢，是先生在读我的书？”
易君恕说：“刚刚向复生兄借到翰翁的大作……”
“翰翁，您和君恕有缘哪，”谭嗣同说，“他家老太爷生前是北洋水师的文案，大作中载有名字……”
“噢？”林若翰很为兴奋，眨着蓝眼珠想了想，说，“对的，北洋水师只有一位姓易的——易无杰先生，原来是你的父亲！”他激动地上前握住易君恕的手，“见到你，我感到十分荣幸！”
“幸会，幸会！”易君恕被这位洋夫子的热情深深感动，“家父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国捐躯，尽了自己的本分；翰翁作为外邦人士，对中国的那场灾难如此关注，晚生不胜感谢！”
“不必感谢，这也是我的本分！”林若翰脸上漾起慈祥的笑容，“公理，正义，和平，仁爱，并不是哪一国的私利，它属于全人类，为解除人类的苦难，我愿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心血！”
易君恕心中油然而生敬意，华、洋之间的界限不知不觉地消融了。
“翰翁的博大胸怀，真正是天下为公！”谭嗣同赞叹道。
“谭大人过奖，”林若翰转过脸，那双灰蓝的眼睛望着谭嗣同，“我是中国的朋友，帮助朋友是令人愉快的！我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中国已经开始维新变法，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希望中国能够摆脱经济的贫困和科学技术的落后，早日富强起来，衷心地祈祷上帝赐给你们幸福1”
“谢谢，”谭嗣同感动地说，“在中国，守旧大臣对变法一片反对之声，翰翁的支持尤为可贵，嗣同向您致谢！如果皇上得知您的美意，也将感到欣慰！”
“愿上帝赐福于皇帝！”林若翰神情庄重地说，“最近，我写了一个奏事摺子，也许对中国的维新变法有所帮助。而我自知才疏学浅，惟恐立论不妥，措辞不当，所以，想请谭大人批阅指正；谭大人看过之后，再清康大人过目，并请他转呈皇上。不知这是否妥当？”
“噢？翰翁真是一位有心人，”谭嗣同兴奋地说，“不知那摺子……”
“我带在身边呢，”林若翰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摺子，双手递给他，“请谭大人不吝赐教！”
谭嗣同接在手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摺子，先睹为快，见那满篇小楷，虽然字体略显稚拙，书写得倒是十分工整：大英国侨民林若翰敬呈大清国大皇帝陛下：
当兹人间纷扰，国势危迫，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明定国是，维新变法，实英明果敢之举，天佑神州之望。然中国积弊既久，如病弱之人，若方药杂投，不独事倍功半，尤恐促其笃危。而辨症施治之术，纲举目张之策，何也？侨民不揣冒沃，愿为皇上进言……
谭嗣同刚刚读了这开头一段，已经被深深吸引，便说：“翰翁稍坐，这份摺子，我现在就急于拜读，请恕我慢待了……”
“哪里！大人接卷即阅，这是对我的最高礼遇，”林若翰欣慰地说，“大人只管安心披览，我这里不用照顾。我和这位易先生谈谈，不是很好吗？”
“晚生正要向翰翁请教！”易君恕说。这倒不是客套，而是出于真心诚意。这位来自异国的老先生儒雅的谈吐和对中国时局的关切，都已经博得他的好感，他的面前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迫不及待地要走进去，探寻他渴望了解的一切。
谭嗣同捧着摺子站起身来，朝他们点点头，走进了书房。
客厅里只剩下这国籍不同、年龄悬殊的两位客人。林若翰笑眯眯地端详着易君恕，这位被谭嗣同称为“挚友”的年轻人，文质彬彬，清秀英俊，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要和中国的读书人交朋友，年轻的一代尤其不可忽视，他们生气勃勃，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这一代人无疑将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
林若翰胸有成竹，正要与易君恕“坐而论道”，易君恕却先开了口：“听复生兄说，翰翁久居香港？”
“是的，我从二十一岁到香港，至今已经三十八年了。”林若翰答道。初次相遇，互不了解，这些自然是攀谈的话题。便也向他问道：“易先生到过香港吗。”
“哦，没有。”易君恕说。
“若有机会，易先生不妨到香港一游，那是个好地方！”林若翰道。说起香港，他充满了感情，就像远游的人谈到自己的故乡，他在香港居住将近四十年之久，事实上也已经把香港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香港在大洋环抱之中，碧海蓝天，山青水秀，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暖宜人。即使在北方万木凋零、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太平山麓仍然是一片葱绿，鲜花盛开，西式洋房，倚山而筑，参差错落，那景象与中国内地大不相同。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窗外便是一幅天然的海景图画！康有为先生十多年前就曾游历香港，对香港的建筑精美、街市繁华、法度井然，都很为称道。他开阔眼界，接触西学，便是从香港开始。现在，中国有识之士莫不致力于西学研究，香港正是一个观察西方的窗口！”
这一番诱人的描述，易君恕听了，却未置一词。想到那座海岛已被英国割占五十多年，心中唤起的是痛惜之情，那里再好，也难以令他向往，更何谈“称道”！但是，香港仍然牵动着他的心：两个月前挥泪南归的挚友邓伯雄，如今怕也已经算是“香港人”了吧？他自从走后就没有音信，使易君恕一直放心不下！于是向林若翰问道：“上个月，香港拓界的《专条》在北京签字，定于阳历7月1日生效，如今此期已过，不知新安县那边的情形如何？”
林若翰微微一愣。他本来以为，这位年轻人既然谈起香港，兴趣必然在于香港的政治体制、城市建设、金融贸易、新闻出版，这是中国的“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深感兴趣的，各有可资借鉴之处，却不料到易君恕关心的倒是维多利亚海峡对岸的新安县——那片尚待开发的新租借地。
“易先生对时局很为关注啊，”林若翰说，他并不打算回避对方提出的问题，一面琢磨着这位尚难以看透的青年，一面侃侃而谈，“拓界确实是香港的一件大事，按照中、英两国的协定，《专条》现在已经生效。不过，迄今为止，英国还没有进入新展拓的界址，而把接管的日期推迟了。” [!--empirenews.page--]
“噢？”易君恕听到这个难得的消息，不禁怀然心动，更急于了解洋情，“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不止一端，”林若翰说，“首先，香港第十一任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在今年二月已经任满回国，而他的继任者还没有到职，辅政司骆克先生也正在国内休假，接管工作自然不便进行。就英国政府来说，无论索尔兹伯里首相，还是殖民地大臣张伯伦，对于将要接管的那片土地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们需要时间作必要的准备。
易君恕专注地听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英国推迟接管新租借地都是一个好消息！
“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林若翰继续说，“先生知道，今年4月，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海军杜威上将率领六艘军舰曾停泊于香港，以此作为美军对驻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军队的作战基地。而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各国都应遵守的中立法，所以英国政府要求美舰离开香港海域，杜威上将在4月25日率领他的舰队开进了新安县东面的大鹏湾。在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大鹏湾划归香港，如果英国在7月1日准时接管新租借地，则必须按照中立法再次要求美国军舰离开大鹏湾。而英国如果这样做，必将影响和美国的关系，使自己在远东陷于孤立处境。所以，推迟接管新租借地，既为美国舰队提供了一个泊舟之地，英国又不至于受到破坏中立法的谴责……”
易君恕被他所描述的这一番国际政治交易所震动，在信息闭塞的中国，恐怕连总理衙门里的那些“外交家”都未必知道得这么清楚。
“所以，”林若翰继续说，“英国要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才会正式接管新租借地。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中、英两国政府在某些细节上还存在分歧，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租借地的北部边界还有待具体划定，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时日。”
“翰翁果然广闻博识，天下事了如指掌，”易君恕说，“多谢翰翁告诉了我这些真象！”
“易先生过奖了，”林若翰微微一笑，“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国际上许多观察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中国人不容易获得这些信息而已。在偌大的京城，除了登载皇上诏令和官方文件的黄皮《京报》之外，竟然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是大清国政府封闭了人民的眼睛和耳朵！”
“是啊，租借国土这等大事，谈判、签约，从头至尾都秘密进行，四万万民众难以窥其内幕，国人深以为耻！”易君恕感叹道。他略一迟疑，又试探地说，“我还有一疑问，要请教翰翁……”
“嗯？易先生请讲！”
“听翰翁论说天下之事，高屋建领，公允、平正，不为己国利益所困，实为难得，”易君恕说，先予对方以充分褒扬，然后再向他发问，“此次香港拓界，贵国政府强人所难，无端侵吞中国领土，翰翁作为英国人士，不知如何看待此事？”
林若翰心中一震。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竟然会向他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这是在他过去和中国读书人的交往之中所从来遇到过的。中国的读书人讲礼貌，善忍让，即使见解不同，也往往转弯抹角，并不直抒胸臆。但这位易君恕显然是个例外，坦率得已经近乎不顾礼貌了。
林若翰却并没有因此而恼怒，更不会因此而尴尬。作为一位走遍天下的传教士，一位学贯中西的鸿儒，他有足够的学识和修养应酬各种各样的人物。
“易先生，我很欣赏你的坦率，”他说，语气平和，神态安详，“人间充满罪恶，尔虞我诈，烧杀抢掠，弱肉强食，我为这一切而痛苦，祈求主宽恕所有的罪人，昭示他们弃恶从善，给这个世界以公正和和平。一些遭受英国侵略的国家的人民，难免对英国怀有敌意，把大不列颠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岂不知，在两千年的历史中，英国人也曾经多次遭受外来的侵略，罗马帝国、日耳曼人、丹麦人、诺曼底的威廉公爵都曾占领那片土地，屠杀那里的人民，而且内战在许多世纪之中也连绵不断，血流成河。直到当今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以来，才进入黄金时代。蒸汽机、火车、轮船给英国插上了翅膀，使她迅速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原料，更大的市场，更廉价的劳动力，她向海外扩张，在欧、亚、美、澳各洲都建立了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往日的强国变成了弱国，弱国变成了强国，世界就是在不断的较量和争斗之中走过来了，发展到了今天……”
“翰翁为英国的强大而自豪，我为中国的衰落而悲哀。”易君恕摇摇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英国，而英国却先后割占了香港、九龙，现在又强行拓界，英国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中国？难道强国就可以奴役弱国吗？”
“我并没有为英国辩解。我是一个英国人，当然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又是上帝的仆人，我爱天下所有的人。我在故乡英格兰只生活到二十一岁，就离开了她，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度过了大半生，经历了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失败。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不是败给英、法、德、俄等西方强国，而是败给了她的近邻日本，那个弹丸岛国不仅面积小，人口少，资源贫乏，而且和中国同文同种，算是中国的晚辈和学生。老师败给了学生，天朝帝国败给了小小的日本，这是历次战争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而是败给了整个世界，是她在近百年来全面落伍的标志，中国不仅是败在强国手里，也败在自己手里。一个文明古国竟然落到如此地步，这到底是为什么？中国人除了谴责列强之外，难道不应该从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吗？”
“嗯……”易君恕无言以对，林若翰的这番话虽然极不入耳，却也发人深思。“以翰翁之见，原因何在？”
“请原谅我直言不讳。’淋若翰说，“我在青年时代启程东渡，对东方文明充满了向往。在香港居住久了，又经常往来内地，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更深了一层。我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许多不同，也许正是这些不同，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比如，西方人把古代看作童年，把现代看作成人，而中国人则把古代视为完美无缺，总是认为今不如昔；中国人好静不好动，崇尚中庸之道，而西方人好动不好静，喜欢标新立异；西方人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人墨守成规，不知善变。也许，这种民族性格差异正是西方迅速发展，中国由盛而衰的内在原因吧？”
“嗯？”易君恕从来没有接触过洋人，自然也无从比较，他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奇异的论述，感到十分新鲜，“翰翁能否再讲得详细一些？”
“在我看来，使中国滞后的弊病有三。其一，骄傲自大，迷信愚昧。在历史上，中国确曾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和新器物制造诸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由此造成了尊己轻人之弊。对于域外的事物，或者以‘戎狄何知’而盲目鄙薄，或者以冲华不尚’而拒之门外，由此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而不知世界的变化却日新月异。康熙年间，朝廷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用旧法旧器观测天象，尽管屡屡失误，仍然坚决拒绝使用西洋历法和观测仪器，他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如此顽固守旧，简直不可理喻！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浩浩荡荡的庞大船队来到中国，向大清乾隆皇帝祝贺八十三岁寿辰，这是西方第一强国首次叩向东方文明古国的大门。他献给皇帝的寿礼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天体运行仪和地球仪，表明天下之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一国；还有新式步枪、火炮等等先进武器，以展示英国的实力。中国朝廷完全没有理会这番用意，在礼品清单上把‘礼物’改为‘贡物’，在他们看来，英吉利尚属未开化的‘番邦’，是来向‘天朝’‘纳贡’的，要求英使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大礼。马戛尔尼坚决拒绝，因为他只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在英国女王面前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双方为礼仪争论不休，而将两个大国之间实质性的接触和合作置之度外。中国历来有外交而无邦交，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当中，惟独没有专门办理外交的部门，因为天朝只接收‘四夷’的‘朝贡’，而不可能与他们平等往来。马戛尔尼提出两项要求：与中国互通贸易，派公使常驻北京。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你们外国使臣常住中国，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从不稀罕你们那些奇技淫巧，也不需要从你们那里置办什么物件！就这样，远道而来的使者在遭受一番羞辱之后怏怏而归，从而使处于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和西方平等接触的机会。一位西方哲学家痛惜地感叹，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历史赋予的这个机会付之东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使东方帝国与世隔绝，落伍于时代。几十年之后，一般士大夫和军事将领仍然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相信种种奇谈怪论：西洋人的眼睛是蓝色的，畏惧日光；西洋人的腿极长，直立不能超越腾跑，一击便倒；西洋人以茶叶、大黄为性命，茶叶、大黄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的法宝，如果中国禁止这两样东西出口，西洋人便无以生存。时至今日，迷信天圆地方，不知地球有五大洲者，仍大有人在，当今大学士徐桐就认为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国家根本不存在，是英、法捏造出来故意吓唬人的。当今被认为‘中国第一外交家’的李鸿章，其实对国际事务懵懵懂懂，常常贻人笑柄。据说他在访问英国时，曾经到已故戈登将军纪念碑前致意，将军家属为了表示感谢，把一只曾经在赛犬会上荣获一等奖的爱犬相赠。李鸿章接受厚赠，数日后向将军家属复函致谢，信中说：‘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赐珍味，欣感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将军家属得知爱犬竟被他吃掉了，大为惊诧，英国各大报纸，一时为之喧腾。大名鼎鼎的李中堂尚且如此，逞论他人！中国四万万人当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读书人少，通西文的人更少，漫游天下的人尤其少，即使受过教育的儒生，也往往只知写八股文，而不懂天文、地产、物理，不明世界大势，中国何能不落后？ [!--empirenews.page--]
“其二，官场腐败，损公肥私。我不敢说中国的官员没有一个廉洁的，但廉洁的实在太少，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生动的写照。上也贪，下也贪，不贪甚至难以为官。他们虚报政绩，欺上瞒下，事事经手先欲自肥。官吏盘剥百姓，将校克扣军饷，早已司空见惯，自不必说，甚至战事当前，从军火中也要榨出油来，以煤炭假冒火药，以豆粒充当枪弹，也屡见不鲜！既然海军军费可以挪用修颐和园，甲午战争最激烈时皇太后还在天天听戏取乐，那么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呢？国家腐败到这等地步，又何能自强？
“其三，专制体制，不合潮流。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至今两千年制度不变，举国事无大小，一切政令都出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到了本朝，慈禧皇太后又创造了一个‘垂帘听政’，太后指挥皇帝，皇帝指挥全国。各地官衙，无不集政、法于一身，遇民间诉讼，击鼓升堂，小民跪地申诉，动辄酷刑相加，政府官员既担任审讯，又负责宣判，全不知法院为何物。而政府事务，貌似中央统治全国，实则各省自成风气，号令不一。如陆军、海军，本是国家武装力量，却分而治之，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而铁路、电报、矿务、机械制造，原是可由民间筹款去办的事，却又非官办不可，以致于困难重重，却又何苦！中国的专制体制早已不合时代潮流，外洋各国，或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都因走出了封建专制，国家才发展起来。以英国为例，也曾经历专制的时代，君主残暴，法律野蛮，贵族争权夺利，人民全无自由。随着议会选举改革法案的通过，阳光投射到大不列颠，酷刑峻法被废除，贵族的优待权被剥夺，仁慈、公正降临了人间。而中国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仍然驾着一辆残破不堪的车子，走在时过境迁的路上，她又怎么能与强国竞争？”
林若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操着熟练的中国话，纵论中国事，句句讲的是中国的弊端，字字刺在中国的痛处。直到他把中国糟践够了，接连抛出三个问号，这才喘了口气，以中国士大夫的优雅姿态，伸出右手端起身旁的盖碗茶，递到左手里，再以右手的三个指头拈起碗盖，抿了抿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上一口茉莉花茶，以那双蓝眼睛望着易君恕，期待着他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