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前两年，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写的文章、一些手稿以及笔记本。他像往常开玩笑那样，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后读一读，他所说的走后，是指离开人世。
“就随便看看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能用得上。也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一些发表。”
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周围全是书。父亲想找个地方把手提箱放下，他在屋内转来转去，就像一个急于卸掉痛苦包袱的人。最后，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但等这阵尴尬一过，我们随即又恢复了常态，轻松地面对生活。那好开玩笑、爱嘲讽的自我又再次回来。我们又轻松了起来，像往常那样聊天，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悲哀。我们开始谈谈日常琐事，聊聊土耳其没完没了的政治麻烦，还有父亲那几乎完全失败的商业投资。
我记得，父亲离开之后的好几天内，我曾来来回回经过这个手提箱数次，但却碰都没碰它一下。我太熟悉这个小巧的黑色皮质手提箱了，熟悉它的锁，它的圆形箱角。短途旅行的时候，父亲常常带着它，有时还用它装着文件去上班。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旅行归来时，我总是会打开这个小手提箱，翻腾他的东西，闻着那古龙香水和异国他乡的味道。这个箱子对我来说是个老朋友，是件能强烈唤起我童年和过往记忆的纪念品，而现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为什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有着神秘的分量。
此刻，我想谈谈这分量的含义。这是一个人把自己闷在屋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躲在角落里表达他的思绪——而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有时，我也的确触碰过这个箱子，但仍没有勇气去打开它。对于里面有些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我再清楚不过。我曾见过父亲在这些笔记本上写过东西。而对于这些东西沉甸甸的分量，我也并非初次觉察。父亲曾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还年轻的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伊斯坦布尔诗人，并把瓦莱里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是，他从未真想过那种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度里，以写诗为生，守着寥寥无几的读者。我的祖父——父亲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商人。富有，使父亲在幼年和青年时代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不想为文学，为写作而忍受艰辛。他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这我理解。
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这首先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会不喜欢读到的东西。也许正因为父亲早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故意表现出对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很在意。在从事了二十五年的写作之后，看到这点我很难过。但对他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文学，我并不生气……我真正担心的、最不想知道或发现的是，父亲可能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惟其如此，我才不敢打开父亲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拒绝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父亲的手提箱内喷涌而出，那我就不得不承认，在父亲体内存在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种可能性令人恐惧，因为即使已步入中年，我仍然渴望父亲仅只是我的父亲而已，并非作家。
作家，意味着耗费经年累月的耐心，去挖掘自己内在的第二自我，去认识塑造了他的那个世界。谈到写作，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一部小说、一篇诗歌，或者某个文学传统，而是这样一个人：他将自己关在房中，坐在桌前，独自审视自己的内心；他在一片阴暗之中，用语言建构起一个新世界。这个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或许会用打字机，会利用电脑之便，抑或只是用笔在纸上书写，一如这么做了三十年的我。写作的时候，他也许会喝点茶或咖啡，或者抽根烟，还时不时会从桌边站起，透过窗户望着街上玩耍的孩子。如果幸运的话，他会看到树林，看到风景。而运气不好的话，他就只能看到外面一堵黑漆漆的墙。如我一般，他会写诗，写剧本或是小说。等到他坐在桌边，耐心地凝视内心，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此开始，于是，一切因此变得不同。写作，就是要将这种凝视内心的眼光化为语言，去探讨一个人幽居独处时所进入的那个世界。而且，他要怀着极大的耐心、执着和愉悦之情来做这一切。一连数日、数月、数年，我坐在桌前，慢慢将新的词句写到空白的纸上，我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正在我内心分娩另一个自我，就像有些人建造桥梁或是穹顶那样，他也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往上砌。而作家使用的石头，就是词语。我们将它们放在手心，感知它们彼此衔接的方式：有时，我们站在远处观察，有时又恨不能用手指或是笔尖去抚摸它们，掂量它们的分量，改变它们的位置。如此一年到头，带着耐心而又满怀希望，我们就创造出了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密并非灵感——灵感从何而来并不清楚。作家的秘密是执着，是耐心。在我看来，人们当初创造“以针挖井”这句可爱的土耳其谚语时，他们的脑中所想的，大概就是作家。在一些古老的故事中，我非常欣赏法赫特的耐心。他为了自己的爱情，要将山体凿通——对此我非常理解。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我描写了一群年迈的波斯细密画家。他们经年累月以永恒不变的激情去描摹同样一匹马，记住每一笔画，直至闭着眼睛也能再现那匹俊美的马。我知道这时，我其实是在谈论写作这个职业，在谈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想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他就得慢慢地讲，就仿佛他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如果他想感知故事的魔力正自他体内升腾，如果他想要坐到桌前耐心地投入这门艺术，这种技艺之中，那他首先就要心怀希望。灵感的天使有时会定期拜访某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则鲜有光顾。他总是偏爱那些信赖他的人。在作家感到最为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梦想和创作价值最为怀疑的时刻，当他觉得自己的故事仅只是自己的故事时，就恰在此时，天使会向他昭显一些故事、意象和梦想，帮他草绘出渴望建构的世界。假若回顾一下那些我为之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作品，我会吃惊地发现，似乎那些令我痴醉狂喜的语句、梦境、篇章，并非源于我自己的想像，而是另一种力量发现了它们，将之慷慨地呈现给我。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手提箱，阅读他的笔记本，因为我知道他不堪承受我所忍受的苦楚，因为我知道他喜爱的不是孤独，而是呼朋唤友，聚会调侃，与朋友为伍，有人相伴。但后来我的想法有了转变。我的想法，这些弃世与忍耐的梦想，都只是从自己的生活以及作家经历中得来的偏见。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都是在呼朋唤友与家庭生活中，在友人陪伴与轻松闲聊的氛围下写作的。此外，父亲在我们年幼时，曾厌倦了单调的家庭生活，抛下我们只身前往巴黎。在那里，他就像许多作家一样，坐在旅馆里，在本子上涂写。我也明白，那些笔记本有些就在这个手提箱里。几年前，在把箱子交给我之前，父亲就对我谈起过那个时期的生活，谈起过我孩提时代那些年头的生活。但他从不提及他的弱点、他想成为作家的梦想，或是他在旅店房间里思索着的令他苦恼不堪的身份问题。相反，他总是兴高采烈、无比真诚地对我讲，他是如何在巴黎的人行道上邂逅萨特，并读了哪些书，看过什么电影。他谈话的神情，就好像某人正在透露什么重大新闻。成为作家后，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一事实：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喜欢对我谈论许多世界作家，这种兴趣远胜于谈论那些高贵的帕夏或是伟大的宗教领袖。因此，我或许应该心存此念来读读父亲的笔记本，并谨记我是如何受益于他的大藏书室。同时，我也不应太过在意他的文学水准，而是应该时刻铭记，父亲在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曾如我一般，喜欢独自沉浸在书本和思绪之中。
然而，当我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父亲交给我的手提箱时，我还是感到要打开它是如此之难。父亲有时候会躺在沙发里，面前堆着他的书，手里的书或是杂志也被丢到一边。他恍恍惚惚做起梦来，长久地沉浸在遐思之中。这个时候我从他脸上会看到另一种表情，与他开玩笑、调侃、唠叨家常时完全不同，那时我看到了一种凝视内心的最初征兆。我此刻总是战战兢兢，这种感觉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尤为强烈，因为我知道他有不满意的事。现在，许多年过去后，我明白了，这种不满是使人成为作家的基本特质。要成为作家，只有耐心与勤苦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强迫自己远离人群的喧闹，远离朋友的陪伴，远离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我们渴望有耐心和希望，这样才可以用写作来构建一个深刻的世界。而且，我们将自己关在房中的欲望，正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力量。现代文学发轫期的作家蒙田，无疑是这类特立独行的作家之先驱。他总是要审阅自己的作品，直至心满意足。他只倾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勇于质疑他人的语言。他总是通过与作品交谈，来树立自身的思想，自己的世界。父亲经常翻阅蒙田的作品，向我推荐他。我自己也渴望跻身这类作家之列：不论身在何处，东方或是西方，他们都将自己与世界隔开，将自己与书籍关在房中。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人将自身与作品关在房中之际。
一旦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并不似想像的那般孤单。我们有前人的话语相伴，还有他人的故事、书籍、言语，以及被我们称为传统的东西。我相信，文学是人类为认识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社会、部落、民族，一旦他们关注作家那些复杂的文字，就会变得更智慧，更富有，更文明。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焚烧书籍、贬斥作家正是黑暗与邪恶时代降临的征兆。文学关注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民族问题。一个把自己关在房中的作家，首先开始的是他的内心旅程。多年之后，他才会发现文学的永恒规律，即他必须具有如此的艺术才能：如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讲述自己的故事，如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般讲述别人的故事，因为，这就是文学。而首先，我们需要从别人的故事与作品开始自己的旅行。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共有1500册书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绰绰有余。我二十二岁时，尽管还没把这些书都看完，但对每本书，我都十分熟悉。我知道哪些书重要；哪些书浅显易懂；哪些书是经典著作；哪些书对任何教育来说都属于基础读物；哪些书是不必记诵，却饶有兴趣的地方史志；哪些法国作家受到父亲的高度评价。有时候，我从远处望着这个书房，梦想着有一天，我会在另一所房子里建立自己的书房，比这个更好的书房，以此为我自己建造一个世界。从远处望着父亲的书房，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缩影。但这是我们在自身所处的角落，从伊斯坦布尔观看到的世界。书房对此就是证明。通过一次次的国外旅行，我父亲建立起了自己的书房，大部分书籍来自巴黎和美国。当然，也有些书是从书店买来的，那些书店在1940到50年代主要出售一些外文书籍。另外还有些书，是父亲从伊斯坦布尔新老书商那里买的，这些书商我也认识。我的世界是本土——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体。70年代，我也开始带着雄心壮志来建立自己的书房。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提到的，尽管那时我已经渐渐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画家，但对今后生活要走上什么道路，我仍未完全明确。我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对读书与学习满怀希望的饥渴。但同时，我也感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生活是有缺憾的，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般活着。望着父亲的书房，我不禁在想，我的生活远离了世界的中心，似乎生活在偏远的地方。那时，所有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我的不安、对生活多少有缺憾所感到的担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艺术家了无兴趣的国家，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论是画家还是作家，他们都毫无生活希望。70年代，我用父亲给我的钱，贪婪地从伊斯坦布尔旧书商那里购买那些褪色发黄、布满尘土、褶皱不堪的书籍。一方面，我是被这些书吸引，另一方面，我是同情这些二手书摊的可怜经营状况，同情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穷苦旧书贩们——他们就在路边、清真寺广场里、坍塌墙体的小块空地里摆开了货摊。
至于我在世界和生活中的位置，都和在文学中的位置一样，我的基本感觉是，我没有处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种人生比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刺激。而对整个伊斯坦布尔，整个土耳其而言，我也同样游离其外。如今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着与我相同的感受。同样，对那个文学世界而言，它的中心也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所指的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世界文学。对它来说，我们土耳其人也是身处其外。父亲的书房就证明了这一点。书房一头摆着伊斯坦布尔的书籍——这是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一切令人欢喜不尽的细节这里应有尽有。而另一头摆放的书，则来自陌生的西方世界——它和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这不同既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希望。写作，读书，就像离开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的别样、奇异和神妙里去寻求安慰。我觉得，父亲读小说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逃到西方世界中去，一如后来我的所为。或者，对我来说，那时候我们读那些书，是为了逃避自己的文化，它是那样残缺和匮乏。我们不仅仅通过读书，同样也通过写作来抛离伊斯坦布尔的生活、踏上西方之旅。为了把笔记本填满文字，父亲去了巴黎，将自己关在房中，后来又把他写的文字带回了土耳其。我凝视着父亲的手提箱，感到这就是让我不安的原因。我在一个房间内工作了二十五年，才能作为作家在土耳其生存下来。我看到父亲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埋藏在这个手提箱里，仿佛写作只能是偷偷从事的工作，只能远离社会、国家、人民的注视，这让我感到哀痛。也许，这就是我对父亲感到生气的原因，我认为他没有像我一样严肃地对待文学。
事实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他从不对自己的生活质疑，只是喜欢与朋友们或是亲爱的人开开心心地笑度人生。同时，我心里也知道，我的这种情绪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更多的却是忌妒。而且说是忌妒往往更为精确，但这也令我感到不安。这时候，我就会用一贯自嘲、愤怒的口气扪心自问：什么是幸福？渴望自己孤独地在房间内过着深刻的人生，就是幸福吗？或是在社会上享受着安适的日子，和大家一样相信，或假装相信同样的事情，就是幸福吗？隐秘地写作度日，却装出和周围所有人都和谐相处的模样，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些问题都令人极度烦躁不安。但我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观点，认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就是幸福？人类、报刊，每个人似乎都相信，生活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幸福。难道这不意味着我们该有必要去研究一下，是否恰好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毕竟，父亲离家出走了这么多次，我究竟了解他多少？抚心而思，对他的忧虑，自己又究竟明白多少？
就是这些想法，驱使我最终打开了父亲的手提箱。是否父亲的生活中，有我所不知的秘密和痛苦，他只能通过写作来宣泄？一打开手提箱，它的旅行回忆即刻就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认出了父亲多年前曾给我看过的几个笔记本，但他对这些笔记本并未给予多久的关注。此刻在我手里的笔记本，大部分是他青年时代离开我们去巴黎后写的。我曾读过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传记，如他们一般，我也渴望知道，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写过什么，想过什么。但我很快就发现，手提箱里并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最令我不安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里，我随处可以听到一个作家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并非父亲的声音。它并不真实，或者至少说，这声音并不属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我担心，父亲在写作时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在这种担心之下，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内心也不够真实，我担心在父亲的写作中找不到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在发现父亲明显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后，这使我尤为恐惧，甚至陷入了绝望。这绝望让我在青年时期痛苦不堪，使我对生活、对自身的存在、对写作的欲望，对我的工作都产生了困惑。在从事写作的头十年内，我对这种焦虑的感受越发深切。甚至在和这种焦虑抗争时，我有时仍然会担心，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承认失败——就像以前我对待绘画那样。并且，我担心自己会屈服于这种焦虑，终究也会放弃小说写作。
正如之前所说，我关上父亲的手提箱，将其搁置一边，主要是出于两种内心感受：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感觉，以及缺乏真实性所产生的恐惧感。当然，我并非第一次有如此感觉。在多年的读写生涯中，我总是不停地对其进行剖析、挖掘、深化，并了解其各种变化、意外后果、它们焦虑的末梢、触角，以及其多样的色彩。当然，我的灵魂，一直处在生活与书籍所带来的混乱、敏感问题和短暂痛苦的刺激之中，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如在《我的名字叫红》和《黑书》中），以及生活边缘化的问题（如在《雪》和《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作为作家，就意味着要承认我们内心隐秘的伤痕。这伤痕如此隐秘，以至于自己都几乎无法察觉。作家，就意味着要对这些伤痕进行耐心挖掘，了解它们，阐释它们；意味着要拥有这些痛苦与伤痕，并使其成为我们灵魂和创作中有意识的一部分。
作家谈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知道。发掘这种认识，观其成长，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也使读者能够在一个既熟悉又神奇的世界中漫游。一个作家把自己关在房中多年，不停地打磨他的艺术品，创造一个世界。这时，如果他能以自己的隐秘伤痛为出发点，那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人类都赋予了极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出自于这样的信念，即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彼此相似，其他人也有与我类似的伤痛，因此他们终究会达成共鸣。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源自这种童真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人彼此相似。一个作家持续多年将自己关在屋中，他正是以这样的姿态来暗指那单一的人性，一个不设置中心的世界。
但是，正如从父亲的手提箱中，从伊斯坦布尔色彩苍白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它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我的书中，我曾在某些细节里描述过这一情形，描述过它如何带给我契诃夫式乡下人的感觉，又如何通过另一途径引发了我对真实性的质疑。经验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种相同的感受中，很多人遭受的不满足感、缺乏安全感以及堕落感比我还要深切。是的，人类罹患的困境依然是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忍受饥饿……但是，如今的电视和报刊能更迅速、更简单地将这些基本问题告诉我们，而文学却从来不能。今天，文学最需要讲述和剖析的，是人类的基本恐惧：担心被弃于其外，找不到自身价值所在，以及由此恐惧所衍生的自认无能之感；还有群体的羞辱感，劣根性、卑微感、蒙冤感、神经质、幻象中的侮辱感，以及连带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膨胀和自我吹嘘……每当我直面这些情绪，直面人们表达这些情绪的那些非理性、夸张过激的言辞，我就知道，它们触及到了我内心的黑暗面。我们经常目睹许多西方世界以外的民族、社会和国家屈服于这样的恐惧，要认同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恐惧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犯下愚蠢的罪行。所有这些只是因为他们脆弱敏感，担心遭受屈辱。我还知道西方世界的国家和人们为自己的富足，为给我们带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主义感到无比骄傲，他们常常沉溺于近乎愚蠢的自我满足之中。要认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也同样并非难题。
这些都意味着，我父亲并不是个特例。我们所有人都过分相信，世界有一个中心。然而，有一种相反的信仰，驱使我们将自己关在屋中从事写作多年。那就是，我们相信终有一天，我们的作品会有人阅读，被人理解。因为，世上所有的人都彼此相似。但透过自己和父亲的写作，我也明白，这只是一种给人带来困惑的乐观想法，它会被一种挤至边缘、弃于其外的愤怒所伤害。在许多场合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对西方世界的爱与恨，我都感同身受。不过，也正是因为我曾陪同这位伟大作家，穿行于他对西方的爱恨之中，看到了他站在另一对立面构建起来的别样世界，所以，如今我才可以说，自己掌握了基本的真理，有了足够乐观的理由。
所有为这一使命奉献一生的作家，都明了这一现实：不论初衷如何，我们经过多年写作，满怀希望创造出来的世界，最终会抵达一个迥然不同的境地。它会带我们远离自己曾经满怀哀伤、愤怒而伏案写作的书桌，带我们行至与这种情绪相反的另一端，进入另一个世界。也许父亲从未能将自己带至那里？仿佛一方慢慢形成的陆地，如同岛屿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流，逐渐透过迷雾展现出其五彩斑斓的景致，这别样的世界令我们沉醉。我们就像从南而来的西方旅行者一样，看到伊斯坦布尔在迷雾中浮现，并被眼前景象迷惑。在始自于憧憬与好奇的旅行尽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清真寺与宣礼塔之城，一个混杂着房屋、街巷、山丘、桥梁、坡道的世界，这简直就是整个世界。看见它，我们就渴望进入这个世界，忘却我们自身的存在，就像读一本书时那样。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粗鄙如乡下人、受到排挤、被置于边缘，感到愤怒和深切的悲痛，我们就在桌边坐下看书，这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超越这些情愫的完整世界。
我现在的感觉，与孩提和青年时代恰恰相反。如今对我而言，世界的中心在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且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十三年里，我一直在描绘它的街巷、它的桥梁、它的人民、它的狗、它的屋舍、它的清真寺、它的喷泉、它神奇的英雄人物、店铺、知名人士、阴暗之处、它的白天与黑夜。这使它们成为我的一部分，我拥抱着所有这一切。当我亲手创造的世界，这个只在我脑海中存在的世界，比我真正生活其中的城市还更为真实的时候，作品的意义就由此诞生。所有这些居民和街道、物体和建筑都似乎开始与自己交谈，开始以一种我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互动关系，仿佛它们并非仅仅生活在我的脑海和作品中，它们存在更是为了其自身。我像一个用针挖井的人，创造了这个世界，它比其他一切更为真实。
写作了多年之后，父亲或许也发现了这种愉快。凝视着他的手提箱，我想：我不该对他抱有成见。毕竟，我是如此感激他：作为父亲，他从不像一般父亲那样苛求、强迫、压制、惩罚孩子，而总是给我自由，给我最大的尊重。我常常想，如果我总是能够从想像中汲取营养，不管它是出于自由还是出于孩子气，那都是因为，我和童年以及青年时代的许多朋友不同，从来不害怕我的父亲。有时我深信，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正是因为父亲年轻时也曾有过同样的愿望。因此，我必须宽容地去读他的东西，并试图去理解他曾在那些旅馆房间中所写的一切。
我正是带着如此充满希望的想法，走向他的手提箱。它依旧待在原处。我怀着极大的决心，阅读了其中一些手稿、笔记本。父亲都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它们有些是从巴黎旅店的窗边望出去的风景，有些是诗歌、前后矛盾的呓语、剖析……写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某个刚刚经历过交通事故的人，正竭力在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又害怕会记起太多的东西。我小时候，父母之间马上要吵架之际，他们便会陷入死寂般的沉默中。此时，父亲就会打开收音机，调节一下气氛。音乐会使我们很快忘掉一切。
那么，此刻让我也用甜蜜的话语来改变一下气氛吧！希望这些话能起到音乐的作用。如你们所知，人们常常最喜欢问我们作家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为什么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天生就需要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做平常的工作。我写作，是因为我渴望读到我写的那类书。我写作，是因为我生你们所有人的气，生每个人的气。我写作，是因为我喜爱整天坐在房间内写来写去。我写作，是因为我只能靠改变来分享真实生活。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其他人、我们所有人以及整个世界都知道，我们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以前是怎样生活，今后仍将怎样生活。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纸张和笔墨的气息。我写作，是因为我相信文学，相信小说的艺术，远胜过其他一切。我写作，是因为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激情。我写作，是因为我担心被遗忘。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它为我带来的荣誉和兴趣。我为了孤独而写作。或许，我写作，还因为我希望弄清楚，为何我如此生你们众人的气，如此，如此生每个人的气。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被人阅读。我写作，是因为一旦开始写一部小说、一篇文章、一页纸，我就渴望完成它。我写作，是因为每个人都期望我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孩子气地相信图书馆的不朽，喜欢我的书被摆放在书架上的样子。我写作，是因为将所有生活的美好和丰富多彩都转化成文字，是如此令人激动。我写作，不是为了讲述故事，而是为了编造故事。我写作，是因为要摆脱一个预感，即我必须前往某处，却不能完全抵达那里，就像梦中一样。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快乐。我写作，就是为了快乐。
父亲到我办公室留下那个手提箱的一周后，他又来看我。和往常一样，他给我带来一块巧克力（他都忘记我已经四十八岁了）。亦和往常一样，我们闲聊调侃，谈些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直至父亲的眼光瞥向他放下手提箱的那个角落，并发现我动过了它。我们彼此注视着，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压抑的沉寂。但我没告诉他我想看看里面的内容，并已经打开过它。相反，我移开了目光。父亲明白了。我知道他明白了。他也清楚我知道他明白了。但所有这些默契，只持续了几秒钟。父亲是个非常乐观，容易相处的人，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他像往常一样对我微笑。起身离开房间时，他又像一个父亲一样，给我讲那些美好、振奋人心的事情。
像往常一样，我看着父亲离开，对他的快乐、他的满不在乎和镇定自若的脾性很是忌妒。我也依然记得，那天我内心闪过的一丝快乐让我觉得羞愧。这种快乐源自于我的另一种想法，那就是，或许正是因为我的生活不像父亲那样舒适，我没过像他那样快乐或无拘无束的日子，我才把生活奉献给了写作——你们理解的……以父亲作为代价来这么想事情，让我感到羞愧。因为父亲是所有人当中，从未给我带来任何痛苦的人。他总是给我自由。所有这一切也提醒我们，写作和文学与我们生活中心的缺失有紧密的联系，与我们的幸福或负疚感紧密相连。
事情总是有对应。我还记得那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它给我带来了更深的负罪感。在父亲留给我这个手提箱的二十三年前，也就是我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第四个年头，即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放弃了其他一切，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完成了第一部小说，那就是《杰夫代特先生》。我用颤抖的双手把这部我用打字机敲出的，尚未出版的小说递给父亲，请他阅读后告诉我他的想法。这不仅是因为我对他的品位和才智怀有信心，还因为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因为和母亲不同，他从不反对我想成为作家的梦想。那时，父亲和我们不住一起，离我们很远。我迫切地盼望他归来。两周后，他回来了。我跑着去给他开门，他什么都没有说，但立刻伸开双臂拥抱了我。他用这种方式使我明白，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那中间埋藏着深厚的感情。平静下来之后，我们聊了起来，父亲用极富感情、充满夸张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和我的第一部小说的信心：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像此刻一样，站在这里，满怀巨大的欣喜，赢得这一奖项。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让我相信他对我的好评，也不是要把这个奖项树立成我的目标。他说这些，就像一个普通的土耳其父亲，为支持、鼓励他的儿子而说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帕夏！”多少年来，不论他何时看到我，总用同样的话来激励我。
我的父亲过世于2002年12月。
今天，当我站在瑞典文学院，面对授予我这项伟大奖项、伟大荣誉的尊敬的院士们，面对尊敬的客人们，我深深地渴望，父亲能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