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东西可看，没有故事可听，生活将会变得索然无味。孩提时代，我们听收音机、透过窗户眺望对面的公寓或楼下蹒跚而过的行人，借此摆脱生活的无聊。在1958年的那些日子里，土耳其还没有电视。但我们却不肯承认：我们总是无比乐观地谈论电视，就像谈论一部四五年之后才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好莱坞电影，说，“就要到了。”
作为过去的消遣，遥望窗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电视真的到达土耳其后，人们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姿势竟与从前在窗前眺望的姿态一模一样。我的父亲、叔叔、祖母看电视的时候，常常不看彼此，盯着屏幕争论不休，或是说两句停两句，报告刚才所见所闻的内容，一如当初我们透过窗户凝视外面的世界。
“如果雪再这样下下去，就会结起来了。”婶婶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会这么说。
“那个卖土耳其糖果的人回到尼尚塔石拐角了！”我从另一扇窗户可以看到路面的有轨电车。
星期天，我和叔叔婶婶还有住在公寓楼下的每一位，都会来到楼上和祖母共进午餐。我站在窗前等着食物端上来，感到和母亲、父亲、叔叔、婶婶在一起是如此令人愉悦，仿佛我面前的每一件事物都闪着淡淡的光辉，它们笼罩在长餐桌上方的水晶灯下。祖母的起居室和楼下的起居室一样灰暗，但我却觉得她的更暗一些，或许是因为那些纱窗和流苏的缘故。它们悬挂在永远关闭的阳台门窗两边，投下些许令人心悸的阴影。又或许是因为屋里摆放着一扇珍珠母镶嵌的屏风，还有厚重的桌子、各式衣柜、小型钢琴、那些挂在高处的相框以及这间屋子因缺少新鲜空气而常有的灰尘味儿。
午饭过后，叔叔在隔壁阴暗的房间里抽烟。“我有张足球赛门票，但我不去了。”他说，“你爸爸会带你们去的。”
“爸爸，带我们去看球赛吧。”我哥哥在另一间屋子喊道。
“孩子们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我母亲会在卧室里说。
“那你带他们出去吧。”父亲对母亲这么说。
“我要去探望我妈呢。”母亲回答。
“我们不想去外婆家。”哥哥说。
“你可以开车去。”叔叔说。
“求求你啦，爸爸！”哥哥喊道。
之后是一阵持久、怪异的沉默，仿佛屋内每个人都对母亲有意见；仿佛父亲对此心知肚明。
“这么说你会把车借给我喽，是吗？”父亲问叔叔。
不一会儿，我们走下楼，母亲给我们穿上套头毛衣，厚花格羊绒长袜。父亲抽着烟，在门厅里踱来踱去。叔叔把他“优雅、雪白的”1952年道奇车停在塔斯维基耶清真寺门口。父亲让我们兄弟俩都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自己转动钥匙发动了汽车。
露天球场没有什么人排队。“这张票是他们两个的，”父亲对守在十字转门旁的检票人说，“一个八岁，另一个十岁。”进门的时候，我们不敢抬眼看那个人的眼睛。看台上还有很多空位子，我们立刻坐了下来。
两队球员已经来到了土质球场。我喜欢看他们穿着耀眼的白色短裤在场上跑来跑去做热身。“看，那是小马赫迈特，”哥哥指着其中一个说，“他刚从青年队转过来的。”
“我们知道。”
比赛开始了，好长时间，我们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子，我的思绪开始游离比赛，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为什么所有球员的名字都不一样，却穿着同样的队服？我开始想像球场上奔跑着的不再是球员，而是一堆人名。他们的短裤越来越脏。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露天看台后面，一艘有趣的带烟囱的轮船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半场结束了，两队都没有得分。父亲给我们一人买了一袋埃及豆和起司皮塔饼。
“爸爸，这个我吃不完了。”我说，把吃剩的递给了他。
“扔到这儿吧，”他说，“没人会注意你的。”
我们起身转悠，暖和一下身体，就像大伙儿一样。我们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手也揣到毛料裤子兜里，转过身来打量着坐在身后的观众。人群中有人冲着父亲叫喊着什么，父亲把手搭在耳朵上，示意太吵了，他什么都听不清。
“我不能过去，”他对那人说，并指指我们所在的方向，“我得和孩子们在一起。”
人群中那人围着紫色围巾，他跨过自己那一排，扶着椅子背，从很多人中挤到了我们这里。
“这是你的孩子吗？”那人拥抱父亲以后问道，“都这么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没说什么。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啊？”那人问，惊奇地看着我们。“一毕业你就结婚了吗？”
“是的。”父亲回答说，却并未朝那人看。他们聊了好一阵子。围着紫色围巾的人转过来，往我们手里各塞了一把美国花生米。他走后，父亲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久都没有说话。
队员们换上干净的短裤回到场上，不久，父亲对我们说：“走吧，回家吧。你们会着凉的。”
“我不会着凉的。”哥哥说。
“你会着凉的，”父亲说，“再说阿里也会着凉的。走吧，回家。”
我们从同排观众的身边走出去，一会儿碰到别人的膝盖，一会儿又踩了别人的脚趾，还踩到了我刚刚扔掉的起司皮塔饼。走下看台，我们听见裁判员吹响了哨子。下半场开始了。
“你刚才冷吗？”哥哥问道，“你为什么刚才不说你不冷呢？”我没吱声。“白痴！”哥哥骂道。
“回家路上，你可以在收音机里听下半场比赛的情况。”父亲说。
“收音机里不会播这场比赛的。”哥哥回话说。
“现在你就安静点儿吧，”父亲说，“回去路上我带你们去塔克西姆广场。”
我们不吭声了。穿越广场的时候，父亲把车停在无痕彩票行门口——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却对我们说：“别开门，我马上回来。”
他下了车，没等他锁门，我们就在车内按下了门锁。但父亲并没有进彩票行，他走到那条鹅卵石街道的另一边。那儿有一家店铺，贴着印有游轮、飞机、阳光沙滩的海报，竟然周日也照常营业。父亲进去了。
“爸爸去哪了？”
“回家后我们玩猜大猜小游戏怎么样？”哥哥问。
父亲回来了，哥哥正在摆弄汽车的加速器。我们回到了尼尚塔石，把车停在清真寺门口。“我怎么忘了给你们买点什么了！”父亲说，“不过，求求你们，别再要那个名人系列了。”
“不，爸爸，求求你。”我们恳求道。
来到阿拉丁商店，父亲给我们每人买了十块装的名人系列泡泡糖。我们回到公寓。进了电梯，我兴奋得差点儿尿裤子。楼里很暖和，母亲还没回来。我们撕开糖纸，把它扔到地板上。结果是：
我得到了两张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一张查理·卓别林，摔跤手哈米特·卡普兰，甘地，莫扎特，戴高乐，两张阿塔图尔克，还有一张葛丽泰·嘉宝（21号人物），这是我哥哥至今还没有的图片。加上这些，我现在已经有了一百七十三张名人图片，但还需要二十七张才能收齐。我哥哥得到了四张恰克马克元帅，五张阿塔图尔克，还有一张爱迪生。我们把泡泡糖扔进嘴里，开始读卡片背面的文字：
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
独立战争将军
（1876—1950）
曼波口香糖公司
集齐100个名人图片的幸运者将会得到纯皮英式足球奖励
哥哥拿着他的一百六十五张卡片，“你想玩猜大猜小游戏吗？”
“不。”
“你愿意用你的葛丽泰·嘉宝换我的十二张恰克马克吗？”他问道，“这样你就能有一百八十四张卡了。”
“不。”
“可是现在你有两张葛丽泰·嘉宝的啦。”
我没吱声。
“明天学校会给你打预防针哦，可疼啦，”他说，“别指望我会照应你，知道吗？”
“我才不要你照应我呢。”
我们一声不吭，吃罢晚饭。收音机传来《体育世界》的声音，我们知道白天那场球赛的结果是2比2平。随后母亲走进我们的房间，敦促我们上床睡觉。哥哥开始收拾书包，我跑进起居室。父亲坐在窗户旁，凝视着外面的街道。
“爸爸，我明天不想上学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明天他们要给我打预防针，我很害怕，怕得喘不上气来。你问妈妈。”
他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跑到抽屉前，取出了纸笔。
“你妈妈知道吗？”他问道，并把纸笔放到克尔凯郭尔的书上。这书他一直在看，却从没打算把它看完。“你要去学校，但不用打预防针。”他说，“我打算这么写。”
写完后，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把墨迹吹干，折好字条装在口袋里，跑回卧室，把它塞进书包。我爬到自己的床上，高兴得蹦个没完。
“安静点，”母亲说，“该睡觉了。”
我已经在学校了。刚吃完午饭，整个班级都两个两个的排成队，我们又要回到那间讨厌的餐厅去打预防针了。有的孩子已经哭开了，有的则紧张地等待着。一阵碘酒的味道飘进了楼梯，我的心狂跳了起来。我走出队列，来到站在楼梯顶层的老师那里，整个班正乱哄哄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怎么啦？”老师问，“这是什么？”
我举起父亲签字画押的那张字条，交给老师。她皱着眉头看了看。“要知道，你爸爸不是医生，”她说，然后又想了想。“上楼去吧，在2-A教室等着。”
2-A教室里有六七个和我一样被赦免的孩子，其中一个仍恐惧地看着窗外。惊恐的哭声传到楼下的走廊，一个戴眼镜的胖男孩正在大声磕着南瓜籽，看着奇诺瓦的幽默书。教室门打开了，消瘦憔悴的代理校长赛菲先生走了进来。
“也许你们当中真的有人病了。若果真如此，我们是不会让你们下楼去的。”他说，“但是我要对那些不想打针而撒谎的孩子说，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会服务于国家，甚至为她而死。今天你们逃避的仅仅是一针疫苗——但长大以后，如果你们只因为害怕而做了逃兵，便将是背叛国家的罪人。那就太可耻了！”
教室里陷入一片长时间的沉寂。我看着阿塔图尔克的照片，留下了眼泪。
后来，我们偷偷溜回自己的教室。打完预防针的孩子陆陆续续回来了：有些袖子还没来得及放下来，有些两眼衔着泪水，有些脸拉得老长地蹭了进来。
“住得近的孩子可以回去了，”老师说，“那些没人来接的必须等到最后一遍铃响。别按别人的胳膊！明天放假。”
每个人都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有些同学离开教学楼时还举着胳膊，有些停下来让看门人希勒米看他们胳膊上擦过的碘酒痕迹。
我走到街上，把书包背在肩上快跑起来。一辆马车在卡拉贝特肉铺门口堵住了我的去路。我不得不在车流中穿行。我家住在马路对面。我跑过海里纺织品商店和萨利赫花店，看门人哈兹姆为我打开了大门。
“你怎么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回来了呢？”他问。
“今天他们给我们打预防针了，所以放学比较早。”
“你哥哥呢？你一个人回来的吗？”
“我一个人回来的，街上汽车真多。明天我们放假。”
“你妈妈出去了，”他说，“去楼上你祖母那里吧。”
“我生病了，”我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你给我开门吧。”
他从墙上摘下钥匙，我们走进电梯。不一会儿，满电梯都是他的烟味儿，还熏到了我的眼睛。“别碰电插座。”开门后，他嘱咐说，随即又把门给带上了。
屋里没有一个人，但我还是习惯地叫了几声，“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房间里有人吗？”我扔下书包，打开哥哥的抽屉，开始翻检他收集的那些电影票。他从不许我碰他的东西。我盯着那些球赛的图片看了起来。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粘到本子里的。不久传来了脚步声，从声音我就能判断出，这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我把哥哥收集的电影票和贴图本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看过他的东西了。
爸爸在他的卧室里，正打开衣柜，在里面寻找什么。
“你已经回来了，是吗？”
“不，我在巴黎呢。”我说，这是在学校里常说的一句话。
“今天你没去学校吗？”
“今天我们打预防针了。”
“你哥哥不在这里吗？”他问，“那好吧，回到你的房间去，让我看看你能有多安静。”
我听他的话，回到房间里，前额抵在窗户上眺望窗外。根据走廊里传来的声音判断，我知道父亲从橱柜拿出了一个手提箱，拎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从衣柜里取出夹克和裤子。这是我从衣架发出的声音听出来的。他随后又从抽屉里拿出衬衫、袜子，还有内衣。我听见他把这些都放进手提箱里，然后走进盥洗室。从盥洗室出来后，他重重地锁上手提箱，随即进了我的房间。
“你趴在这里做什么呢？”
“看窗外的东西呢。”
“到这儿来，我们一起看吧。”
他把我抱在腿上。好一会儿，我们一起凝望着窗外。在我们和对面的公寓之间有一株高高的柏树，树梢在微风中摇曳。我喜欢看父亲嗅它的样子。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他说，然后吻了我。“不要告诉你妈妈。以后我自己会告诉她的。”
“你是坐飞机去吗？”
“是的，”他说，“去巴黎。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两磅半里拉的大硬币递给我，然后又吻了吻我。“也别对人说你在这儿见过我。”
我立刻把钱装进口袋里。父亲把我从腿上放下来，拎起手提箱，这时我喊道：“别走，爸爸。”但他再次吻了我，然后就走开了。
我透过窗户望着父亲。他径直朝阿拉丁商店走去，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前，父亲抬头看了看我们的公寓，还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就这样，他离开了。
我久久地盯着空荡荡的大街。有一辆有轨电车驶过，接着是一辆售水马车。我按了按铃，叫哈兹姆上来。
“是你按的铃吗？”哈兹姆走到门口问我，“别瞎按着玩。”
“拿这两磅半里拉，”我说，“去阿拉丁商店，给我买十块名人系列的泡泡糖。别忘了找五十库鲁什零钱回来。”
“这钱是你父亲给的吗？”他问，“但愿你妈妈别发火。”
我什么都没说，他转身走了。我趴在窗前，看他走进阿拉丁商店。不一会儿，他走了出来，恰巧碰见对面马尔马拉公寓的看门人，于是停下来和他聊开了。
回到家里，他把零钱递给我。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泡泡糖：又有三张恰克马克元帅，一张阿塔图尔克，以及莱奥纳多·达·芬奇、苏莱曼大帝、丘吉尔、弗朗哥将军各一张，另有一张21号人物葛丽泰·嘉宝，我哥哥始终还没有她的。现在，我总共有一百八十三张了，但是要收齐一百个人的，我还需要再集二十六人的图片。
我很欣赏第一张91号人物，是林德伯格坐在他穿越大西洋时的飞机上。突然我听见钥匙的开门声，妈妈回来了！我飞速捡起被我丢在地上的泡泡糖纸，并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今天打预防针了，所以回来早。”我说，“预防斑疹、伤寒和破伤风。”
“你哥哥呢？”
“他们班还没打完呢，”我说，“学校让我们回家了，我一个人穿过整条马路呢。”
“胳膊疼吗？”
我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哥哥回来了。他胳膊疼，躺在床上，用另一只胳膊枕着脑袋。那睡姿看上去可怜兮兮的。等他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黑了。“妈妈，现在更疼了。”他说。
“过会儿你可能还会发烧呢。”妈妈说。她在另一个房间里熨衣服。“阿里，你的胳膊是不是也很疼啊？安安静静地躺会儿吧。”
于是，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又睡了一会儿，哥哥醒了，开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然后对我说，昨天就是因为我，我们才提早离开了球场。而由于我们的提早离开，我们球队少了四粒进球。
“即使我们没有离开，我们队也不一定会进那些球啊。”我说。
“什么？”
他又在床上眯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六张恰克马克、四张阿塔图尔克，外加其他三张我已经拥有的图片，想换一张葛丽泰·嘉宝，但我拒绝了。
“玩会儿猜大猜小游戏吗？”他问我。
“好吧，玩就玩。”
你拿一堆图片，用手掌按住，问，“上面还是下面？”如果他说下面，你就看一看最下面那张，假定是68号吧，丽塔·海华斯。然后我们假定18号诗人但丁，是最上面那张。这样，下面的大号就赢了。输的就得给赢的一张卡片，当然是你不那么喜欢，或者重复最多的图片。菲尔德·马歇尔、恰克马克的图片在我们之间来来往往，直到晚饭时间。
“你们上去一个看看，”妈妈说，“爸爸可能已经回来了。”
我们都跑到了楼上。叔叔坐在那里抽烟，陪着祖母，父亲不在。我们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看着体育报道。祖母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我们才回到楼下。
“你们在上面干什么哪？”妈妈问，“什么都没吃，是吗？先给你们来点扁豆汤吧。你们可以慢慢吃，等爸爸回来。”
“没有吐司面包吗？”哥哥问。
我们静静地喝着汤，妈妈望着我们。从她脑袋的姿势和目光游离的神态，我知道她在听电梯的声音。喝完汤，她问：“再来点吗？”说着瞥了一眼汤盆。“趁还没有凉，我也喝点吧。”她嘴里这么说着，但身子却站起来走到了窗边，看了看下面的尼尚塔石广场。她在那儿站了一会，然后扭过身来，回到餐桌旁开始喝汤了。我和哥哥还在争论昨天的比赛。
“安静点！是电梯的声音吗？”
我们都不做声了，仔细倾听。但那不是电梯。一辆有轨电车划破了寂静，餐桌、玻璃杯、水壶和里面的水随之微微抖动。吃橙子的时候，我们非常确定地听到了电梯的声音，它越来越近，却没有在我们这层停下，而是直接去了祖母的那层。
“它直接上去了。”妈妈嘟囔着。
吃完饭，妈妈说：“把你们的碟子拿到厨房去，爸爸的放那儿别动。”我们收拾了桌子。父亲的餐具干干净净，一直躺在空荡荡的桌子上。
母亲走到窗边，望着下面的警察局。她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突然，她像是下定了决心，收拾起父亲的刀叉和空盘子，将它们放进厨房。“我去楼上看看奶奶，”她说，“我走开的时候别打架啊。”
我和哥哥又开始玩猜大猜小游戏。
“上面。”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说。
他翻出上面的卡片：34号，科卡·优素福，世界著名摔跤手。哥哥抽出底下那张，是50号，阿塔图尔克。“你输了。给我一张。”
我们玩了很久，他总是赢。很快我的二十张恰克马克就被他赢走了十九张，此外还有两张阿塔图尔克。
“我再也不玩了，”我气愤地喊道，“我上楼去找妈妈去。”
“妈妈会生气的。”
“胆小鬼！你害怕一个人待在屋里吧？”
祖母的房间像往常那样开着门。晚饭已经吃完。厨子贝克尔正在洗碟子，叔叔和祖母面对面地坐着。母亲坐在窗边，看着尼尚塔石广场。
“来吧。”她说，眼睛看着窗外。我径直走到她身边，走到像是专门为我留着的位子一样，紧挨着她，也眺望起下面的尼尚塔石广场来。母亲把手放在我头上，温柔地摩挲着我的头发。
“我听说，你爸爸今天回家很早。你看到他了。”
“是的。”
“他带着手提箱走了。哈兹姆也看到了。”
“嗯。”
“他告诉你他去哪里了吗，亲爱的？”
“没有，”我说，“他给了我两磅半里拉。”
大街上，一切（街道两旁黑黢黢的店铺、车灯、马路中间供警察执勤的一小片空地、潮湿的鹅卵石路面、挂在树干上的广告牌及其字母）一切都那么寂寥、哀伤。开始下雨了，母亲的手指缓缓地穿过我的发梢。
这时我注意到，祖母和叔叔椅子间的那台收音机——永远都是开着的——此刻却无声无息了。一阵寒意掠过我的心头。
“别老待在那儿，我的闺女。”祖母说。
哥哥也走上楼来。
“你们两个，到厨房去。”叔叔说。“贝克尔！”他喊道，“给孩子们拿个球，让他们在过道里玩。”
厨房里，贝克尔已经洗完了碟子。“先坐那儿吧。”他说，随后走出厨房，来到玻璃阳台上。如今那里已经成了祖母的阳光温室。他拿了一堆报纸回来，把它们揉成圆球状，有一个拳头那么大时，他问：“这样可以吗？”
“再裹几张吧。”哥哥喊道。
贝克尔继续往球上裹着报纸。这会儿工夫，我透过厨房的门缝看着妈妈、祖母和坐在她们对面的叔叔。贝克尔从抽屉里拿出一捆绳子，尽可能将纸球绑得圆圆的。为了让边缘更服帖，他用湿抹布轻轻地擦了擦，然后再使劲儿压了压。哥哥忍不住摸了摸。
“哇噢。它简直硬得像石头。”
“来，帮个忙，用你的手压住下面。”哥哥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压住最后一个绳结。贝克尔又打了个绳结，球做好了。他把球扔到空中，我们立刻踢来踢去玩开了。
“去过道里玩，”贝克尔喊道，“在这儿非打碎东西不可。”
我们尽情尽兴地玩了很久。我想像自己是费内巴切队的莱夫特，模仿他的样子转身带球。过人的时候，我撞向哥哥打了疫苗的那条胳膊。他也跟着这么做，却对我毫无影响。我们都大汗淋漓，一直玩到纸球散架。靠着狠狠地撞他那条胳膊，我最后以5比3赢了比赛。哥哥躺到地板上大哭起来。
“等我胳膊好了，看我不杀了你！”他躺在那里嚷嚷道。
他恼怒是因为自己输了。我穿过走廊，跑进起居室，祖母、妈妈和叔叔已经进了书房。祖母正在拨电话：
“你好，我的闺女，”她说，那口气就像她是在和母亲讲话，“是叶希柯伊机场吗？听着，我的闺女，我们想打听一下白天早些时候去欧洲的乘客。”她说了父亲的名字。等待结果的时候，祖母不停地扭着电话线。“去把我的烟拿来。”随后她对叔叔说。叔叔起身离开后，她把听筒稍稍从耳边拿开。
“来吧，闺女，告诉我们，”祖母对母亲说，“你应该知道，是不是有另一个女人？”
我听不清母亲说了些什么。祖母望着母亲，就像母亲压根儿什么都没说。这时，有人在电话另一头说了些什么，祖母发怒了。“他们什么都不会告诉我们。”她喊道，这会儿叔叔拿着烟和烟灰缸走了过来。
母亲看见叔叔望着我，这才意识到我就在那里。她一把拉住我，推回到走廊去。手抚摸过我的颈背时，发现我已经浑身湿透，但她没有生气。
“妈妈，我的胳膊疼。”哥哥说。
“你们两个现在都下楼去，我会把你们抱上床的。”
在楼下自己住的那层，我们三个人半天都默不作声。上床前，我穿着睡衣溜进厨房喝了杯水，随后走进起居室。母亲正在窗前抽着烟，一开始她没听到我的动静。
“光着脚你会受凉的，”她缓过神来说，“你哥哥上床了吗？”
“他睡了。妈妈，我想跟你说件事。”我等待着，想让妈妈在窗边给我挪出一块地方来。妈妈腾出了一个温馨的角落，我蹭了过去。“爸爸去了巴黎，”我说，“你知道他拿了哪个手提箱吗？”
她没吭声。在夜晚的寂静中，我们久久地凝视着窗外细雨飘飘的街道。
我外祖母的公寓在希什利清真寺旁边，某路电车的终点站。现在，这座广场已经挤满了小巴士和长途巴士；周遭是高大丑陋的建筑物和各式各样的店铺，而且涂满了各种标记。午餐时分，人们像蚂蚁一样从写字楼涌上人行道。过去，这里是毗邻欧洲的市郊。从我们家走到这座铺满鹅卵石的广场，只需要十五分钟。我们常和母亲手拉着手走在菩提树和桑葚树下，仿佛漫步于乡间地头。
外祖母住在一栋四层石头和水泥混建的楼房里。它看上去就像一个侧立的火柴盒，西面冲着伊斯坦布尔，背后是桑树成林的山丘。丈夫死了，且三个女儿陆续结婚后，她就独自住在这栋楼的一间房屋内，里面摆满了衣柜、桌子、盘碟和钢琴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家具。我的姨妈总是给她做好饭送去，或是装在金属饭盒里，叫她的司机带去。外祖母不仅不乐意下两层楼梯，到厨房里去做饭，就是其他任何房间，她也从来都不去。那些空房都铺着厚厚的地毯，已经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一如她的母亲在一栋木质官邸中孤独终老，我的外祖母也染上了一种怪异的孤独症，甚至于见不得护理人员或钟点工进出她的房间。
那天我们去看她。母亲按了门铃后等了很久，又用力地敲打那扇大铁门，外祖母这才打开二层那锈迹斑斑的百叶窗。从那里可以望见清真寺。她低头看着我们，但因为常常不相信自己的眼力（她视力不济，看不清稍远点的东西），所以喊我们，让我们向她挥挥手。
“孩子们，到门口去，那样姥姥才能看到你们。”母亲说着，便和我们一起走到人行道中间，挥手喊道：“亲爱的妈妈，是我和孩子们，是我们哪，你能听到吗？”
从她甜蜜开心的笑容里，我们知道她认出来了。她的身影随即从窗边消失，走进房间，从枕头下拿出一大把钥匙，用报纸包好，再从窗户里扔下来。哥哥和我推搡着，跑去抢那把钥匙。
哥哥的胳膊还没好，所以他慢了点，我先抢到了钥匙，把它递给了母亲。折腾了老半天，母亲才好不容易将那扇大铁门打开。我们三个人一起费力推开了它。黑暗中，一阵怪味扑面而来。这气味我决不想再闻第二次。那是一种发霉、腐朽、储满灰尘、年久凝浊的空气。房门的右边有个衣架，外祖母一直将外祖父的毡帽和皮领外套挂在上面，让惯偷们以为这屋里住着男人。角落里还放着双总是令我有些害怕的高筒靴。
不一会儿，我们远远地看见外祖母裹着一缕惨白的阳光，站在二层木质楼梯的尽头。她看上去像个幽灵，拄着拐杖，但仪态依然优雅。她站在那里，光线穿过磨砂门，惨淡地照在她的身上。
顺着吱吱作响的楼梯向上走，母亲和外祖母一言不发。（以往母亲有时会问：“亲爱的妈妈，你还好吗？”或者，“亲爱的妈妈，我很想念你。外面很冷，妈妈！”）走到楼上后，我吻了吻外祖母的手，竭力不去看她的脸和她手腕上的那块偌大的胎记。但是，她嘴里仅剩的那几颗牙，还有她长长的下巴和脸上浓密的汗毛，仍让我们感到恐惧。因此，一进屋，我们立刻躲到了妈妈身后。而外祖母，又回到了床上。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穿着睡袍和毛背心躺在那里。她看着我们笑了笑，那眼神的意思是，好啦，来给我逗逗乐吧！
“你的炉子不怎么管用啦，妈妈！”母亲说着，拿起拨火棍，拨了拨里面的煤球。
外祖母停了一会儿，说：“先别管炉子啦。给我讲点新鲜事儿吧。外面都有些什么事儿呢？”
“什么都没有。”母亲坐在我们旁边说。
“你压根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亲爱的妈妈。”
沉默了一会儿，外祖母问：“你什么人都没见到过吗？”
“那些事你都知道了，亲爱的妈妈。”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要说吗？”
屋里一片沉寂。
“姥姥，我们在学校打预防针啦。”我说。
“真的？”外祖母说道，睁大她那蓝色的眼睛，似乎很吃惊的样子。“疼吗？”
“我的胳膊还疼呢！”哥哥说。
“哦，亲爱的。”外祖母笑着说。
接下来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哥哥和我起身望着窗外远处的山丘，那些桑树，还有花园后面荒芜的鸡圈。
“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讲讲的事儿吗？”外祖母恳求道，“你去看望你婆婆了，还有别的人吗？”
“迪尔如巴女士昨天下午来了，”母亲说，“她们和孩子们的奶奶玩比齐克牌呢。”
于是，外祖母用兴奋的语气，说出了我们早就预料到的话：“那个宫中后妃！”
我们知道，她所说的，不是那普通的米色汉白玉宫殿。后者在童话故事和那些年头的报纸里已经说得太多了。她说的是多尔马巴赫切宫。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外祖母很瞧不起迪尔如巴女士——她曾是最后一位苏丹的嫔妃之一，在和一个商人结婚前，她曾身为妃妾。因此，外祖母也有些瞧不起祖母，因为她和这样的女人交朋友。于是，妈妈和外祖母改变了话题，开始聊一些老话题，也就是每次母亲到这里来都要说的那些事儿：每周，外祖母会独自去贝尤鲁著名的叫做阿普图拉赫大人的豪华饭店用午餐。说到这儿，她又开始啰啰嗦嗦地抱怨在那里吃的每一样东西。随后，她又转向那个老掉牙的第三个话题，问我们：“孩子们，你们奶奶会让你们吃香菜吗？”
我们异口同声地，按照母亲预先说好的口吻说：“不，姥姥，她从不让我们吃。”
如同往常一样，外祖母对我们说，她看见猫冲着花园里的香菜撒尿，很可能就是这样的香菜几乎洗都没洗就直接地放到一些傻瓜的饭食里了，这着实使她对那些希什利和尼尚塔石的菜贩们感到恼火。
“亲爱的妈妈，”我母亲说，“孩子们会烦的；他们想看看其他房间。我去把隔壁的房间打开吧。”
通常外祖母会锁上每个房间，以免那些可能从窗户进来的盗贼会进入其他房间。母亲打开了一间又大又冷的房子，从那里可以看得见街道和有轨电车。有好一会儿，她和我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盖在厚厚毯子下的椅子、沙发，生了锈、布满灰尘的台灯、餐具、餐椅，成捆的旧报纸；看着倚在角落里一碰就吱吱乱响的那辆女式童车以及它破旧的座椅和垂头丧气的扶手。但和往常母亲兴致好的时候不同，她今天没有从箱子里给我们拿出些东西来看。（“孩子们，妈妈小时候就穿着这双凉鞋；孩子们，看，这是姨妈的校服；孩子们，你们想看看妈妈小时候的小猪钱罐吗？”）
“如果你们冷的话，过来告诉我。”说完，母亲就走了。
哥哥和我冲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清真寺和广场上的有轨电车。随后，我们又翻了翻旧报纸上的足球比赛信息。“没意思，”我说，“你想玩猜大猜小游戏吗？”
“失败的摔跤手总想再战一场。”哥哥这么说，眼睛却仍旧盯着报纸，“我在看报呢。”
我们早上玩过那个游戏，哥哥还是赢了。
“求你啦。”
“我有个条件：如果我赢啦，你得给我两张图片，而如果你赢了，我就给你一张。”
“不，一张。”
“那我就不玩了，”哥哥说，“你看见啦，我正在看报呢！”
他拿着报纸，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我们先前曾在天使剧院看到的黑白影片里的英国侦探。我又在窗边向外面看了一会儿，终于同意了哥哥的条件。我们从口袋里拿出名人系列卡片，玩了起来。开始，我赢了；但后来，又输了十七张卡片。
“照这个样子玩，我总是会输，”我说，“除非按照老规矩，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玩了。”
“好啊，”哥哥说着，又开始模仿那个英国侦探，“反正我还想再看看这些报纸呢。”
好一会儿，我盯着窗外，随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数自己的卡片，仅剩一百二十一张了。父亲走的那天，我还有一百八十三张呢！我简直不能再想了。我只能同意哥哥的条件。
开始，我是赢的，可随后他又扳了回去。他掩饰着内心的兴奋，强忍着笑，拿我的卡片，放进自己那叠当中。
“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照别的规矩玩。”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论谁赢了，都拿走一张。如果我赢了，我可以从你那里挑一张。因为我还缺一些人的图片，而你又从不会给我挑选的机会。”
我相信自己一定会赢，于是同意了。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连着输了三次，损失了我最好的几张卡片。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两张葛丽泰·嘉宝（21号），以及仅有的一张法鲁克国王（78号）。我决计把所有这些都赢回来，于是游戏赌注越来越大：结果是，我曾经拥有而他没有的那些珍贵卡片，如爱因斯坦（63号），鲁米（3号），萨尔基斯·纳扎扬——曼波口香糖—甜品公司创始人（100号），还有克里奥佩特拉（51号）。两轮下来，就都落到了他的手中。
我憋住呼吸，因为怕自己会哭。我冲到窗户那里，看着外面：仅仅五分钟之前，一切都还那么美丽——抵达终点的有轨电车；透过干枯的树枝，可以望见远处的公寓楼；鹅卵石路面上躺在那里的狗，懒洋洋地挠着自己的身体！要是时间就可以停止在那一刻；要是我们可以像玩赛马骰子游戏那样，再倒回五格，该有多好。我永远不会再和哥哥玩猜大猜小的游戏了。
“还玩吗？”我的前额依然抵着窗玻璃，问道。
“我不玩了。”哥哥说，“你就只会哭了。”
“杰瓦特，我保证。我决不会哭的。”我坚持道，走到他身边。“但我们必须像刚开始那样，按照老规矩玩。”
“我想看报纸啦。”
“来吧，”我说，洗了洗那堆比任何时候都要薄的卡片。“老规矩，上面还是下面？”
“那你可不许哭啊，”他说，“好吧，上面。”
我赢了，他给了我一张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的卡片。但我不打算要，“你能给我那张78号，法鲁克国王的吗？”
“不，”哥哥说，“我们事先并没有这样说。”
我们又玩了两轮。我输了。真希望我压根就没有玩接下来的第三轮：当我递给他49号——拿破仑时，双手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不想再玩啦。”哥哥说。
但在我的哀求下，我们又玩了两轮。这回我没有给他想要的卡片，而是把手里剩下的所有卡片扔到了他的头上，扔到了空中：那些卡片是我花了两个半月时间积攒起来的，每一天，我都惦念着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数着他们——28号，梅·韦斯特；82号，儒勒·凡尔纳；7号，伟大的征服者梅米特；70号，伊丽莎白女王；41号，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42号，伏尔泰——他们在空中四散飞翔，落在地板的各个角落。
真希望此刻我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蹑手蹑脚地走下吱吱作响的楼梯，向外祖母的屋子走去；一面想着一个远亲，他是做保险的，但后来却自杀了。父亲的母亲曾经告诉我，自杀的人会待在地下最幽暗的处所，永远上不了天堂。走过了一段长长的楼梯，我在黑暗之中停了下来，然后转过身，又向上走，末了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靠近外祖母房间的那一边。
“我的处境不像你婆婆那么好。”我听见外祖母说，“你该回去照看孩子们，再等等吧。”
“求求你，妈妈，求你啦。我想把孩子们带到你这儿来。”母亲说。
“你不能和两个孩子生活在这儿，这儿到处是灰尘、幽灵和小偷。”外祖母说道。
“亲爱的妈妈，”母亲说，“你不记得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有多快乐吗？那时就我们两个，姐姐们都嫁人了，爸爸也过世了。”
“我亲爱的麦卜茹莱，那时你整天翻你爸爸《插图本》上的那些旧文章。”
“如果在楼下装个大炉子，这房子两天之内就会舒适、暖和得多呢。”
“我告诉过你，别和他结婚的，对不对？”外祖母说。
“如果再带个女佣来，用不了两天，我们就会把这儿打扫干净的。”妈妈接着说。
“我才不让那些手脚不干净的女佣进入这个房间呢，”外祖母说，“再说，要打扫干净这房间的灰尘和蜘蛛网，得花半年的时间呢。那时，你那离家出走的丈夫也就回来了。”
“亲爱的妈妈，这就是你最后的意见吗？”母亲问道。
“麦卜茹莱，亲爱的女儿，如果你带着两个孩子到这里来，我们四个人靠什么度日呢？”
“亲爱的妈妈，我问过你多少次了——求你了——在他们征收之前，把贝贝克的地卖掉一块吧？”
“我才不会去契约办公室签那个字并把我的照片交给那些肮脏的男人呢。”
“妈妈，别再这么说了。我和大姐不是曾叫过一个公证人上门来的吗！”妈妈抬高了声音说。
“我不信任那个公证人，”外祖母说，“从他脸上就能看出来，他是个骗子，他甚至压根儿就不是公证人。还有，别那么大声冲我嚷嚷。”
“好吧，亲爱的妈妈，我再也不嚷了！”妈妈说罢，冲着我们的房间喊道，“孩子们，孩子们，走吧，带上你们的东西，我们要走了。”
“慢着！”外祖母说，“我们还没说两句话呢。”
“你不需要我们，亲爱的妈妈。”母亲嗫嚅着。
“拿上这个，给孩子们吃点土耳其甜点吧。”
“午餐前他们不能吃这些。”母亲说着，起身离开的时候，她经过我的身旁，走进对面的房间。“谁把这些卡片扔了一地？立刻给我捡起来。你帮帮他。”母亲对哥哥说。
我们静静地捡起卡片。母亲打开了那些旧箱子，凝视着她儿时的衣服、芭蕾舞裙和那些首饰盒。那架脚踏缝纫机上的灰尘冲进了我的鼻孔，呛得我眼泪鼻涕直流。
我们在那个小卫生间里洗了洗手，这时外祖母用柔和的声音恳求道：“亲爱的麦卜茹莱，拿走这个茶壶吧。你是那么喜欢它，它应该属于你。”她接着说，“我祖父在大马士革任职的时候，把它送给了我妈妈。这是地道的中国茶壶，拿着吧。”
“亲爱的妈妈，从现在起，我不会再向您要任何东西。”母亲说，“把它放到您的橱柜里吧，不然会打碎的。来吧，孩子们，吻姥姥的手。”
“我的小麦卜茹莱，我亲爱的女儿，别生你可怜母亲的气。”外祖母边说，边让我们吻她的手。“别把家里的客人都带走，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跑下楼梯，我们三个一起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强烈的阳光直射而来，我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牢牢地关上你们身后的大门！”外祖母哭泣着喊道，“麦卜茹莱，这周你还会来看我的，对吗？”
我们和妈妈手拉手走着。我们一声不吭，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旁边路人的咳嗽声，等待回程的有轨电车。最后，我们终于坐上了车，我和哥哥坐在第二排，因为想看看售票员卖票的样子，并且又玩起了猜大猜小的游戏。开始，我输了一些卡片，随后又赢回了几张。我于是把赌注加到了最大，哥哥高兴地同意了。我又输得一败涂地。到奥斯曼贝那一站时，哥哥说：“我想换你手里剩下的所有卡片，你特别想要的十五张在这里。”
我还是输了。趁哥哥不注意，我偷偷从那叠卡片里抽出了两张，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了他。随后我来到后面一排，和母亲坐到了一起。我没有哭，只是难过地看着窗外。有轨电车呻吟着，慢慢地加快速度。我看着其他电车从我身边经过，那些人物和地方永远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些小小的裁缝店；面包店；搭着遮阳篷的布丁店；我们常去那里看古罗马电影的坛电影院；孩子们站在大厅的墙边在卖小人书；理发师拿着锋利的剪刀，让我对其心生畏惧；还有那些总是站在理发店门旁，近乎半裸的疯子。
我们在哈比耶下了车，向家里走去。哥哥心满意足，一声不吭，都快把我气疯了。我拿出了那张藏在口袋里的林德伯格。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卡片。“91号：林德伯格！”他吃惊地读出声来，“他就是驾驶这架飞机，穿越了大西洋的！你从哪儿找到的？”
“我昨天没打预防针，”我说，“我早早回家了，父亲临走时我见到他，他给我买的。”
“那么，它也有一半归我。”哥哥说，“事实上，我们最后一轮说好了，你必须把剩下的所有卡片都给我的。”他想从我手里抢，但没得逞。他抓住我的手腕，使劲儿扭着不放。我狠狠地踢了他大腿一脚。我们便扭打在了一起。
“住手！”母亲喊道，“住手！我们在马路中间呢！”
我们只好罢手。一个穿着外套的男子和一个戴着帽子的女士走过我们身旁。在马路上打架，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哥哥突然向前冲了两步，摔倒在地。“好疼啊。”他抬着腿说。
“站起来，”妈妈低声喊道，“快点，站起来吧。大家都看着哪！”
哥哥站了起来，像电影里的伤兵那样，单足蹦着向前走去。我担心他真的受伤了，但看见他那样，我多少又有些幸灾乐祸。我们静静地走了一会儿，他说：“回到家里，你就等着瞧吧。妈妈，阿里昨天没有打预防针。”
“我打了，妈妈！”
“安静点！”母亲喊道。
此刻我们正站在家门口对面，等待从马奇卡而来的有轨电车驶过。它后面是一辆卡车，这辆轰轰作响的巴斯克塔斯车喷着大量尾气。另一个方向驶来的，是一辆紫色的迪索托。这时，我看见叔叔从对面我家的窗户俯望着街面。他没看见我们，只是凝视着过往的车辆。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车辆已经过去了很久，我转身看着妈妈，心想她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拉着我们的手过马路。这时，我看到她在静静地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