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知道的艺术家贝利尼（Bellini），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贾柯坡·贝利尼（Jacopo Bellini），今天，与其说他是作为画家被人们怀念，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给世界带来了两位更著名的贝利尼。他的长子，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终其一生，都是威尼斯最为有名的艺术家。今天，人们能记住这位画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东方之旅”及其相关艺术作品，特别是他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作的肖像画。他的弟弟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被今天的艺术史家们推举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众所周知，他的色彩感对威尼斯文艺复兴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因此改变了西方艺术的进程。当贡布里希在《艺术与人文科学》（Art and Scholarship）中谈及这一情况时说，“没有贝利尼和乔尔乔内（Giorgione），就不会有提香（Titian）。”他指的是年轻的弟弟，乔凡尼·贝利尼。但“贝利尼和东方”展所要颂扬的，则是他的哥哥，詹蒂利。
1453年，二十一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伊斯坦布尔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将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化，但同时仍继续入侵欧洲，最终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所有这些战争、胜利与和平谈判，每一位土耳其中学生都能满怀激情地历数其名。它们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片领土都纳入奥斯曼统治。穆罕默德二世的权力，也因这些胜利而得到了极大增强。爱琴海诸岛以及地中海各重要港口历经了近二十年的战争、掠夺和抢劫，最终，穆罕默德二世得偿心愿——奥斯曼与威尼斯在1479年举行了和平谈判。谈判特使往来于威尼斯与伊斯坦布尔，进行斡旋。穆罕默德二世则向威尼斯人提出要求，希望给他派送一位“优秀艺术家”。威尼斯议院（尽管意味着要放弃众多港口和大片土地，仍对此次和平谈判欣喜不已）决定派遣詹蒂利·贝利尼，当时他正全力投入巨幅作品的绘制，以便用它们来装饰总督府宏伟的议会大厅墙体。
于是，詹蒂利·贝利尼的“东方之旅”，以及他作为文化大使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十八个月生活，就成了伦敦国家美术馆此次小而精的展出主题。展出内容除了贝利尼及其工作室的许多画作外，还有很多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勋章和纪念章。当然，其中心展品则是詹蒂利·贝利尼为征服者穆罕默德所画的肖像画。此画被大量复制、衍变、改版，由其复制而来的图片成为教科书及许多其他书籍的封面，并进驻报纸、招贴画、银行票据、邮票、教育明信片以及漫画书。因此，一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看过这幅画的次数，即使没有数千次，至少也有几百次。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再没有其他苏丹能拥有这样一幅肖像画了，即使是伟大的苏莱曼大帝也不例外。这幅画的写实手法、简单的构图以及阴影完美的拱门，赋予了穆罕默德征服者的光环。乃至于后来，它不仅被看做是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更成为代表所有奥斯曼苏丹的圣像，就像那张著名的切·格瓦拉招贴画变成革命圣像一样。同时，那些精心描绘的细节——上唇标志性的突出，低垂的眼帘，优美阴柔的眉毛，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那消瘦、纤长的钩鼻——虽然都独具特色，但也与今天人们能够在人潮熙攘的伊斯坦布尔街头看到的普通人，没有太大分别。那奥斯曼式的鼻子，是最有名、最独特的地方，它成为非贵族血统的王朝的标志。2003年，为了纪念“奥斯曼征服”550周年，亚皮·克拉迪银行把这幅画从伦敦请到伊斯坦布尔，在该市最繁华区域之一的贝尤鲁展出；公车载着成批的中学生前来参观。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排成长龙，怀着只有传奇才能激发的迷恋心情，渴望瞻仰这幅肖像。
伊斯兰传统反对绘画，特别是惧怕肖像画，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发展一无所知。这一切，意味着奥斯曼艺术家不会也不能为苏丹描绘出同样逼真的肖像。这种对人类独特特征的谨小慎微，不只体现在艺术领域。编写军事、政治编年史的奥斯曼历史学家，尽管宗教条例从无言语描述的禁令，他们也不愿意去想像或是描述苏丹的容貌、特性或是内心的复杂。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西化运动正在进行中，曾在巴黎生活数年的民族诗人雅哈亚·凯末尔一方面对法国艺术和文学极其熟稔，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学和文化遗产的怀疑又让他备受压抑。他曾非常哀伤地说道：“如果我们有绘画和散文，我们就会成为另一个国家！”他的话，或许表达了他对那个绘画和文学所记录的失落时代的美的追怀。严格来说，即便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当他站在贝利尼的伟大征服者穆罕默德的“现实主义”肖像面前——他还是极为难过地认为，绘制出这张肖像的手，缺乏民族主义动机。这些话，可能引人深深的不快，即一个穆斯林作家对自身文化的深度不满。同样，他也相信，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幻想，以为去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艺术品，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他认为，不管怎样，人们可以实现这种幻想，而且自己的灵魂不会因之改变。
在“贝利尼和东方”展及其随赠的目录中，有许多例子体现了这种幼稚的幻想。其中一幅，是选自托普卡帕宫画册里的水彩画。它被认为出自奥斯曼艺术家思南·贝格之手，且明显受到了贝利尼肖像画的启发。这幅名为“嗅玫瑰的穆罕默德二世”的水彩画，既非文艺复兴威尼斯风格的肖像画，也不是波斯—奥斯曼的古典细密画，它总是令观赏者无所适从。另一位土耳其画家舍可尔·艾哈迈德帕夏，他的绘画糅合了东方（奥斯曼—波斯细密画）和西方（欧洲风景画，特别是库尔贝［Courbet］的风景画）两种传统。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一篇关于艾哈迈德帕夏的文章中，谈到了同样令人无所适从的感觉。尽管他感到，这不安来自于协调两种不同技法的诸多困难，例如对透视法和没影点的使用。但同时，他也体会到，世界观的协调统一才是根本的问题。在这类受贝利尼影响的奥斯曼肖像画里，惟一用以弥补拙劣手法的事物，是穆罕默德二世正在闻的那枝玫瑰花。但这令苏丹更不自在。真正让玫瑰及其芬芳达到其表现效果的因素，与其说是它的色泽，还不如说是穆罕默德二世那只醒目的奥斯曼式鼻子。如果我们知道画这幅水彩画的艺术家，事实上是生活在奥斯曼人当中的法兰克人，或者确切地说，极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那么我们就会再次想到，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它的复杂性难以估量。
另一幅画的确是贝利尼的作品，它以超乎寻常的优雅隐喻了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方故事。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和关注。这幅异常质朴的水彩画，和细密画差不多大小，描绘的是一名盘腿而坐的年轻男子。画中戴耳环的男子，手握钢笔，低头书写，但纸上却空无一字，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他是一名画家还是抄写员。但从他那面部的表情，专注的目光及嘴唇的形状，甚至从其左手自信地护着膝盖上的纸张的模样，我可以立即看出，他正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工作之中。他将全部心神倾注在这张空白的纸上，完全忘掉了自己，这令我敬佩不已。我觉得他是那种能将工作（不论是绘画，或是文字）的美妙和完美置于一切之上的人。他是一位只有完全投入工作，才能够体会到极致快乐的艺术家。画家很明显对他所描绘的对象抱有同情之心，我很欣赏这点，这也让我越发欣赏这位年轻侍从的白皙面容之美，他还没有长出胡须来呢。征服者穆罕默德喜欢年轻貌美的男子，为了他们不惜冒政治风险，还命人为他们做画。第一个发现这一事实的人，是伊姆罗兹的半官方历史学家克瑞托沃勒斯，后来又有许多西方基督教编年史学家发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良好的容貌就是入选奥斯曼宫殿当侍从的重要因素。年轻画家的美貌，以及他专注于自己所绘事物之美的样子，再与地面及其身后墙体的简朴相结合。这一切，都赋予画面一种神秘的氛围，我每次观赏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当然，这种神秘氛围，很大程度上也与年轻人正专心凝视的那张白纸有关。这位俊美的画家，能以如此专注之心来思索他将要描绘之物，这就意味着，那幅图像对他来说早已是成竹在胸。从他的画笔触及画纸的方式，从他的坐姿，从他严肃的表情来看，我们就知道，年轻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他周围空无一物——没有静物、绘画课本、素描草图、石膏像、人体模型或者景致，来显示他心中想画之物究竟是什么。我们觉得，似乎五百二十五年前凝滞的这一刻就要结束，就在下一刻，画家就会移动画笔，他俊美的脸庞就会快乐无比地扬起，仿佛看着另外一人的画笔，在纸面游走。
一个世纪之前，1905年，这幅画还在伊斯坦布尔。如今它已属于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多年前，我流连于这座博物馆的提香和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作品。在顶楼一个角落里的陈列桌上，我发现了那位年轻的画家。为了看清楚，我不得不把盖在玻璃柜上保护画作免受灯光照射的厚布罩拿开，然后低头观看。我向下凝视着这幅画，觉得我与它之间的距离，就像那位年轻画家与他面前的空白画纸的距离一样。或许，我正像苏丹私下里看着手中配有细密画的厚重书册那样，看着贝利尼的这幅小作品。同样，我也像画中的那位画家一样，正低头俯视。文艺复兴之后，伊斯兰绘画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不外乎体现在宗教禁令上。或许更有甚者，那就是贝利尼心照不宣地在这幅人物肖像上，所捕捉到的那种神秘的俯首凝视。绘画，在伊斯兰文化中是一项受限制的艺术。它只允许用来装饰书本，限定在狭小、有限的空间内。这些画永远不会被挂在墙上，永远不会！当那位盘腿而坐的年轻人沉浸在思绪之中，看着空白的画纸上将浮现出他的画作，他采用的姿势，与那些权贵们——很可能是苏丹或王储——为了看清画中人物的眼睛而不得不采用的姿势一模一样。让我们来作个比较，将这位年轻画家盘腿而坐、俯身凝视空白画纸的姿态，与某个西方艺术家凝视自己画作的姿势作个比较。以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为例，他看着《宫娥图》（Las Meninas）这幅画中画时，他看到里面的画家沉浸在创作之中。在这两幅画里，我们都看到了将绘画作为表现目的的证据：画纸或是油布的边缘，画家的画笔或刷子，艺术家凝神沉思的脸庞。但贝利尼的这位东方画家所凝视的，不是他身外的世界或周身之物：他的眼光凝视着的，是膝盖上的空白画纸。我们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正在思考着自己头脑中的世界。奥斯曼—波斯细密画家的艺术特性，在于他们能了解、记住自己之前的所有伟大艺术，并在诗意灵感的迸发中对之加以再现。但在委拉斯开兹的一幅工作自画像中，他的头高高抬起，看着远方的没影点，看着他身后墙上镜子里所反射出的世界，看着世界本身，看着他所画的一切复杂内容。我们同样也看不到他的画中之画（尽管我们猜想，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就是他画的）。但是，从委拉斯开兹那疲惫和自我审视的眼光，我们就能看出，他的脑海中，装满了漫无边际的构思所带来的沉重问题。而贝利尼的年轻画家，则看着空白的画纸——带着近乎形而上学的灵感——这个年轻人的快乐样子似乎表明，他在再现一首他用心学到的诗歌。
在我生活的狭小世界里，贝利尼画的这幅坐着的青年像非常有名，尽管它的名气还比不上他的征服者穆罕默德肖像画。那盘腿而坐的人物，常常被认为是杰姆苏丹，此人曾遭受兄长的残酷迫害，其悲惨命运在许多怪异和传奇小说中都有描述。我儿时的课本，通常由共和国早期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西化人士执笔写成。在这些课本中，杰姆被描绘成一位对艺术和西方敞开大门、胸怀宽阔、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王储，而最终把他毒死的亲哥哥巴耶济德二世，则是一个狂热之徒，他将西方世界拒之门外。征服者穆罕默德死后，贝利尼的那幅肖像画先是被送往大布里士的阿卡克尤鲁宫，后来又移至今天伊朗境内的萨法维宫。在得以返回奥斯曼的宫殿之前，这件卓越的艺术品或是被当做战利品，或是作为礼物，经历了数次复制。这一时期的临摹者，主要是波斯的画家。其中一幅复制品，现存放在华盛顿的弗利尔博物馆，据说出自贝赫扎德（Behzad）之手，至少那些满脑子都是浪漫幻想、以为东西方大师们都在绘制同类画作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就近观看这幅描摹画，就会发现在贝利尼巧妙留下的空白处，被萨法维的画家添上了肖像画。后者是想借此让我们明白，穆斯林艺术家们对西方肖像画，特别是自画像的概念所知甚少，而在这些领域的技艺匮乏，又是如何使他们焦虑不安。哈佛教授大卫·若克斯伯格（David Roxburgh）发现，在贝利尼完成这幅小肖像画八十年后，它与其他一些肖像画出现在萨法维画册上，画册里还有一些中国明朝的画像。画册前言中的一句话表明，即使是最伟大的萨法维艺术家，也已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肖像画习俗在Cathay（中国）和法兰克（欧洲）土地上繁荣盛开。”但这并非是说，波斯画家对肖像画难以抵抗的魅力视若无睹。看看霍斯陆与席琳的故事，这个最能激发细密画家灵感的经典伊斯兰故事。美丽的席琳对英俊的霍斯陆一见钟情，恰恰是在看到其肖像画之际。而如果按照威尼斯文艺复兴肖像画的标准，有人就会指责波斯细密画家描绘霍斯陆与席琳爱情场景的手法实在太过天真。这对这个传统的爱情主题，无疑是一个反讽。在波斯插图手稿中，这类场景必须有画中画，就如同贝利尼和贝赫扎德那些润饰仔细的肖像画一样，他们所描绘的，几乎都不是肖像画，而是关于肖像画的理念。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首次认识到，他们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艺术中压倒了东方世界。在贝利尼“东方之旅”的一百年后，瓦萨里（Vasari）描述道，奥斯曼苏丹尽管迫于宗教原因反对绘画，但也不得不敬佩贝利尼在伊斯坦布尔系列的肖像画中展现出的娴熟技艺，并对其称赞有加。在写到菲利普·利皮（Filippo Lippi）时，瓦萨里说，当这位画家被东方海盗俘虏之后，他的新主人要求他为自己画幅肖像，而画作的逼真让海盗吃惊不已，他恢复了利皮的自由。在我们的时代，西方的分析家或许对西方军事优势带来的后果心有不安，他们不想谈论文艺复兴艺术那毫无争议的冲击力。相反，他们看重贝利尼细腻的肖像画，以此好心地提醒我们说，东方人也同样具有人性。
在征服者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儿子巴耶济德二世在生活方式上未能体现乃父之风，对肖像画也没有那么钟爱，他甚至在集市上卖掉了贝利尼的肖像画。在我童年时代的土耳其，中学课本对这种无视文艺复兴艺术的行径表示哀伤，视其为谬误和错失良机之举，并指出，倘若我们以五百年前的状况作为起点继续前进，我们或许已经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艺术，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也许是吧。每当我看到贝利尼的盘腿青年，我就会想，这另一条途径，或许对细密画家来说最为有益。因为他们这样可以画得更出色，一旦他们坐到桌边时，也能免除关节和双腿的疼。贝克特书中的主人公就常被这类疼痛弄得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