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切廷·阿尔坦和伊斯兰教大臣艾布苏尤德大人
《黑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日报》（Milliyet）之名，以专栏的形式发表的。在小说里，它们都出自一位记者之手，一篇一篇呈现出来。它们有规律地时断时续，打乱了小说的叙述主线。由于它们决定着《黑书》的形式，所以着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是以专栏作家的口气来写小说的，爱将含蓄的插科打诨与面壁虚设的学问加以平衡和协调。专栏内容越来越长，成了小说的主要部分，从而破坏了其整体的结构和平衡。即使是现在，如果读者对我说，“我读了《黑书》，里面的专栏内容太棒了。”我还是会既高兴又难过。
那些读过小说译本的人，尤其爱这么说。西方读者对我戏仿专栏作家的那种奇特而又晓畅淋漓的叙述，总是十分着迷。这些专栏作家所属的传统，超越了土耳其的国界，它还将另外一些有着类似文化冲突的国家都包容其间。如今，这些人已慢慢绝迹。但在今天土耳其专栏作家的笔下，我们仍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回声。
在土耳其，一个真正的专栏作家，每周要写四到五篇文章。他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理和历史的维度上搜罗写作素材。他会使用一切叙述形式和手法，不论最平凡的日常消息，还是哲学著作、论文或社会调查报告，均可为其所用。任何事情，从市政府——街灯的形状——到文明问题——土耳其在东西方的位置——无不在专栏作家的视野之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他很喜欢将诸如街灯形状这类话题与东西方问题联系起来。）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机敏、好斗的辩论家。他们以其善辩、勇气和犀利著称。作为写作的代价，其中不少人都在监狱或法院度过一定的时光。读者喜爱并信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阐述与解释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勇气和攻击性。他们是明星，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万事专家，因为他们似乎能解答任何问题。关于他们谈论的政治仇恨，实际上人人都有话说。每当国家陷入政治分化的危局，他们便是见证。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打进政要的家庭，在咖啡馆流连忘返，在政府办公楼中栖息，或者深入日常生活。他们喜欢读者的信任和友情，所以会在这一天谈谈爱情，下一天谈谈他们对克林顿和主教的看法；他们就像指摘弗洛伊德的错误那样，津津乐道地批评腐败的市长。于是人人都成了“万事通”。十年或十五年前——在电视还没来得及改变人们的读报习惯之前——土耳其的读者认为报纸专栏是最高的文学形式。那些时日，每当我乘汽车在安纳托利亚旅行，只要谁发现我是个作家，就会问我为哪家报纸工作。
我在《黑书》中创作专栏作家耶拉·萨利克时，我甚至开始像他那样写起了专栏文章。我最关心的，就是要确保他和许多时下著名的专栏作家不同。他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几乎每一个都像政要一样知名。这样，我才可以避免受到他们这些杰出的专栏作家的影响。我最担心的，便是与专栏作家切廷·阿尔坦（Çetin Altan）扯上关系，他颇具争议的立场使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声名鼎沸。
最近，切廷·阿尔坦公开宣称政府与黑手党有染，并插手了多起谋杀事件，随后，他被指控“侮辱政府”。在审判期间的一次调查中，他披露说，自己大概卷入了三百宗对他不利的案件。年轻时，他是我最崇拜的文学和政治英雄之一。因此，所有他入狱和释放的日子，都被我当做最激动的时刻记录下来，迄今记忆犹新。在身为土耳其工人党议员时，他在国民议会上的精彩演讲和强有力的专栏内容，使他失去了政治免疫力，所以，当时执政的保守党议员在国民议会里彻底击败了他。
毫无疑问，国家和公众舆论之所以对阿尔坦充满愤怒，多半是因为冷战时期他是苏联邻国的社会主义者。再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尔坦开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国家，这使人们对他的愤怒有增无减。我个人的观点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保守主义人士或民族主义者都憎恨他，因为他不去斥责土耳其的贫穷，不去斥责在政治实验和外强干涉等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手段的人，而一味地认为，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民族问题。批评自己祖国的时候，阿尔坦从不向读者指明，所有这些谴责应该一股脑儿堆到哪些邪煞身上去，他也从不提供一夜之间就可能改变国情的妙策良方。他攻击的目标，并非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而是它的文化。对此阿尔坦总是目光锐利，竭尽讽刺。土耳其的风俗、土耳其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所有的装腔作势，被他视为民族的沉疴痼疾。阿尔坦不仅能够用那些被激怒者的语言来写作，而且还有办法使他们每天都读他的文章。由此看来，他就是个奈保尔。
但是，切廷·阿尔坦从未遭受过让奈保尔变得如此冷漠、如此悲观的那种痛苦。他对西方化和现代化还持有一定的乐观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西方这个中心之所以给我们带来痛苦，并不是因为我们模仿西方造成的。同理，我们之所以模仿西方，是因为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但我们不能将所有想像中的弊病都一股脑儿推给西方。他那孩子气的乐观，一部分是因为，土耳其事实上从未成为殖民地。这使他把西方文明看做是一个可以用缓慢而慎重的方式去亲近的中心。不论是什么因素使“我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人产生差异，西方无疑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借鉴。因为我们不像西方人，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缺乏什么，然后再来弥补。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体现我们所有不足的历史。像许多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那样，也像许多好斗善辩的专栏作家一样，切廷·阿尔坦也曾列举使我们迥异于西方人的诸多令人沮丧的缺点：从民主到资本主义，从个性化小说艺术到钢琴演奏，从视觉艺术到散文，从阿塔图尔克非常重视的帽子到《寂静的房子》中我曾打趣提到的那张桌子。
1970年代，政治恐怖已经升级到现在的恐怖程度，切廷·阿尔坦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缺陷，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侦探小说在土耳其的发展，远没有达到英国、美国和法国那么高的程度。在工业社会复杂生活的背景下，各种谋划精密的杀人案对这类社会的小说、戏剧、电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结果便是大量创造性天才侦探小说家的涌现。
但对我们这个农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谋杀就毫无智慧可言。一个良心被忌妒所蒙蔽的丈夫，会很干脆地举起刀刺向他的妻子，然后一切结束。或者一个要报血海深仇的人，不论在哪里看到他的敌人，就会当场举枪把所有的子弹打进他的脑壳。在乡下，一旦哪里因为土地或用水权发生纠纷，人们的习俗就是拿起双管短枪，准备伏击偷袭。每个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死的。如果说这类谋杀不能引起作家的兴趣，那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太过粗糙，作家写这类事件大有杀鸡用牛刀之嫌。这就是为什么侦探小说在我们国家如此不发达的原因。
初读这些文字，我们不得不欣赏其直白的推理和语言的犀利、幽默。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倾向于接受阿尔坦的观点，但想想，我们该怎么来反驳他呢？好吧，我们也许可以提一下西西里岛作家莱奥纳多·莎沙（Leonardo Sciascia）。他在侦探小说中，非常成功地使用了具有类似乡村特点的谋杀案作素材。有人指出，许多西方式谋杀尽管手法拙劣，给人以“牛刀杀鸡”之感，却总能继续激发侦探小说的灵感。或者说，侦探小说激发了这类谋杀的灵感。
这篇专栏发表后不久，切廷·阿尔坦就写了一系列短篇侦探小说，即极普通的早期侦探小说，它们与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系列风格相似。写了这些小说，他就不再相信，社会没有给予作家足够生活经验，而导致作家写不出侦探小说了。他将其当成一种极端决定论的观点予以抛弃。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想想他的另一观点：“每个人都知道某人是被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死的。”如果你能想到，许多杀手都希望自己永远不被发现，那么你随即就会清楚，阿尔坦的这种说法并不总是在理。切廷·阿尔坦说，我们的文化中缺乏暗杀事件，而早在四百年前，奥斯曼政府（被那时充当守旧卫士的历史学家们称为经典年代）就极其关注无名杀手案件，并将它们写进了律法，为此他们付出了卓绝的努力。今天，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大臣艾布苏尤德大人曾是苏莱曼大帝时代最高的法律权威，他的判决成为西方意义上划时代的经典先例，因而一直光芒耀眼，对今天的许多裁决仍有影响。他常常会被人问起，究竟谁应该为无名杀手谋杀案负责。
问题：当四个村落彼此相斗，有人被身份不明者乱棍打死，谁该支付抚恤金呢？
回答：最近的村落。
问题：如果有人在某个城镇附近被杀，杀手销声匿迹，谁该支付抚恤金呢？是整个城镇，还是住在附近、能听见死人惊叫的人们？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听见死人惊叫的人们。
问题：如果在教会属地发现一具尸体，凶手销声匿迹，而房客又都在寓所睡觉（不在店里工作），那么谁该支付抚恤金呢？
回答：那些住在附近、能听到死者惊叫的人们。如果附近无人居住，就由当地财政部门——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负责。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奥斯曼刑法对无名杀手谋杀案极为关注。国家也非常清楚，如果确定不了是何人所为，国家就应对这类罪行负责——换句话说，就得由国家来支付抚恤金。如果近旁人等不想对此负责，他就不得不亲自找到真凶。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能不得不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每宗谋杀案负责，这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那些日子，为了避免对谋杀案负责，人们必须对周围的一切动静高度警觉，甚至到了妄想的程度。因为人人清楚，他有可能要对四周发生的谋杀案负责。因此，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急切地追踪罪犯、杀手，这在情理之中。我个人通过观察发现，尽管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如今已达千万，但这种责任感和热切心，至今仍在这座城市大行其道。或许，你可以把它当做对已往抚恤金心存焦虑的余波，但在每个人都认为人人应当对任何事情负责的社会中，它所体现的道德观，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也会全心赞同。
不过，我们不想误导任何人，让他们觉得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今天的土耳其——在鼓励无名杀手谋杀案方面，居于世界之首，这还不包括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迫害，以及束缚言论自由和践踏人权。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推断出，大多数竞选人对人权问题的漠不关心，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然而我们很难解释的是，四百年前的人们，会因为要承担那样的连带责任，从而担心自己成为邻里的监护人，其代价则是支付抚恤金。如今，他们为何却对国家的禁书行为，以及拷打、折磨他们的近邻如此漠不关心呢？
我不想格外探讨或分析这种局势，只是想提醒你要警惕。这或许是因为，我并不想以一种文化缺陷来解释另一种文化缺陷。因为这些话题中，有些东西会扼杀我们内心作为诗人的特质。正如贝克特曾经说的，有时沉默似乎暗示着“没什么好说的”；而在另一些时刻，它意味着“要说的实在太多了”。
正是在这种类似的时刻，我才会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屠格涅夫想要忘记有关俄罗斯的一切。为什么他去了巴登巴登，并且过一种与俄罗斯完全隔绝的生活。为什么他会斥责任何一个想和他讨论俄罗斯问题的人（就像在那个著名的故事中所表现的）。他会对那些人说，他对俄罗斯丝毫没有兴趣，甚至希望将它永远从脑海中抹除。尽管如此，很多时候我还是会想，对我来说最好的做法也许就是留在土耳其，把自己锁在屋内，借着小说创作的模糊构思，徜徉在想像之中。事实上，从1975到1982年，当谋杀、政治暴力、白色恐怖、酷刑拷打以及禁令束缚大行其道时，我正是这么做的。我把自己锁在房内，写新的故事——新故事充满了寓意、含混和沉默，里面有闻所未闻的声音。这当然胜过写另一部有缺憾的历史，因为，这类历史总是要借助别的缺憾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缺憾。踏上这一旅程，你不需要确切知道自己将要走向哪里；只要知道你不想去哪里，这就足够了。
让我们待在我刚才提到的那间上锁的房间内，看看我如何用寓意和含混的方式来开展工作。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Gaston Leroux）有一部译成土耳其语的小说，叫《黄色房间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Yellow Room）。近年来，这位作家因小说《歌剧魅影》而蜚声文坛。《黄色房间的秘密》被热衷于侦探小说的读者称赞为“密室谋杀案”这类小说中第一部，也是最为出色的典范之作。谋杀发生的房间里，门是锁着的，里面有一具尸体，尸体上有一些疑点。谋杀发生后，有个善于侦破的人检查了所有线索，理清了基本事实，找出了谋杀的动因。在加斯通·勒鲁写完《黄色房间的秘密》七十年后，西班牙作家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写了一部小说，名为《中央委员会谋杀案》（Murder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证明“密室谋杀案”这类模式仍大有可为。在这部政治探案小说中，那间上锁的房屋是某一政党（类似于西班牙共产党）的会议室。灯光熄灭之后，总书记被人杀死了。不论小说采用什么形式，上锁的房间内发生谋杀案，这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认识犯罪、法律和刑罚等情况。谋杀发生后，一个外来的稽查员，通常是国家的办事人员，会对每个嫌犯进行单独问讯。这些审问肯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都有罪，都对中央政府负有责任。上锁的房间是最好的明证，它向我们表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担，是否愿意服罪，最终都不会是某个组织、相关群体，或者社会团体来担负责任。我们要么只能作为个体去服罪，要么就压根儿没罪。在此书的世界里，我们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对政府负责，这个世界，远远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梦想的那个道德世界。
我谈到上锁的房间，是想说明，当我们缺乏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历史的最基本的法则时，为什么我们只能通过讽喻来与历史联系。我们需要“密室谋杀案”这类故事发生变种。而我提到的故事，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在所有经过嬗变的版本中，谋杀的责任（这只是一个讽喻，我们可以简称其为罪行）将会指向发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听见死人惊叫的邻居。在故事前半部分，一旦我们接受这一点，我们就会继续敷衍下去，就像用某种新规则下象棋那样。这也会使我们能够预测到凶手或罪犯，将如何利用我们的知识体系行动。很明显，为了不被发现，或避免成为对此负责的个人，杀手几乎必须让周围的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或许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切廷·阿尔坦的理论，即承担罪责是基于文化传统。相反，如果我们能以讽喻、含混，或者我们不知该如何利用的微弱新声作为开始，我们至少可以使自己避免描写充满缺陷和扭曲的历史。它们会导致我们一无所成。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好奇，渴望认识和理解一切，满怀激情地阅读像切廷·阿尔坦那样的专栏作家。那时我想，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作家。但和那些有着相同梦想的人一样，我没有去想到底要写什么，而是在想，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心中的作家形象，不是那种视写作为自我保护途径的现代主义者，而是那些启蒙主义作家。启蒙主义者渴望了解一切，向读者呈现一切。现在我知道，这两者都是不完全的，他们所呈现的，亦非世界的本来面目。在邪恶横行的社会，现代主义对付恶魔还不够聪明。要和这些邪恶现象交锋，启蒙主义作家也常常会顺应国家强权和当局的腔调。或许我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不大擅长陈述概念，于是只能借助寓言或故事。但我没有抱怨，并且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我的国家，寓言往往代替了哲学。但比起理论来，人们更相信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