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小说，尽管有着圆满的结局，但其角色仍然在作者的梦境中继续着他们的游历。19世纪，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喜欢把自己的这种梦境写成两三部续作。而另有一些，则走向相反的极端。他们不愿再沉浸在前一部小说的世界里，而是迫切渴望结束那些危险的后续历程，以至于就用草草的一句附言，将这些一笔带过。例如，他们仅会这样说，“很多年后，多萝西娅和她的两个女儿又回到了阿尔坎斯通，”又或是，“拉泽若乌最后终于将事情安排妥当，现在他有着丰厚的收入。”当然，也有一批作家再次回到上一部小说的世界中。但这不是为了给老主人公增添一些新的冒险，而仅仅是因为小说中的生活需要如此。回忆、曾错失的良机、读者以及好友的感知、反应，还有一些新的念头，都可能使小说形式在作者构思中发生改变。一部书的构思可能会与最初想法完全不同——这里指的不是已经在书店上架的作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作者总是想弄明白，这一陌生奇异的新生灵究竟来自何处。
《白色城堡》的创作灵感最初神光一现，是在我即将完成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之际，后者是有关20世纪上半叶一个家族的传奇史。在《白色城堡》中，一个占星师常被传召入宫，于午夜时分行走在忧郁冷清的街道。我的小说正是以那座宫殿命名。我的占星师，对科学很感兴趣。他发现，宫中人士对科学几乎毫无热情，于是将自己扮成占星师。这轻而易举地转换身份，要得益于他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他的初衷，是为了战胜宫廷内其他术士，而并非科学事业。但尽管如此，预言为其带来的权力和影响，还是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借此来满足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回避历史题材了。人们问我为什么总写历史小说，对此我日益厌烦，现在，我对历史小说已没有兴趣了。
早些年，大约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写过三篇历史短篇小说。甚至人们也将我的第一部作品称为历史小说。要理解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有必要审视一下我的文学品位，更要回顾回顾我的童年喜好。孩提时代，我八岁多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从与父母同住的房间来到楼上，去向住在阴暗屋子里的祖母问安，那里的每件东西，甚至收音机的喋喋不休声，都和我们的房间一模一样。屋里有一堆褪色发黄的报纸和医学书籍，它们曾经属于伯伯。他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我在里面翻寻，凑巧找到一册大部头的插图本瑞萨特·艾克瑞姆·科丘（Reşat Ekrem Koçu）的百科全书。接下来的很多天，我一直在读其中那则关于猴子的故事，那群可怜的猴子是人们从阿萨普卡皮的猴市上买来的，后来它们因为不堪入目的表演都被吊死在树上。在洗衣服的日子里，洗衣机轰轰哀鸣着，大人们烦躁地转来转去，忙着烧水，忙着加热液体肥皂。这时，我会爬到角落里，看那本黑白插图的《天使不愿踏足的街道》，里面的妓女们全都得了黑死病。在等待走廊里的大钟表敲响下一个整点钟声的当口，我读到了罪犯们会被折断手脚，塞进炮口里射向天空的故事，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写完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后，我发觉自己又陷入了对历史题材着迷的梦境中。我对自己说，既然头脑中已经有了清晰的故事雏形，那么，我何不在写长篇小说之余，写些短篇呢？因此，为了更好地描绘我的占星师，我也兴高采烈地沉浸在了科学和天文学书籍中。阿德南·阿迪瓦（Adnan Adıvar）饶有趣味、无可匹敌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Ottoman Turks）让我发现了渴望寻找的色彩。如同埃弗利亚·切莱比也曾经非常喜爱的怪动物神话书一样。从苏海勒·尤恩瓦尔教授（Süheyl Ünver）的《伊斯坦布尔天文台》（Istanbul Observatory）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著名的奥斯曼天文学家塔奇尤丁就曾试图向苏丹解释彗星；读到他和别人间的思想交流，看到他科学笔记（该笔记现已散失）中的思想对我的主人公的教诲作用，我开始明白，天文学和星相学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
关于占星术，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解释：“预言某些事情的秩序会被打乱，对于破坏事情的秩序来说，不失为良方妙策。”后来，我从奥斯曼时期最富戏剧性、作品通俗易读的历史学家奈玛那里了解到，占星家之首侯塞因大人像所有政治家一样，非常热衷此道，善用占星家的黄金定律。
我阅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我想写的这个故事收集所需的一切详尽背景资料。我手头的书籍，使我看到了土耳其文学中一个极受欢迎的文学主题：渴望行善助人的英雄形象！在这类书里，品德高尚、心地善良的英雄总是坚定不移地和邪恶的叛徒作斗争。从某些优秀小说中，我们会看到，正是通过邪恶的考验，主人公的性格才能发生变化。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沿着这同一思路写下去。但我尚未找到我主人公的“美德”源自何处，也无法探寻出，他对科学与探索的热情来自何处。后来，我决定让自己的占星师从“西方人”那里获得对科学的认知。那些从遥远国度乘船而来的奴隶，是我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人选。由此，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也发挥了作用。我认为，作品中的大师和意大利奴隶之间应当有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倾诉，互相教导。为了给他们时间交谈，我安排他们在黑暗笼罩下的城市里同处一屋。这两个人之间既亲密又紧张的关系，立刻成为了本书的想像中心。我发现主人与奴隶非常相像。或许是我爱分析的那面天性起了主导作用，但这恰恰就是我让他们如此相像的理由。从那时起，我可以毫不费力就让自己沉浸于那个著名的文学主题中：孪生兄弟对调位置。
我的故事就开始以这种全新的形式上演，这或许是由于我对故事的内部逻辑没有把握，或许是由于我想像力迟钝。我当然非常熟悉E.T.A.霍夫曼（E.T.A.Hoffmann）的孪生兄弟故事。他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由于渴望成为音乐家而模仿莫扎特，甚至过分到把莫扎特的姓氏加在自己的名号上。我也读过埃德加·爱伦·坡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The other）。我所写的斯拉夫村落里那位患癫痫病大师的传奇故事，就得益于他们的启发。上中学的时候，生物学老师吹嘘说，他总是能够分辨出班上那一对丑陋的孪生兄弟。但在口头考试时，他们俩交换了位置，而老师却丝毫不知。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中查理·卓别林模仿他人的样子时，曾非常喜欢，但后来就不了。小时候，我对连环画册上的千面人敬畏有加，他永远都在变幻身份。如果他和我换了身份，他会做什么呢？我对此感到好奇。如果和一个业余心理学家互换身份，他也许会说：“事实上，所有作家渴望的，就是变成另一个人。”在将自己转换到作品中去这一点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比霍夫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自己完全融入《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中：白天是一个普通人，晚上却是一个作家！不论何时，我的对应自我只要与我调换了位置，他就会提醒读者，要对这双重身份负责的人，是我。
对于究竟是那个意大利奴隶还是那位奥斯曼大师写成了《白色城堡》的手稿，我自己现在都不清楚。在创作时，为了防范出现某些技术问题，我决定使用一种亲昵的笔调，那是一种我对《寂静的房子》中的历史学家法鲁克所感到的亲近。还有塞万提斯，我曾在该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向他表示过敬意，他曾在某些地方感受到类似的焦虑不安。为了写《堂吉诃德》，他借鉴了阿拉伯历史学家赛义德·哈米德·本·安吉利的手稿，并以文字游戏填补差异，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些对《寂静的房子》熟悉的人会记得，法鲁克在盖布泽档案馆找到手稿之后，就决定用大众语言对其进行加工，他可能还增加了一些从其他书上引来的内容。读者或许会认为，我同法鲁克一样，埋头于档案馆，在书架中搜罗一些布满灰尘的手稿。在这里，我有必要向读者澄清，我无意对法鲁克的行为负责。我所做的，只是引用了几个法鲁克所发现的细节。为此，我还借鉴了在写第一部小说时读到的方法、司汤达在《三部意大利编年史》（Three Italian Chronicles）中也曾使用过它：我在给法鲁克写的前言里，零零星星地加进了几处细节，这样旧手稿的发现过程就已安排妥当。这也为我之后在另一部历史小说中再次利用法鲁克（如同他祖父萨勒哈汀先生的所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使读者们避免看到许多无中生有的化装舞会所带来的种种偶然事端。这类化装舞会总是历史小说中最危险之处。
我将小说安排在17世纪中期，不仅是因为历史原因以及那是一段生动多彩的时期，还因为在这一时期，我的书中人物可以使用奈玛和埃弗利亚·切莱比的手稿。而且，小说中还渗入了一些小片断，它们摘取自前后几个世纪中的各种游记。为了让我那乐观、好心的意大利人成为领主的奴隶（就是描述那些假药盛行，船上抓有俘虏的日子），我效仿塞万提斯，巧妙地利用了一本书，它由成为土耳其俘虏的无名西班牙人呈献给菲利普二世。W.若缇斯拉夫男爵在塞万提斯那个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军舰上的一个奴隶，他的回忆录为我塑造囚禁中的奴隶原型树立了模本。同时，我也参考了某个西班牙旅行家游历伊斯坦布尔时所写的信函内容。四十年前，他曾游历过这座城市，记述了它被瘟疫吞没的情形（那时一个普通的疖子就能引起恐慌），还记述了许多基督教徒被驱赶至王子岛。我的小说中另有许多细节，并不是发生在它所描述的年代，而是取材于其他时代某些人的真实记述：书中伊斯坦布尔的景致、焰火，以及夜晚娱乐庆典（出自安托万·盖兰德［Antoine Galland］、蒙塔古夫人［Lady Montagu］、德·托特男爵［Baron de Tott］）；苏丹喜爱的狮子和他的狮子园（出自艾哈迈特·瑞菲克［Ahmet Refik］）；奥斯曼军队的波兰战役（出自艾哈迈特·阿卡［Ahmet Ağa］的《维也纳围攻手记》［Diary of the Siege of Vienna］）；年幼苏丹的某些梦境（出自一本《我们历史中的奇闻轶事》［Strange Events from Our History］的书，同我在祖母藏书室那里看到的科丘的作品一样，都是由诸如此类的轶事构成）；伊斯坦布尔成群的野狗；对瘟疫的小心防范（出自赫尔姆斯·K.B.冯莫尔特克［Helmuth K.B.Von Moltke］的土耳其语信函）；还有白色城堡（出自塔杜兹·特里威廉［Tadeutz Trevanian］的《特兰西瓦尼亚游记》［Journeys in Transylvania］，配有雕版画，其中提到了城堡的纪年，以及法国作家写的一本有关欧洲人与蛮人互换身份的小说），我的小说就是得名于此。
埃弗利亚·切莱比也曾写过一本书，描述了综合建筑群中与阿德里安的贝亚泽特清真寺比邻的精神病院。在阿德里安，能听到播放给病人听的神秘音乐的人，无疑就是埃弗利亚·切莱比自己。在泥泞、多云、黯淡无奇的春季早晨，和妻子参观清真寺美丽的宣礼塔时，我只会感到极端压抑，不住地颤抖。还有那只苏丹宠爱的鹳鸟。猎人迈赫迈特所经历的、我的主人公进行阐释的梦境，很多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梦（那个背着麻袋的黑衣人）。如我的意大利主角一般，我也曾得到一套崭新的制服，哥哥非要穿，因为他的制服已被人撕成碎片。只是我的衣服颜色不是书里说的红色，而是藏青色和白色相间。在寒冷的冬季清晨，我们旅行回来，妈妈会给我们买吃的（不是甜点，而是杏仁脆饼），她总是会和小说中奴隶主的母亲一样，说着同样的话：“趁别人还没看见我们，赶紧把这吃了吧。”书中的红发侏儒与我们童年时代的经典故事《红发小孩》（The Redheaded Child）没有任何关系，也和我任何小说中曾经出现过，以及将要出现的侏儒没有丝毫关系。1972年，我曾在贝希克塔斯市场见过那个侏儒。我一度曾认为，书中的大师长年累月做实验，想做出显示祈祷时间的钟表，这种事情只是我自己早在单身时代就有的白日梦而已，但我错了。很多人其实都对这种想法感兴趣。而尤为令人吃惊的是，这种钟表至今仍未问世。我听说日本人曾沿着这种思路制造手表，但从未见过。
如今它的时代或许已经到来。东西方分歧不过是文化曾用以，而且还将继续用以对人进行分类和区分的观念之一。而这并不是《白色城堡》的主题。因为，这种分歧只是一种幻想。但倘若不是数个世纪以来，人们满怀激情地反复制造这一观念，我的小说或许也会少了很多支持该观念的丰富背景。瘟疫是检验东西分歧的试金石，这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托特男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瘟疫不过能杀死土耳其人而已，而法兰克人则由于害怕死亡会受到更多的折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甚至还会有点科学依据。它是我用来营造作品神韵的众多细节之一。它们或许会令作者记得，在写作或是推敲自己的作品之时，自己是多么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