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在伊斯坦布尔，在我度过一生的希什利区，在我祖母独自生活了四十年的三层楼房正对面的法庭里，我将站在法官的面前。我的罪名是“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控诉人认为，我应该入狱三年。亚美尼亚裔土耳其记者赫兰特·丁克，曾在这同一家法庭因同样的罪名而受到审判，并依据同一部法典的301法案，他被判有罪。对此，我本应有所担心才是。但是，我仍然很乐观。因为像我的律师一样，我相信反对我的证据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自己不会落到进监狱的地步。
这种态度使人们过分渲染了我的审判，这真让人有点窘迫。我非常清楚，大多数被我征求过意见的伊斯坦布尔朋友，都曾仅仅因为一本书、因为他们写的一点东西遭受过更严厉的盘查，都曾因法庭诉讼及监狱服刑而耗掉多年的时光。我生活的国家，总是很尊重高官、圣人和警察，但是却拒绝尊重作家，除非这些作家打官司或坐牢多年。因此可以说，我对自己要受到审判并未感到多么惊讶。我明白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笑着说，我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是，当我说出那些给我招来麻烦的话时，我并不想获取这样的荣耀。
2005年2月，在一家瑞士报纸上刊载的采访录里，我谈到曾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戮。接着，我还抱怨说，在我的国家谈论这些事情会触犯禁忌。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有以下常识：因为在“一战”中声称反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数量众多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其中很多人在途中被屠杀。土耳其的发言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外交家——仍然坚持认为，死亡的人数比学术界提供的数字要少得多。而且，这场屠杀也算不上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因为它不是有计划的行动。再者，在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也杀害了很多穆斯林。
然而，尽管遭到国家反对，在刚刚过去的今年9月，三所声望很高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合办了一个学者会议，它接受并欢迎一切与土耳其官方立场相对立的观点。此后，虽然301法案的幽灵仍驱之不散，人们毕竟可以开始就该话题展开讨论，这还是九十年来的第一次。
我们国家不遗余力地阻止土耳其人民知道发生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上的事情，这使事实本身成了禁忌。我的话理所当然激起了该有的狂怒。各种报刊发起了仇视我的运动，右翼（但不一定是伊斯兰主义者）专栏作家则夸张地说要让我永远“消声”；各种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组织会议和游行，来抗议我的背叛行为；还有不少人当众焚烧我的作品。我就像自己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一样，尝到了这样的滋味：因为个人政治观点的缘故，一度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城市。因为我本不想再添争端，也不想再听这种烦心事，所以在开始时我保持了沉默。但我深深感到，这是一种奇怪的耻辱。我要躲开公众，甚至还要躲避我自己说过的话。不久后，一名地方长官下令焚烧我的作品。我回到伊斯坦布尔之后，希什利区公诉人对我提起诉讼。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目标。
我的诽谤者并非为私人仇恨所驱使，也并非仅仅对我表示敌意。我知道，我的案件在土耳其以及外面的世界，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讨论一个国家历史上的阴暗面并不是在诋毁该国家的“荣誉”，相反，禁止一切讨论才是对其荣誉的诋毁。此外，还因为我相信，在今天的土耳其，禁止讨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是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尽管人们对我的困境所表示的兴趣以及他们慷慨相助的姿态，让我感到安慰，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被夹在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时，我还是觉得不安。
为什么一个正式想努力加入欧盟的国家，竟然要囚禁一个其作品在欧洲非常有名的作家；为什么它觉得有必要在“西方的眼睛下”演出这幕戏剧？要解释这些，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能仅用简单的无知、忌妒或者缺乏宽容来解释这个悖论。它所牵涉的悖论，还远不止这一个。这个国家坚信，土耳其人与他们的西方邻居们不一样，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民族，不会有计划地进行灭种屠杀。然而，许多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却以死亡威胁，向我进行攻击。这该怎样理解？这个国家，一方面抱怨说，他的敌人在全世界散布奥斯曼帝国影响的虚假报道，而另一方面，它又控诉、囚禁一个又一个作家，在世界范围树立了土耳其人的可怕形象，这后面是怎样的逻辑？这个国家，会请求某位教授公布他对土耳其少数族裔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一旦教授写成的报告不能取悦当局，他又会因此受到起诉。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到现在提笔写你正在读的这个句子，这期间又有五个作家和记者依据301法案受到指控。到这里，我可以想像得出，在福楼拜和奈瓦尔这两位东方主义教父眼里，这些事情会是多么稀奇古怪，他们很正确。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看到的这场正在上演的神秘剧，并非土耳其独有，而是表现了一种新的全球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刚刚有所了解，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认真对待。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印度和中国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不过我认为，只有看到这些阶层人们的生活在小说里有所反映，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他们在这场转变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是非西方的资产阶级也好，或者富裕的官僚也罢，不管你怎样称呼这些新的精英分子，他们就如同我们国家的精英一样都会认为：如果要让自己刚刚获取的财富和权力合法化，那就必须遵循两条单独、似乎不相交合的行动路线。首先，他们必须采用西方的语言和观念，来为自己迅速增长的财富正名。其次，在确定了需要这些知识之后，他们则又开始担当起教育国民的责任。当人们斥责他们忽视传统时，他们便以恶毒、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回应。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稀奇古怪的争端，可能只不过是这些政治和经济计划与其产生的文化渴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恼怒的民族主义将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当做西方的发明物。
在描写后殖民时代非西方国家无情、凶恶的精英统治阶层的第一批作家中，V.S.奈保尔是其中之一。我在韩国遇到伟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听说他曾有声明，对日本在侵韩、侵华期间犯下的丑陋罪行，应该在东京进行公开讨论。之后，他也因此言论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还有俄国对车臣、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对民权组织的不容忍态度，在印度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言论自由发起的攻击——这一切都是由同样的矛盾滋生出来的。
当明天的小说家们准备叙述新精英阶层的私人生活时，他们毫无疑问会期待西方对他们国家限制言论自由的现象加以批判。但是现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的报道，已经非常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信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要在我的世界里去证明西方民主的真实性，已经成为越来越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