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时，母亲送给我一本带有钥匙和锁的日记本。我视它如珍宝。这本制作精美的笔记本不是外国进口货，而是土耳其制造的。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其本质也同样有趣。在我收到这本雅致的绿色日记本之前，从未想过会拥有一个私人的笔记本来记录自己的想法，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可以把笔记本锁起来，而钥匙就放在口袋里。这也许是我拥有的第一把钥匙。这意味着我可以创造、拥有并掌控着一个秘密的文本。那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领域。它让写作的念头更具诱惑力，因此激励了我的写作。此前，我从未想过，写作是要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只是模糊地认为，人们要写报纸上的那种文章，写书上、出版物上的那种文章。现在，我那上了锁的笔记本似乎在轻声对我说：把我打开，写点东西，但不要让任何其他人看。
正如历史学家们有时提醒我们的那样，伊斯兰世界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太多的关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把伊斯兰世界不记日记的习惯当做一种缺点，认为它体现了私人空间的缩减，并且暗示了社会压力对个人表达的镇压。
但是，伊斯兰世界有很多未受欧洲影响的地方，可能也记有日记，一些发表过的、加有注释的文本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日记的作者可能把日记当做备忘录来写。他们不会为了后代而写日记，因为他们没有给日记作注释或者将日记发表的传统。大多数的日记后来都毁掉了，要么是故意被毁，要么是出于偶然。从第一眼来判断，发表日记的想法，甚至把日记给别人看的想法，对日记的概念本身所含有的私密性都是一种嘲讽。写日记用来发表的想法，暗示了某种有意识的巧诈和假冒的隐私。但另一方面，这又扩大了私人领域的概念，而且，这种做法也扩大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影响。安德烈·纪德在探讨这种写作可能性的方面，是一位先驱。
1947年，“二战”刚结束不久，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七十八岁的纪德正处于声名鼎沸时期，被拥立为法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而当时的法国，仍然被看做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纪德不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出人意表地谈论政治事务，也可以以同样的态度放下这一话题。他热情洋溢地坚信，“人类的真诚”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让他树敌不少，但也赢得很多崇拜者。
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崇拜纪德，那些对巴黎怀有敬意和心存向往的人尤其如此。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哈迈特·哈姆迪·坦皮纳（Ahmet Hamdi Tanpınar）。纪德在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给共和党亲西方的报纸《共和国报》（Cumhuriyet）写过一篇文章。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坦皮纳这个人，所以在把他的文章摘要读给你们之前，我想对他稍加介绍。
坦皮纳是一位诗人、随笔作家和小说家，比纪德年轻三十岁。今天，他的作品被当成现代土耳其文学的经典之作。左翼人士、现代主义者、西化分子都对他评价很高。保守分子、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对他大加赞扬。大家都把他当自己人加以拥护。坦皮纳的诗歌受到瓦莱里的影响，小说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随笔则受到纪德的逻辑性和缺乏节制等特点的启发。但是，土耳其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此爱戴他，不是因为他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启发，而是因为他以同样的热情与奥斯曼文化紧密相连，特别是与它的诗歌和音乐密切相连，在这些人眼中，他的作品不可或缺。他对前现代文化中安宁的尊严和欧洲现代主义，给予了同样密切的关注。这造成了一种迷人的紧张感——坦皮纳心怀内疚带给我们的紧张感。在这一方面，他让我们想起另一位非欧洲作家谷崎润一郎。这位作家也知道，他们国家的传统和西方的紧张对立是产生痛苦的一大来源。但是和谷崎润一郎不同，坦皮纳从暴力、痛苦以及这种紧张对立所制造出来的悲痛中，找不到任何快乐，他更愿意探讨在两个世界中左右为难的民族所经受的悲痛和辛酸。
现在我要引用坦皮纳五十年前发表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国外传来的消息带给我的快乐，还没有几条可以和宣布安德烈·纪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相比。这种可敬的姿态、这种当之无愧的赞礼，打消了我们的恐惧：因为它向我们证明了，欧洲仍然屹立着。
虽然欧洲被灾难的风暴蹂躏过，虽然它的许多国家都被摧毁，虽然它可怜的人们仍在等待久违的和平，虽然还有八个国家的首都在他国的占领下日益凋零，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仍然内乱不息，但是欧洲依然屹立着。
因为安德烈·纪德是那种世间罕有的人。单凭他的名字，就可以将文明最美好的方面奇迹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战争时期，有两个人经常闯进我的脑海。在那个败落、萧索的欧洲，在那片未来无法预测、令人绝望的黑暗中，这两人就是我的拯救之星。第一个人就是纪德——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哪——第二个就是瓦莱里，我听说他住在巴黎，没有酒，没有香烟，甚至没有面包。
坦皮纳接下去比较了瓦莱里和纪德的作品，结论是：“就是靠这两位朋友，欧洲才得以在最纯粹的形式里、最广泛的意义中存活。通过重新创作老故事、重新树立老故事的价值意义，他们从侵略者嘴中挽救出一种代表人性本质的文化……他们给这种文化赋予了人性的形式。”
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典型的“欧洲味”，还有点做作。我觉得它做作甚至冷漠的理由是，当时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国家，而坦皮纳却对一位作家缺酒少烟如此关注。作为欧洲人，我崇拜纪德不是因为他代表了欧洲，而是因为这个作家的与众不同。而坦皮纳却把他看做整个欧洲文化的“人性的形式”，还在琢磨、担忧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
纪德在他那著名的《日记》（Journal）里，以随笔作家的恣意笔调，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想法。这使我们能够进入他那孤独的世界，分享他的恐惧、疑惑和繁复的思想。纪德把这些记录了自己最隐秘、最具个人化想法的笔记，交给了出版商，使这些笔记在他生前就得以发表。虽然，这可能不是现代最著名的日记，但却受到了高度好评。《日记》中前几卷对土耳其有些气愤和嘲讽的评论。他在1914年巴尔干战争之后，曾访问过这个国家。
首先，纪德描写了他在去伊斯坦布尔的火车上碰到一个土耳其青年的故事。这位帕夏的儿子在洛桑学习了六个月的艺术。此时，他胳膊下夹着一本左拉的流行小说《娜娜》（Nana）正要回伊斯坦布尔。纪德觉得此人肤浅、做作，就把他写成了一个逗笑的人物。
纪德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发现这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样令人讨厌，他感到非常不悦。这里的一切都是从别处挪来的，要么是用钱买过来的，要么是用武力夺过来的。伊斯坦布尔惟一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离开这座城市。
“没有一样东西是从当地生长出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由这么多种族、历史、信仰及文明的摩擦和碰撞而产生的厚厚泡沫下，没有任何本土的东西。”
然后他改变了话题。“土耳其的服装，是你能想像到的最丑的服装。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他接着大声坦诚地宣布，在他之前的很多来客，都有一个心知肚明，但却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我的心无法喜欢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如果我无法喜爱住在那里的人。”
他忠于自己真实想法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完全否定了他正在参观的国家：“我这次出行的教育意义与我对这个国家的厌恶程度成正比，”他写道，“我很高兴以后我不会再喜欢这里了。”
瑞典学院赞扬纪德的作品是“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自蒙田和卢梭以来，在法国文学中一直必不可少”。纪德对真实记录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从土耳其回去后，是这样谈论欧洲的：
我以前一直认为，不只有一种文明，不只有一种文化可以领受我们的爱、配得上我们的热情……现在我知道，我们西方（我要说的是法国）文明不仅是最美丽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仅有的文明。
纪德的话语在政治上的错误，为他轻而易举地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了赞誉。这说明，对真理的热爱并不总会导向政治公正。
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要针对纪德那惊人的坦诚，或是他那粗俗的种族主义。我爱纪德——爱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价值观。这种喜爱的程度不亚于坦皮纳。我年轻时，纪德的书在土耳其很受人喜爱。我父亲的书房里，收集了纪德所有的作品。他对老一代人来说很重要，对我也同样重要。
我知道，如果我头脑里带着两种对立的想法去认识欧洲，那么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欧洲的概念。第一种想法是，纪德对其他文明的嫌恶感——包括对我们土耳其文明的嫌恶感。第二，坦皮纳对纪德的那种崇敬感，以及通过纪德的影响而形成的对整个欧洲的崇敬感。我只有将鄙视和崇拜、恨和爱、厌恶和迷恋融在一起，才能表达清楚欧洲对我的意义。
虽然坦皮纳的文章以赞扬纪德的“正义感”和“纯粹的思想”结尾，但是，文章前面部分仍然暗示出，他对《日记》里那些令人不快的句子有所察觉。只是出于情有可原的谦恭，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坦皮纳的老师兼导师，20世纪土耳其最伟大诗人之一的雅哈亚·凯末尔（Yahya Kemal），也读过纪德土耳其之行的记述。他写给A.Ş.希萨（A.Ş.Hisar）的一封信（发表于雅哈亚死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封信里，他把纪德的笔记描述成“一部旨在以最毒辣的语言，对土耳其精神进行辱骂的游记”。他接着还抱怨说，“在所有针对我们的诽谤性作品中，这是最恶毒的……读这本书简直让我精神分裂。”整整一代人读过纪德这本书。大家都在沉默中原谅了那些侮辱之词，就好比原谅了一次疏忽大意。他们不时也会悄悄谈论那些侮辱性的内容，但是没有什么举动，似乎那些侮辱之词并没有写在书中，或者只当那些侮辱之词已被锁在日记里了。纪德的《日记》选文被译成土耳其语由教育部出版时，有关土耳其的评论被悄无声息地抹掉了。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坦皮纳谈到纪德的《人间食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对土耳其诗歌的明确影响。是纪德，在土耳其作家中引发了写日记并在生前就发表的潮流。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奴鲁拉赫·阿塔克（Nurullah Ataç），第一个开始写纪德式的《日记》。它不像是自白，更像是长篇激烈的演说。这种日记形式，在下一代的批评家那里也有不少仿效者。
我开始怀疑：说到这么多细节，我是否忘记了真正的问题。纪德对自己在巴尔干战争后的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对土耳其人的厌恶之情所做的描述，与坦皮纳还有整个一代土耳其作家对纪德的崇拜事实总是互相矛盾的。这样看问题有必要吗？我们崇拜作家是因为他们的文辞、价值观和文学威力，而不是因为他们赞同我们，赞同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报刊连载的《作家日记》里，描述了他第一次去法国所见到的情形。他不厌其详地谈论法国人的虚伪，声称法国人崇高的价值观正被金钱所腐蚀。纪德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不为所阻地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为所阻地写成了一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坦皮纳，他也同样崇拜痛恨法国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拒绝蜷缩到狭隘的爱国主义里。他展示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欧洲态度。
1862年，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博爱精神已经离弃了法国。他接着还概括了“大体上的法国本质和……西方本质”。当他把法国等同于西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没有区别。坦皮纳的观点也一样。不过，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法国和西方的愤慨日益强烈，反而带着一种迷惘、某种程度上因负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现在，我准备回答我先前提到的问题：去崇拜一个嘲讽你所生活的国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两种状态——蔑视和崇拜——紧密地连在一起。从我的窗户望去，欧洲是一种两者兼容的思想。在我看来，欧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种充满阳光、启人心智、宏伟灿烂的思想。我看到的欧洲，是一种紧张对立，一种出于爱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对抗。
我不知道纪德在天真地宣布自己的法国、自己的西方文明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跑一趟。但是，纪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化的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像纪德一样，一直相信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都是与西方毫无联系的地方。但是，对令纪德感到烦心、鄙夷的地方，他们却怀有崇敬感和归属感，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他们像坦皮纳一样过分认同纪德时，他们被迫在沉默中放弃了自己对欧洲的诋毁性评价。当他们站在欧洲边缘时，在东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们被迫比安德烈·纪德更加相信欧洲。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纪德嘲弄性的评论并不妨碍他对土耳其文学产生强大的影响。
我认为，西方并不是一种概念，不能通过研究创造了它的历史和伟大理想，就对其进行探讨、分析或者加以恢宏放大。它一直是一种工具。只有在将它当做工具时，我们才能进入“文明进程”。我们渴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欧洲见到了它们。我们用欧洲的威望来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们国家，欧洲的概念使诉诸武力、激进的政治变革、无情的割断传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家认为西方强调上述的欧洲概念，反映实证功利主义。有了这样的想法，很多东西，包括从增加妇女的权利到违反人权，从民主到军事独裁等等，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我整个一生里，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日常习惯，从餐桌上的举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发生了变化，因为“欧洲人是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我反反复复地在收音机上听到，在电视上看到，还曾听母亲说过。这种论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排斥了理性。
坦皮纳听到纪德获诺贝尔奖时喜不自禁。如果我们能记得，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了。一个像坦皮纳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即便他是为传统文化、古代音乐和诗歌，以及“前辈们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从保守的民族主义转向具有创造力的现代状态。他非常执迷，坚信理想的欧洲或西方是一个神仙的世界。至少，这种迷执使他能在两个世界之间打开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批评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认定了西方具有神话式的形象，那么连坦皮纳这种深沉而复杂的作家也会像纪德那样天真而庸俗地将西方文明理想化，正如纪德所言“西方文明是最美的”。这样的欧洲梦离不开一个矛盾敌对的他者。西化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知识分子未能公开反对纪德那些粗鲁、侮辱性的言辞，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默默的负疚感，一种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没有认识到的负疚感。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同意纪德的观点，但是却把这种想法掩藏在锁住的日记里。
很多西化的土耳其人的确认同纪德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们的这种倾向时而在密声窃语里有所流露，时而在高声畅谈中袒露无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观念是在什么地方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而后者的作用是要滋养前者，并使其有形可依。纪德以及另外一些西方人都写到了土耳其人、伊斯兰教、东方和西方。他们的观点不仅为最后的一批青年土耳其党人所采纳，而且还融进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理念。
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者，国家之父阿塔图尔克，在1923年到1930年代中期，即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伊斯兰文字变成了拉丁字母，伊斯兰日历换成了基督教日历，休息日改为星期六，而不再是星期五。在实行改革后，他还推行了其他改革。例如，增加妇女的权利，这给社会造成了更深刻的影响。西化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捍卫改革，民族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则对他们发起攻击。在今天的土耳其，双方的争执仍然是最具意识形态的讨论之基础。
阿塔图尔克最初的改革之一，是在1925年把公民穿西式服装纳入法律条文。当时共和国成立刚刚两年。尽管法律规定，每个人要像欧洲人一样穿戴，但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穿衣标准仍然严格受传统的控制，要求人们按照宗教条例进行穿戴的做法，仍在延续。
1925年，适值纪德关于土耳其人的评论发表一年之后，阿塔图尔克在他的安纳托利亚之行中，宣布进行服装革命。他主要的观点如下：
例如，我在人群中遇见一个人在我面前（他用手比划着）。他头上戴着土耳其毡帽，毡帽上缠了一块绿色的头巾，穿着无领衬衫，还在外面套一件我穿的这种夹克。这是什么服装？一个文明人会打扮得如此古怪，让整个世界来嘲笑他吗？
我把这席话和纪德的评价放在一起，是想知道阿塔图尔克是否和纪德一样，看不起土耳其的民族服装。我们不知道阿塔图尔克是否读过纪德的评价。不过，我们知道雅哈亚·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一名追随者）读到了这些评论，还在一封信里表达了其强烈的愤慨。然而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阿塔图尔克像纪德一样，认为服装可以衡量文明的程度：
但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们宣布他们是文明人时，他们必须要证明他们在家庭生活里、在生活方式里也是如此。一种服装，如果半像长笛、半像来复枪管，那么它既不是民族服装，也不是国际服装。请您原谅我这样说。
阿塔图尔克对于私人生活的看法，可能反映了纪德的观点，也可能没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很明显，阿塔图尔克把欧洲等同于文明。那么自然而然，凡是不属于欧洲的东西，就是令人羞耻的、不文明的。这种羞耻和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西化和民族主义同出一源，但是负罪感和耻辱感也都混杂其中。这一点，我们从坦皮纳身上可以看到。在我的这部分世界里，欧洲思想深深地、非常“隐秘”地吸收了同样的情绪。纪德和阿塔图尔克都把20世纪初土耳其人穿的丑陋服装，看成是土耳其被置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标志。纪德用以下几个词概括了一个国家与其服装的关系：“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但是，阿塔图尔克相信，土耳其的服装是在错误地代表着他的国家。在同一次巡视全国时（当时，他正在推行服装改革），他宣布：
如果向世界展示一颗涂满了污泥的珍贵珠宝，有任何意义吗？告诉人们在污泥下藏着一块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宝石，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当然，最重要的是清除污泥让珠宝显现出来……一种文明的、国际化的服装，等于在我们身上饰以珠宝，这样的服装才配得上我们的国家。
阿塔图尔克把传统服装说成是裹在土耳其人身上的污泥。这样，他找到了一种办法来面对所有西化土耳其人都感受到的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切中了耻辱问题的要害。
阿塔图尔克在摒弃传统服装这一点上，与纪德以及其他西化者一样，都和穿传统服装的人划了条分界线。他不把服装当成塑造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而把它当做像烂泥涂在一个民族身上所造成的污点。因此，他背负重任，迫使土耳其人抛弃他们的传统服装，其实是为了让他们更接近他自己关于欧洲的想法。在阿塔图尔克的服装革命进行了七十年以后，土耳其的警察仍然在伊斯坦布尔保守住区内捉拿穿着传统服装四处走动的人。这种情况记者和电视摄像机都有记录。
因此，让我们来公开地谈论羞耻。从纪德到坦皮纳，从雅哈亚·凯末尔的公开对抗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缓和措施，他们所体现的欧洲思想都以这种羞耻为基础。
西化者首先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羞耻。而有时，他又会对自己为了成为欧洲人而做的事情感到羞耻，尽管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他在努力成为欧洲人时，丢掉了自己的身份，他为此感到羞耻。他对自己是谁感到羞耻，对自己不是欧洲人也感到羞耻。他为这种羞耻本身感到羞耻；有时，他会抱怨，有时他会无可奈何地接受。当他这种羞耻为大家所知时，他又会恼羞成怒。
这种混乱和羞辱在“公共领域”被曝光的情形非常少见。当纪德的《日记》用土耳其语发表时，书中对土耳其的诽谤性内容都被删去，纪德原本的谈论内容只能被轻声传诵。我们因纪德将他的私人日记发布于“公共领域”而崇拜他，但是接着我们就用它来证明：国家对最私人的问题——我们的穿衣方式——进行控制是多么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