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着贝尤鲁的一条街道散步，那是伊斯坦布尔横跨欧洲部分最欧化的地段，我在那里偶遇一家旧书店。我熟悉这条狭窄、蜿蜒的街道，这里有不起眼的修理店，卖镜子、家具的小店，还有简陋的餐馆。眼前出现的，还是个新去处，所以我走了进去。
我所看到的书店，根本不像伊斯坦布尔原来那些经营满是灰尘的手稿以及印刷材料的二手书店；这里没有布满灰尘的书塔，也没有堆积成山的书籍等着定价。一切都打理得整洁、有致，那阵势就像是已开始在当地迅速激增的古董店；甚至连那些书籍都已经分门别类。所以这是一个“古董”式的书商，这种类型的书商正在取代该地区以前的商人。我郁郁不乐地看着书架，看到架上用封皮包好的书就像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里的士兵一样，笔挺地站立着。
在一处角落里，我看到一长架的希腊法律书籍。这些书或许是一个希腊律师的，他也许已经去世，或者很久前就移居到了雅典。因为，对购买这些旧法律书籍感兴趣的希腊人，在这座城市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我猜测，书商选择把这些书放在空架上，只是想展示它们漂亮的封面。我把书拿起来，抚摸着它们，书的封面和内容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让我觉得神往不已的，反而是这些书最早的主人。他们的家系可能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随后，我注意到旁边的一些书籍。阿尔贝·索列尔（Albert Sorel）写于20世纪早期的八卷本大作《欧洲和法国革命》（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都摆在这里，我在二手书店也经常看到。小说家纳希特·西里·奥里克（Nahit Sirri Örik）发现了这部作品与我们时代的关联。于是，他把这部厚厚的巨著翻译成土耳其语，然后由正在西化的共和国国家教育部出版发行。不管在家中讲什么语言——希腊语、法语，或是土耳其语，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读了这部作品。但是我很清楚，他们读这部作品，不是为了像法国人那样寻找该书与自己的记忆以及过去的联系，而是在书中搜寻自己的将来，搜寻自己的欧洲梦。
我是那种糊里糊涂生活在欧洲边缘，只与我们自己的书相依为伴的人。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欧洲总是象征着梦想，一种对于将来的想像。它是一个幽灵，有时让人渴望，有时令人生畏。它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也是一种危险。它是将来——但从来不是记忆。
因此，在力所能及对其加以充分表现的情况下，我自己对于欧洲事物，与其说是记忆，还不如说是梦想的虚构：我对欧洲没有真实的记忆。我有的，只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一生的人对欧洲的梦想和幻觉。七岁时，我在日内瓦度过一个夏天，当时父亲在那里当工程师。同名的日内瓦泉四周，耸立着许多人家，我们的住房就坐落其中。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教堂的钟声，但并未觉得自己融入了欧洲，而是觉得自己来到了基督教的世界。我满怀惊讶和崇敬地走上欧洲街头，就像那些在烟草行业挣到钱，再拿到欧洲去挥霍的土耳其人，也像众多去欧洲寻求政治、经济避难的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但是，我可能不习惯这种高度的自由，所以，对在商店橱窗里、电影院里、人们的脸上、城市的街道上所看到的东西，我没什么记忆。那无非是第一次对想像中的未来投去的匆匆一瞥而已。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欧洲之所以有趣，仅在于它是对将来的想像。还有，它是一种威胁。
很多生活在欧洲边缘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将来都有执迷的关注。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能够在伊斯坦布尔的书商那里，发现有索列尔的历史书在出售。一百三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家俄国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到了他对欧洲的印象。他问道：“那些读报纸杂志的俄国人，还有谁对欧洲的了解不比对俄国的了解强两倍？”然后，他又半是愤怒，半是嘲讽地加上一句，“实际上，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要强十倍，我只说‘两倍’，是不想冒犯他人。”对很多生活在欧洲边缘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对欧洲倍感困惑的兴趣，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数世纪前的传统。在有些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过激言辞会冒犯他人，而另外有人却把过激言辞看成是一种自然、不可或缺的过程。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争执，孕育了一种文学。它时而乖张易怒，时而具有哲学性或讽刺性。让我最感到亲切的，正是这种文学，而不是欧洲、亚洲伟大的传统。
我们这种传统的第一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选定立场。关于欧洲的争论，在土耳其由来已久，到1996年又重新激烈起来。此时，穆斯林繁荣党已经进入联合政府。而每一轮新的争执，一开始都在试图对欧洲梦幻中的美好形象以及噩梦般的丑陋形象加以界定和抛弃。每个人，不管他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伊斯兰教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还是社会名流，在这件事情上都有话可说。而关于我们应该讨论哪一个欧洲——人道主义欧洲、种族主义欧洲、民主欧洲、基督教的欧洲、技术的欧洲、富裕的欧洲、尊重人权的欧洲，我则听到了太多警告。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厌倦了餐桌旁的宗教讨论、索性放弃信仰上帝的小孩。有一段时间，我希望忘掉我听到的一切关于该话题的内容。但是，我还是乐意和欧洲读者们一起分享某些记忆，分享那些欧洲边缘人的私密生活。以下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我们，认定自己欧洲身份的几种方式：
1.我从孩提时起，就常常在我那西化的中上产阶级家庭里听到一句话：“他们在欧洲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在起草关于捕鱼的新法律，给家里挑选新窗帘，或者在谋算你的敌人，此时只要一讲这些神秘的字眼，那么你马上就能让有关方法、颜色、风格或内容的讨论戛然而止。
2.欧洲是一个性感的天堂。与伊斯坦布尔相比的话，这种说法算是一个相当准确的猜测。我和很多书呆子同胞一样，在欧洲进口的杂志插图上，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这肯定是我对欧洲的第一，也是最深刻的印象。
3.“如果欧洲人看到这件事，他会怎样想？”这句话既表明了一种恐惧，也表明了一种愿望。我们担心，他们在看到我们与他们做事不一样时，会责备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减少监狱里的虐待事件，或者至少让人找不到虐待的痕迹。有时我们却又很高兴地向欧洲人展示，我们与他们是多么的不同。比如，我们要会见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或者，我们希望第一个枪杀教皇的人，是一个土耳其人。
4.人们说：“欧洲人总是殷勤、精致、富有教养、风度高雅。”之后，又常常会加上一句，“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提供的例子，则能反映出其民族主义愤恨的程度之深，“当巴黎的出租车司机发现我给的小费太少时……”，或者，“你不知道他们还组织了十字军东征？”
在所有这些看法中，欧洲人的形象处于一种要么全是、要么全非的位置。在我这种生活在欧洲边缘、对欧洲有着执迷兴趣的人看来，欧洲首先是一个不停改变面貌和特点的梦想。我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之前的数代人，很大程度上比欧洲人自己更炽热地相信这个梦想。这是在土耳其和欧盟谈判变得如此激烈和困难之前的事。
既然我的一生都在伊斯坦布尔跨欧洲海岸的地方度过，换句话说，是在欧洲度过的，所以在地理意义上，我很容易就认定自己是欧洲人。但是，在伊斯坦布尔，在写这篇文章时所造访过的那种书店里，惟一展现出这种身份认同的标志，就是阿尔贝·索列尔那些在上个世纪被翻译成土耳其语的书籍。人们现在是否已经不再问及《18世纪东方问题》（La question d\'Orient au Dix-huitième Siècle）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原文是用阿拉伯语出版的，我们没有人能读懂。而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始采用拉丁字母体系，是否是为了显得更加欧化？还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渐渐觉得，欧洲太令人困惑、难以捉摸，那可是我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到底怎样，我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