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曼·拉什迪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典范，其小说的夸张场景曾一度被当成他标志性的特点，该作家还曾为自己的作品设计过梦想。这些现在都和真实生活非常相似：他的小说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被禁。连英国、美国的出版商也与拉什迪及其小说一样，遭遇一片愤讨之声。在西方和东方都有游行示威。敢于进货的书商也受到了威胁。该书在公共场所被烧毁，作者的画像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还悬赏要拉什迪的人头。有人说拉什迪只有销声匿迹才能安度余生，有人说只要做一个整形手术改变身份，他就又可以安然无恙地在我们中间行走。全世界媒体一直以令人惊讶的篇幅，向我们实况追踪这次追杀的情况。比如，杀手可能会利用哪扇门哪个烟囱。但我们同时也听到了有关思想自由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说家的想像世界应该怎样被正确地加以限制。因为我们土耳其人所生活的世俗共和国，对伊斯兰教和言论自由都有严格的控制，所以我们总是心满意足地隔岸观火，看着好戏在我们的边界对面上演，怡然自得地享受着从国外新闻里看到的详细内容。
不，我并不是在说，人们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但是，与伊朗的情形一样，那些最热心卷入此事的人，往往连小说里的一个字都没读过，而且，他们实际上压根就从来不看小说。宗教事务理事会受命召开紧急会议，似乎拉什迪事件对伊斯兰历史提出了神学上的挑战。于是，从来不读小说的阿訇们，就此向从来不读小说的教徒布道。没读过这本小说的记者，向同样没读过该小说的教授们提出了神学上的问题，然后接着去编造一些极为可耻、与神学毫无关系的标题：他该杀还是不该杀？
像他的第二部小说《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一样，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印记。魔幻现实主义到现在已经引领了世界文学二十年，当然，这个派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伯雷。在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The Tin Drum）和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塑造的人物和世界不遵循物理世界的规律。这两本书都有土耳其语译本，是魔幻现实主义最出色的作品。在这些小说里，我能看到动物在说话，人可以飞翔，死人能站起来，可爱的鬼魂和精灵到处闲逛，物体可以获得生命，而且，像《撒旦诗篇》一样，自然事物会有超自然的变化。虽然，在《撒旦诗篇》里，有的人物可以和神仙、妖怪、魔鬼争吵，有的人物可以变成魔鬼或山羊，但是，小说还讲述了两个互相纠缠的故事，这使它自然而然成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在这些故事里，两个来自孟买的印度人要移居伦敦做英国人，故事就是以两个印度人所经历的事件为线索的。
吉布里尔·法里什塔是一位在孟买长大成人的影星，他在电影圈里获得了公众关注，此后因扮演印度神灵而成名。孟买和我们的伊斯坦布尔很相似，其影视业也与我们的类同。萨拉丁·恰姆恰是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像拉什迪自己一样，他被他的富商父亲送往英国的一家公学学习。（在书中有一处，叙述者将他称为“一个由印度人变过来的英国人”。）两位主人公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往伦敦的途中相遇。这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老是喜欢做文字游戏的拉什迪给飞机取名为花园）被锡克教恐怖分子劫持，而后迫降,重新起飞后在接近伦敦时消失在空中。虽然机上再无他人幸免于难，但是两位主人公却好像从天堂掉进了白雪覆盖的英国似的，安然无恙。只是像卡夫卡的格雷戈尔·萨姆沙一样，他们都变了形。音乐家萨拉丁·恰姆恰变成了一只头上长角、四肢长毛的山羊。跑在他前面的吉布里尔·法里什塔外表是老样子，但是性格却发生了变化。他像夸大狂患者一样，带着只有医疗手段才能平息的怒火，认为自己是把《古兰经》交给先知穆罕默德的那位与自己同名的大天使。两位主人公穿越英国大地走向伦敦。在小说中，伦敦化名为艾娄文·迪尤文。这个旅程本质上反映的，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向伦敦移民的故事。
两个主人公像双胞胎一样，一起出发，每次分别后，不管情况是好是坏，又能重新聚首。他们的行进没有确定的方向：一会儿和天使为伍，一会儿和魔鬼结伴。但是，就像我一贯对待魔幻现实主义的态度那样，维持我阅读兴趣的，并不是那些超自然的历险故事。小说结构由倒序、回忆、题外话和次要情节织就而成，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叙述者：他不时给读者送上一段长长的演说词。例如，对撒切尔主义政治那段很长的批判。而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些充满神话意味的语言。作者和主人公们就是使用这种语言，来描述他们早年在孟买的生活。像纳博科夫一样，拉什迪也喜欢文字游戏、中间韵、罕用词和新词。叙述者让自己和主人公们告别他们的“穆斯林青年”身份，去追求变形，摆脱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这时，一种愤怒就慢慢渗透进来。多年以后，当叙述人回到祖国时，他父亲向这个英国化的儿子谈到他对愤怒及其后果的看法时，说：“如果你是因为痛恨你的同胞而去了国外，那么你从同胞那里能得到的，也只能是痛恨。”
在霍梅尼作出裁决之后，不但《撒旦诗篇》从此被禁止翻译，拉什迪以前作品的翻译也同样遭到禁止。
在这里，我们必须请求公众，来深刻反思那些针对拉什迪的威胁。这些公众曾目睹图兰·杜尔逊（Turan Dursun）因对《古兰经》“不敬”而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