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给我带来了生动的回忆。那时我十八岁，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我们的房子则眺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我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有这本书的土耳其译本，它与康斯坦斯·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许多著名的英文译著放在一块。这个土耳其译本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它的标题就会让人强烈地联想到俄国的奇异——它的不同和力量——有一段时间，这个标题一直在呼唤我进入它的世界。
像所有的伟大小说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迅速在我身上产生了矛盾的效果：它让我感觉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但同时也让我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和其他一切都脱离了关系。当我沉浸在眼前的小说世界时，我不觉得自己孤单；因为伟大的小说总是如此，仿佛觉得最令人震惊的启示都是我自己原有的想法，而最打动我的场景和变幻莫测的幻觉仿佛也源自我个人的记忆。但这本书同时向我揭示了生活阴暗面（人们不愿谈论的事情）的支配规则，这让我感到孤独。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第一个读这本书的人。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轻声诉说着生活和人性的神秘信息，诉说无人知道的事情，并且只对我一人倾诉——这样一来，当我和父母坐下来吃晚饭时，或者当我在我学习建筑的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拥挤的走道里，努力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谈论政治时，我都会感到这本书仿佛在我体内震颤着。我明白了，从此以后，生活将永异于从前：与书中令人震惊的世界相比，我自己的生活和烦扰太过渺小，太不重要，只能退居次席。我想说，我读的这本书让我深受震撼，它会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这恰如博尔赫斯在某些地方说过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第一次发现爱情或大海——它标志着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一直觉得，我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就标志着我从此丧失了天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他其他的伟大作品中，他轻声向我诉说了怎样的秘密呢？他是否在说，我将一直渴望追求上帝或信仰，虽然我们对任何东西从来都无法永远坚信不疑？他是否在说，我们的内心都有恶魔存在，在诅咒我们感受最深的信仰？抑或是如我在那些日子里所想的，他是否在说，是五彩斑斓的深沉激情、爱恋和伟大思想让生活变成了现在的模样。而幸福不仅来自于此，而且来自于谦卑，它与上述那些浮夸的特点正好针锋相对？又或者，他是否在说，人类这种动物在希望和绝望、爱和恨、真实和想像等两极对立中来回摇摆，其速度和不确定性都超出我先前所想？还是它想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神父所表现出的那样，人们在哭泣时都可能不尽真诚；甚至到了这种时候都还想耍点花样？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激起我的无比恐惧，那正是因为他拒绝用抽象的方式表达他的智慧，而是把这些道理置于人物中来展现，以此给人一种真实感。这样，当我们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我们不知道，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正值紧要关头的俄国社会中，人们能否真的如此迅速地在对立极端中来回摇摆？我们反而会去质疑，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盘否定的情绪是否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对主人公们的精神忧患感同身受。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读，总会接二连三地有令人敬畏的发现。《卡拉马佐夫兄弟》像他所有的小说一样，其情节设计非常注重细节。一旦进入了他精心编织的故事网，我们会发现，会有点惊讶地发现，故事所发生的世界仍然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对有些读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完全成熟、形态完美之处。像福楼拜和纳博科夫这样的小说家，他们对于表现世界的色彩、对称、阴影、含蓄笑话等方面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挖掘支配世界的基本规则和结构的兴趣；对于表面和神韵的关注，也要大于对生活和世界规则的关注。读福楼拜和纳博科夫的快乐，不在于挖掘作者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在于观赏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和出色的叙述。
但我还是想说，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能算是这类作家中表达最清楚易懂、最有趣的一位，他只是其中一员而已。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来说，书中世界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尚不完满，总有欠缺。这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类似，后者同样也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深入挖掘，以理解这个世界的支配规律，并在它的内部找到一处角落，然后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是非标准来此生活。但是，我们这么做时却发现，自己已开始变成小说试图探索的那个不完满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小说抗争着，对这个仍处于变化过程中的世界所有的恐怖和不确定性，我们也开始有所察觉，并觉得要对此承担责任，仿佛我们与书本的抗争已成为为了解码自身存在意义而进行的个人抗争的一部分。因此，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们非常恐惧，他使我们看到了自身的状况，即那些规则从来就不是十分清晰明了的。
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对那些激烈问题都很着迷，比如，信仰的意义何在？相信上帝或宗教能把人引向哪里？自始至终信奉一种信仰有何意义？如何将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与社会和日常生活进行调和？所有这些问题终其一生都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要读最好趁着年轻。书中深入地反思了年少时让我们饱受折磨的痛苦、恐惧和被掩饰的欲望。而如今，令我深思的是书中的弑父行为和它带来的罪恶感，这对年轻的读者来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体验。弗洛伊德在一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文章里，强调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及其重要性。他注意到该小说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有相似之处，并指出，这三个故事之所以都如此令人震撼，就是因为弑父行为。
而后来，在理解力成熟之后，我们仍然喜欢这部小说。我第二次读这本书时，最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能以自己的方式，用本地文化和卑微的传统来抗衡神圣的现代价值观——事业、权威、战争、质问的权利和反叛的权利等。在这里，《白痴》中的各种观点都有了更充足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伊凡·卡拉马佐夫告诉我们，聪明人注定会有卑贱、负罪的下场，而愚蠢的人则会变得纯洁和坚定。第二次读这本书时，我发现，自己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去痛恨卡拉马佐夫神父，尽管他举止粗俗、打自己孩子的歪主意、沉溺于享乐、习惯于撒谎，这一切都让我忍俊不禁。他似乎就来自于我所熟悉的生活，并与这种生活非常贴近。多数伟大作家都通过写作来反对自己的信仰，或者至少在不知不觉中对其信仰进行深刻地诘难，以至于他们有时候看起来是在用写作反对信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信仰置于主人公们的冲突和精神痛苦中，使其接受最大程度的考验。人们不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能力感到惊叹：他能创造那么多性格分明、各不相同的人物，并让这些人物在读者的头脑里栩栩如生。他在细节、情调以及令人信服的深度等方面安排得非常详尽。其他作家，如狄更斯，创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我们能记住这些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奇异、可人的特别之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主人公们饱受折磨的灵魂会在我们读者身上作祟。从某种奇特的意义上讲，三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各具灵魂，读者如果要从他们中进行选择，认同他们，加以谈论和争论，那么不久后就会发现，与每个卡拉马佐夫兄弟发生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在争论人生。
我年轻时总是能够认同阿辽沙：他心地纯洁，乐于在一切人身上发现善意，并通过奋斗来了解周围一切，这些都迎合了我身上作为道德家的那一面。但是同时，就像《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一样，我内心深处却也知道，要获得这种纯洁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因此我开始明白，那个嗜好理论、嗜好书本的绝对主义者伊凡，在本质上与我更为接近。所有那些生活在贫穷的非西方国家、将说教的自我埋首于书中和思想中的愤怒青年，都与伊凡的无情冷酷有几分相似。我们在伊凡身上可以看到政治阴谋家的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研究过这些人，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继续统治俄国的还是这些人。（所谓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指为了追求伟大的理想，人们愿意走任何极端，不惜诉诸任何手段。）但是这位兄弟伊凡，仍然是一个卡拉马佐夫。他有诸多愤怒、狂热和过激行为，他对爱的渴求让自己饱受伤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还是谨慎地传达出一种美好的同情心，让他变得温柔了一些。最伟大的要属德米特里，我把他看做一个遥远的英雄，至今仍是如此。他世俗，这方面他像他的父亲；他和父亲争夺同一个女人，这使他比兄弟们看起来更为真实。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最容易被我们忘掉。我们注意到他与他父亲何其相似，但最终我们却觉得，德米特里的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大。我是说，我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感觉不到那些问题的存在。还有一位兄弟（私生子，同父异母的兄弟）让我感到害怕，他就是那个小男仆斯麦尔佳科夫。他总会让我们感到恐怖，猜想我们的父亲们可能也有另外的生活，他还会令中产阶级对穷人心生恐惧，他们担心被穷人窥探、审判、定罪。斯麦尔佳科夫在谋杀事发后，采用了简单、无情、精确的逻辑，证明一个边缘人物有时凭借机智和直觉也可以控制局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一外省的家庭故事时，正与政治、文化的恶劣状况作斗争，这是他整个一生都饱受困扰的问题。他写这本书时，曾与托尔斯泰一道被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到他去世前，公众至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写这部小说之前，他正创办一家杂志《作家日记》（The Diary of a Writer），其中收集了自己关于政治、文化、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想法、担忧以及随笔。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之前的几本小说以及自办的杂志。因为杂志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最受欢迎的文学、知识性刊物，借此他甚至挣了不少钱，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年轻时曾是一个左翼的西化自由分子，后来为泛斯拉夫主义辩护，甚至过分到了为沙皇唱赞歌的地步。沙皇在1861年解放了农奴，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候的梦想得以实现。（沙皇于1849年赦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因犯政治罪差点被执行死刑。）与沙皇家族建立的那点小小的私人关系曾令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自豪。1877至1878年，俄国—奥斯曼战争爆发，当他听说这是一场在泛斯拉夫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战争后，还亲自赶往教堂，满脸泪水地为俄国人祈祷。（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各种土耳其译本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场战争针对土耳其人所说的过激言辞常常会被删节或改动。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实。）到七十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拥有众多读者和崇拜者的来信，甚至还得到了以前对手的尊重，此时他已经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版一年之后，他即告别了人世。很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还记得，她的丈夫常常要连续爬四段楼梯去参加文学例会，费这么多力气，让他总是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可是只要他一到会场，全体立刻寂静无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极度自豪。他的肝病多次引起黄疸发作，但是仍拒绝放弃写作的快乐，这写作会持续到天亮，同时还一边抽烟一边喝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涯印证了一连串的文学奇迹，他在健康每况愈下的关头写出一部最伟大的小说，真可谓辞世前的最后一击。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像这部作品一样，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家庭纠纷，钱的问题）和他的伟大想法之间来回转换。也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像这本小说一样能抓住人的心灵。小说和管弦乐一样，是西方文明的伟大艺术。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像狭隘的伊斯兰教徒那样痛恨西方和欧洲，但又写出了至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