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两次地震，第二次地震于11月发生在玻鲁。我从书房的一端能听到撞击的声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书架都在吱吱呀呀地呻吟。当时，我躺在里屋的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眼睛盯着毫无遮盖的灯泡，它在我头顶晃荡。我的书房一定会借地震狂怒之机，对我图谋不轨，它一定会冠冕堂皇地实施这个意图——这让我害怕，这些毁灭性的暗示激怒了我。数周前，在几次余震期间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我决定要惩治我的书房。
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趁头脑出奇清醒之时，从书架上挑出二百五十本书，将其清理了事。我像一位踱步于奴隶群中的君主，要挑人出来挨鞭子，又像资本家一样，想点明哪些走卒会被解雇。我很快作出了选择。我所惩罚的，是自己的过去，以及这些书给我带来的梦幻。首先，我发现了这些书，选定，买下，将其带回家收藏，然后看书。我满怀深情地埋头苦读，同时想像着，将来某日，我再读这些书时会有怎样的感受。细细想来，这样的惩罚倒更像是一种解放。
它给予我的快乐？这个问题是谈论我的书房和书籍的上好良机。我想谈谈我的书房，但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对它流露溢美之词。这些人声称爱书，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如何与众不同，如何比你有教养而已。我也不希望像那些喜欢卖弄的爱书人，他们会跟你说，他们是如何在布拉格的偏僻街道上，在一家小小的二手书店里淘到哪些珍本。还有就是，在我生活的国家里，人们不读书算是正常，而看书的人，反而会被认为多少有些毛病。所以，对寥寥无几的少数几个人，尽管他们有着矫饰的痴迷与做作，我也愿意尊重他们。因为这些人在无聊粗野的大环境里还能读书，并建有自己的书房。讲完了这些后，现在，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说我有多爱书，而是想说我有多讨厌它们。要讲述这样的故事，最好、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去回忆我怎样以及为何要把书处理掉。
从某个角度来说，既然我们的确将自己的书房布置得使朋友只能看到我们想要他们看到的书籍，那么决定清理哪些图书就可以依据以下这个简单的方法：即，看看哪些书籍是我们想把它们彻底束之高阁或是清理掉，让朋友们根本无法看到的。从而也让他人无从得知，我们曾经对哪些一派胡言的书籍相当看重。仅仅从这点出发，我们就足以处理掉大量的书籍。从孩童时发育到青春期，从青春期变成青年，这一特定的执迷始终伴随着我们。我的哥哥就给过我一些书，说他后悔在孩提时读过它们。他还把成捆的足球杂志（像《费内巴切》）送给我，他自己对其早已失去兴趣。他这么做，可谓一石二鸟。我也用同样的办法处理掉很多土耳其小说、苏联小说、糟糕的诗集以及社会学读本，更别说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乡村文学作品，以及我像《黑书》里的激进分子一样收集的左翼小册子。我用同样的方式，把以前自己定期买下的科学书籍清理掉，还有那些我曾经不忍释卷的关于如何成功的无聊回忆录，以及各类精致的、不带插图的淫秽读物。丢弃它们之前，我曾那样惴惴不安地把他们存放在某个阴暗的角落。
我决定扔掉哪本书时，强烈的耻辱感会掩盖内心深处没有当即表露的愤懑。而我之所以感到羞耻，并非因为心里总是不安地想着我的书房里竟然会有这么一本书，如一份政治忏悔，一本蹩脚的翻译作品，一部时髦小说，一部所有诗歌都千篇一律、与其他诗歌毫无二致的诗集，我的耻辱在于，我知道自己曾经对这本书过分珍视，以至于花钱购买，还让它在我的书架上端坐多年，甚至读了其中不少内容。我并非以这本书本身为耻，而是为自己曾如此重视它而感到羞耻。
现在我们来谈真正重要的问题：我的书房不是让我心生自豪的地方，而是一个自我报复的沉闷所在。有人自豪于他们的教育，我有时也和他们一样，看到这些书会心生愉悦。我的手从这些书上掠过，还会挑几本出来品味。年轻时，我会想像自己成为作家后，在自己的作品前摆弄姿势的模样。但如今，书房却只留下令我心烦意乱的窘迫感，因为我竟然在这些书上花费了时间和金钱，还像搬运工一样费尽力气把它们运回家，然后又偷偷藏起来；最令我尴尬的是，我认识到自己竟和这些书搭上了“关系”。年岁既长，我开始丢书，我大概是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一种睿智，那种阅览过书房所有藏书的主人才会有的睿智。但是，我买书的速度永远超过弃书的速度。因此，如果把我的书房与西方富国某位博览群书的朋友的书房作个比较，那么他的藏书会比我少得多。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最迫切渴望的，不是拥有好书，而是写出好书。
作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好书。但认真阅读并不意味着眼睛与头脑慢慢而细致地掠过文字，而是要全身心地沉浸在书中。因此，我们一生中只会对少数几本书情有独钟。装潢精致的私人书房里，会藏有不少彼此争雄逐胜的书，书之间的争宠会给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平添忧郁。福楼拜说得不错：如果一个人足够认真地读上十本书，他就能成为一个圣人。大多数人通常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转而收藏书籍，以炫耀他们的书房。我所生活的国家几乎没有书和图书馆，因此，我至少还是有借口拥有自己的书房的。我书房中的一万二千卷书，敦促我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
这些书里，我真正喜爱的大约有十或十五本。我对书房没有什么细腻的感情。它就是一个概念、一些收藏来的家具、一堆灰尘和实实在在的负担，我根本就不喜欢它。而要与书房里的东西亲密起来，就像和女人相处，她们的主要美德就是总是愿意来爱我们。对于我的书，我最喜爱的一点是无论何时只要我乐意，我就可以拿起来看。
因为像害怕爱情一样害怕与书本的“关系”，所以我喜欢任何可以把书籍处理掉的借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找到了一个新借口，那是我以前从未想到的。我在年轻时买过一些作家的书，并保存下来，有时甚至还真读过，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作家”；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还读过不少其他作家的作品——最近几年中，这些人串通一气收集证据，来证明我自己的作品有多糟糕。刚开始，我很高兴他们能如此认真地对待我的作品。不过现在，我更开心，因为我有了一个比地震更好的借口，可以把他们从我的书房里清除出去。这就是我的土耳其文学作品在书架上迅速减少的原因，这些剔除的书籍，出自那些年龄在五十到七十岁之间的男性作家之手，他们愚笨、平庸、头秃顶谢、小有成就，而又早已江郎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