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刚过中午。我站在塔克西姆广场拐角。那时，还没有六车道高速公路穿过那里，它也比现在要破旧许多。我伫立在一个老旧的希腊公寓底层的小卖部门外，沉浸在内疚、恐惧与快感交织的情绪中，手里拿着一根刚从那间小卖部买来的法兰克福香肠。我大大地咬了一口。在城市的嘈杂中吃着香肠，看着无轨电车来回穿梭，购物的主妇熙攘成群，年轻人为看电影步履匆匆。我被眼前的景象触动，而此时，快乐却弃我而去。哥哥正沿着人行道走来，他已经看到了我。一靠近，我就看出他非常开心，因为他把我抓了个正着。
“看看你在干什么呀！吃法兰克福香肠吗？”他问，带着傲慢的笑意。
我低下头，偷偷地，像干坏事似的吃完了我的三明治。那晚在家里，不出我所料：哥哥用怜悯似的夸张口气把我的罪行告诉了妈妈。在外面街上吃法兰克福香肠，恰恰就是妈妈明令禁止的行为之一。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法兰克福香肠三明治在伊斯坦布尔人眼里，还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食物，只供应给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于城市的德式酒吧。60年代以后，多亏了那种轻巧的燃气炉，还有国产冰箱的降价，以及土耳其对瓶装可口可乐和雪碧开放市场，一时间“法兰克福香肠”店充斥各地，它们的供应品很快就成了国内餐品的一部分。60年代，烤肉串（döner，如今这个食物名称已在欧洲普遍流行，美国仍用其希腊名称——基肉〔gyro〕）还没有出现，法兰克福香肠就成了时尚的标志，是我们这些喜欢在街头大快朵颐的人的首选食品。透过玻璃橱窗，你可以看到黑红色的番茄酱整天都在沸腾，香肠像兴致高昂的水牛在泥浆里打滚一样，在里面翻腾，你可以挑选一根，指给拿着钳子的那人看，然后急不可待地等他做一个三明治。如果你提出要求，他还会把面包放进烤箱，抹上黑红色的番茄酱，再在香肠上放几片土豆片和半透明的腌制泡菜条，最后铺上一层芥菜叶。一些有口味偏好的人，还会再抹点蛋黄酱，过去，它被认为是俄罗斯调味品，而现在，由于冷战之故，人们又称它为美国口味。
绝大多数这类自视甚高的小卖部和三明治店，首先出现于贝尤鲁（Beyoğlu），它们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快餐饮食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其影响力扩及伊斯坦布尔其他地区，以及整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三明治烘箱出现于50年代中期；大约同一时期，面包店开始生产专门适合制作奶酪吐司三明治的面包。一旦这种三明治成为主要食品，贝尤鲁的小卖部就继而发明了汉堡。那个年代，第一批较大的三明治餐饮店总喜欢以异域的大陆、海洋或是神秘地域来命名，诸如“大西洋”“太平洋”等，店铺墙面挂着高更远东地区天堂岛的风景画，每家都供应口味不同的汉堡。这也表明，就像伊斯坦布尔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土耳其的第一批汉堡，也是东西方结合的产物。一位在贝尤鲁闲逛的年轻人，手中那些欧美西式名称的三明治里夹着的，其实就是一种肉饼，是厨房里某个裹着头巾的漂亮、自信能够满足所有年轻人胃口的女孩儿，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她那双可爱的手做的。
这也就是母亲反对的依据所在：她极其厌恶地说，这些做汉堡的肉，来自于“不知什么动物身上的哪个部位的肉”。因而，她禁止我们吃汉堡，甚至是法兰克福香肠、意大利腊肠和蒜肠，因为这些肉同样不知出自何处。我们偶尔会从报上读到，某家不符合规定的蒜肠厂接受了突袭检查，人们发现很多蒜肠里居然有马肉甚至是驴肉。坦白说，在看足球和篮球比赛时，我从足球场和体育馆外面叫卖的小贩手里买来的那种塞满了肉丸子和蒜肠的面包，是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甜的三明治。我自己对足球的兴趣，与其说是关心足球或是球队的命运，不如说是喜欢那种熙攘和赛场给我带来的感觉。排队买票的时候，卖肉丸子的小贩那里浓浓的暗蓝色烟雾，会飘到我的鼻孔里，渗进我的头发和夹克衫，直到我再也无法忍耐。于是，我和哥哥每人买一个腊肠三明治，说好回家后谁都不许泄密。那种腊肠被炭熏烤得像焦脆的肉皮，塞得半条面包里都是，还有一片洋葱。吃的时候，再喝上一杯艾兰酸奶饮料，感觉真是不错。
这种原料不明的腊肠和汉堡，不仅仅对我母亲，而且对所有中产阶级的母亲们来说，都是可怕之物。因此，小贩们叫卖蒜肠三明治的时候，总爱喊“艾佩克！艾佩克！”它指的是艾佩克奥格鲁牌蒜肠，非常有名，从不使用马肉或驴肉。自打出现了第一批小卖部，人们第一次站在它外面享受过三明治后，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人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都会被放映之前屏幕上出现的各类腊肠和法兰克福香肠公司的广告所包围，它们的产品都被用来制作三明治。至今，我还记得第一则这样的广告，它也可以算做第一部国产卡通短片：各类牛群涌入手动绞肉机的巨嘴里，每头牛都带着幸福快乐的表情，它们从天而降，对可以为人类服务感到非常愉快。但这是什么？不知怎么搞的，一头可爱的驴子，狡黠地笑着，也偷偷混进了从天而来的牛群中。驴子走进绞肉机的嘴里时，观众多少都有些不舒服。但就在它即将变成肉肠的一瞬间，一只大拳头出现在那张嘴里，一拳将其打飞。这时，一位女性的声音就会传来，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放心踏实”地购买某某品牌的蒜肠。
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喜欢站在街头吃快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手头拮据或是没有其他选择，还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恰恰是想逃避那种“放心踏实”。有些伊斯兰传统，把对食物的观点与对母亲、女人以及某些极其私密的观点交织在一起——为了抛弃这传统，拥抱现代生活，成为一名城里人——你就必须要作好准备，并且情愿吃那些食物，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是怎样、又是为什么被制造出来。因为这种心甘情愿的行为，需要执着，甚至是勇敢，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无业游民、叛逆之徒，还有那些仅仅为了猎奇，就随时准备将任何食物塞进自己嘴中的蠢人们。这群人聚集在足球场入口处，在伊斯提克拉勒（Istiklâl）大街、公立学校和大学附近，还有城市中的贫民区；他们满心高兴地发现，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饮食习惯（那感觉无异于冰箱和燃气炉等便利设备给人们带来的刺激）。1966年，土耳其—保加利亚足球比赛在加拉塔萨瑞（Galatasaray）的阿里·萨米焉（Ali Sami Yen）体育场进行。劣质露天看台的人们推推搡搡，拥挤不堪。一辆卖法兰克福肠的小贩推车起了火，火势迅速蔓延。我惊恐地看着刚刚还围在一起吃着香肠，等待比赛开始的人群，此刻就在我眼前躁动起来，从第二层跌落下来。他们在摔死的同时，还将他人压倒在地。
在脏乱、离家很远的街道上，吃那种不知道出自何人之手的食物，被看做是“摩登”和“开化”。尽管这似乎与家庭集体生活背道而驰，但我们几乎同时奉行了这一习惯，并仍能够找到办法，避免那种往往与现代化结伴而来的孤独的个人主义。70年代，对烤肉的狂热席卷了土耳其，迅速为其树立了一个新标准。在此之前，人们对肉比萨还有过类似的狂热。它还有个好听点的名字，就是阿拉伯皮塔饼（Arab pita）。二十年后，我看见一家店铺将其称为“土耳其比萨”（Turkish pizza）（至于“pide”与“pizza”是否属于同源词，这个话题改天讨论）。使肉比萨占领了整个国家的，并非伊斯坦布尔的小卖部和烤肉串餐厅，而是那些小贩大军。他们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背着熟悉亲切的椭圆形小货箱，征服了整个城市。如今，你甚至不需要去街角的小卖店来满足你的胃。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看到穿着白色围裙的肉比萨小贩。只要他揭开货箱，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暖和、令人垂涎欲滴的蒸汽，夹杂着焖得透烂的洋葱、肉馅以及红辣椒的香味。为了吓唬我们，母亲总是爱说：“那些肉比萨可不是用马肉做的，它们是用猫肉、狗肉做的！”但每当我们盯着肉比萨小贩的箱子，每个都图案各异，画着鲜艳的花朵和树枝，贴着肉比萨的图片，标着不同城市的名字，例如安特普或是阿达纳，我们立刻就投降了。
伊斯坦布尔街头食品的最美妙之处，不在于每个小贩都各有不同，叫卖着别具滋味的食品并不断追赶潮流，而在于，他们只卖自己了解并喜爱的食品。我看到有些人在大城市的街上拿出乡下食品，那是他们的母亲或妻子在家中为其烹制的，那种食品每个人都会喜欢。但吸引我的，不是能闻到他们的鹰嘴豆拌肉饭、烤肉丸子、煎贻贝、加馅蚌、阿尔巴尼亚肝的味道，而是看到他们装饰十分美丽的餐台、三轮小车，还有餐椅。如今这类人越来越少了。但他们曾经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即使是在周围挤满了喧闹人群的时候，他们的灵魂还是生活在一个妻子、母亲为其建造的“洁净”世界中。另一种反对车间生产、单一化潮流的街头食品当然要属“鱼面包”。过去，海水没有污染，鱼种丰富，价格低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博斯普鲁斯鲣鱼，你不仅可以在泊在岸边的小船上看到“鱼面包”小贩，在市中心以及足球场周围，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60年代，我儿时的一个朋友十分痴迷街头食品。他总爱咧着塞满了小吃的嘴笑，说着那句狂妄之语：“真是越脏越好吃呀！”他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内疚和罪行辩护，因为，他吃的食物，绝不是出自母亲之手。
我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街头食品时，感受最强烈的，是孤独的罪过。人们在狭窄的柜台两侧墙上挂着的镜子，使他们看起来更大一些，也使我的罪过看起来更大一些。十五六岁的时候，每当我独自去看电影，我总会看见自己站在那里，吃着汉堡，喝着艾兰，发觉自己并不俊朗气派。那时，我会感到孤独和负疚，感到自己迷失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