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前，祖父母和叔叔们、我的父母亲，以及这个大家族的其他人，共同居住在一栋石造豪宅中。后来，它被租给了一家私立小学，再后来，它就被拆毁了。我就读的小学，位于另一栋大宅之中，后来也毁于火灾。中学的时候，我们常在一座旧宅邸的花园里踢球；它也同样遭受了火灾，不久就毁坏一空，如同幼年时代许许多多的店铺和楼宇。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就是火灾与废墟的历史。自16世纪中期木质房屋开始流行起，直到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共有三百五十多年的时间——正是火灾造就了城市和它街巷的容貌（不包括那些大清真寺）。我儿时的热门话题，是谈论发生火灾的房屋地点，它总带着一丝霉运的气息。房屋的底层通常是砖石建造的，因此火灾后还会保留下来一些被烧过，但并未毁坏的墙体、底层楼梯（大理石台阶往往会被摧毁或是偷走）、瓷砖、碎玻璃、花瓶等；有的无花果树生长在这片残骸之上，孩子们在其间嬉戏。
我还不够年长到足以见证四周邻里房屋的燃烧及毁灭历程。但我见到的，是那些摧毁了最后一批木质宅邸的火灾。它们大多在午夜，在某些神秘的情形下发生。消防队到达之时，所有周围邻里的孩子和年轻人们，都会聚集在这座空屋的花园内，彼此窃窃低语，一面看着那狂怒的火焰，而他们曾经玩耍于此。
“他们烧毁了那栋美丽的宅邸。”事后，我叔叔会在家里说。
那时候，拆毁自己的旧房屋，建造新式公寓楼，向世界展示你有多富有和现代，这是违法的。于是人们就会搬出去住。等到木头由于年久失修而日渐腐朽，宅邸不再适合居住的时候，人们也会获准将其拆毁。有人为了加快这一过程，便将砖瓦撬开，任木头曝露在雨雪之中。还有更快、更大胆的选择，那就是在无人察觉的一夜之间，将其一把火烧毁。因此，一度曾有传闻说，那些火灾都是留下看管这些宅邸的园丁们干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它们在烧毁之前，被卖给了一些建筑商，是他们指使人将其烧毁的。
这些人，是我们家族所蔑视的。这些有钱人，烧掉了三代人曾经居住于此的房屋，这些房屋充满了回忆，却被他们在夜半时分，毁于一旦。而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些普通的犯罪分子所为。但我的家族，终于也做了和他们一样骇人听闻、令人倍感屈辱的事情：他们如此冷漠无情，卖掉了那栋装饰华美的三层宅邸，父亲、叔叔和祖母曾一度居住于此。最后，他们在它的地基之上，建立了丑陋不堪的公寓楼。后来，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我们搬到安卡拉。他为了使我相信，他最初并未参与这一谋划，也从未“真正”希望那座宅邸被摧毁，曾多次建议我们搬回伊斯坦布尔。而回来之后，看到旧宅邸在大铁锤之下已经变得粉碎，他静静地站在花园门口，流下了眼泪。
一如我所经历的那样，许多拥有这些宅邸的伊斯坦布尔旧家族都曾因“迁居公寓”陷入过激烈的争吵。原则上，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这些古老的房屋被摧毁，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平息家族纷争、不和，以及根深蒂固的敌意。以至于，很多家庭甚至因为财产纠纷而对簿公堂。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拆毁成为争论焦点的宅邸，在其原址上建造起簇新而丑陋的公寓楼，而当初大家却都说不喜欢公寓楼。事后，所有人又都会悲伤、难过地谈起那座已被拆毁的旧宅邸。当然，他们掩藏了内心那不可告人的愿望，渴望通过新公寓楼带来的收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此外，他们都不愿意承受良心受到谴责的悲痛，对这一可耻交易负责，而是决心把它推诿给家族的其他成员。
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很短时期内，就从一百万激增到了一千万，如果从上空望下去，你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家族冲突、贪婪、过失以及自责之情都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你会看到下面的鳞次栉比的水泥军团，就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的军队那样，一路掠劫所有宅邸、树木、花园，连动物也不放过，如此强硬、无法遏止；你会看到这支大军身后，留下的痕迹就是一条条沥青马路。这马路一步步逼近你曾经居住的地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而你曾在那里度过仿佛永恒的、天堂般的岁月。如果有谁在研究过地图或是统计数字之后，在看到这支威武之师的行进轨迹之后，还期待会有某个人物能解决家族纠纷，那就真该看看托尔斯泰，他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持有怎样的悲观态度。倘若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急剧扩张的无情城市中，那么我们生活在此的房屋、花园以及街巷，那些塑造了我们记忆和自身灵魂的墙垣，就注定会被毁灭。
对那些反对毁灭的人，倘使他们想推迟这无可避免的最终打击，等待他们的就是征收。我幼年时代，很多伊斯坦布尔狭小的奥斯曼巷道都被扫荡一空，等待扩建成大街。被征收就意味着被驱逐，意味着无家可归，毫无公平可言。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伊斯坦布尔经历了两次大的道路扩建，或者说，经历了两次征收和驱逐运动。头一次的时候，我才六七岁。我记得，1950年代，我和母亲曾惊慌失措地走在金角湾对面，置身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中。毁坏的地区，就像是战后废墟；每片空地伫立在那里，等待着它们的新生活。这生活充满了永无休止的恐惧和各种传闻。有些传闻说，某些土地主会比其他的人幸运些，能得到政府补偿；有的传闻是关于某些额外的征收，讨论土地规划图；有些传闻则说，某个强权政客想尽办法要保留某处街道，或者对规划图进行调整等等。只要看到沿着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的道路，拐向了经过村落市集的乡村小道，人们就会知道，那里一定住着某个富豪或是权贵，这条道路才因他们的居住而改道。谈论这些事情的，往往都是共乘出租车里的老女人，给人理发的年迈理发师，还有那些总是喜欢宽阔路面的出租车司机——这些人狂热地痴迷破坏，特别是后者，总是抱怨路面远不够宽畅而认为破坏还不够彻底。伊斯坦布尔的新人对城市旧貌和其文化感到恼火，他们渴望的，还不仅仅是宽敞的巴黎林荫大道，他们拒绝一切先于他们之物。因此，共和国企图抹去城市内的基督教和世界化的建筑、拜占庭乃至奥斯曼的遗迹。1970年代，国内汽车制造厂开始运营，使得中产阶级也能买得起汽车，对高速公路的需求最终预示着，过去很快就会被淹埋在水泥与沥青之下。
观察城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游客或是新到不久的外乡人，以外在的眼光，来观察其楼房、古迹、街道以及天际线。另一种是内在观察，这座城市有我们熟睡于此的房屋，有回廊、电影院以及教室，城市的各种气息、光线还有色彩构成，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对那些仅从外在来观察的人来说，一座城市也许会与下一座城市极其相似，但城市的多样回忆才是它的灵魂，它的废墟便是其最有力的证词。
在1980年代那次涉及面最广的拆迁、驱逐中，我凑巧在塔尔拉巴什大街（Tarlabaşi）漫步。推土机一路推进，一部分人围在那里观看。工程自那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每个人都逐渐习惯了，愤怒和反抗开始渐渐消逝。尽管下着绵绵细雨，墙垣还是坍塌下来，在倒地的瞬间变为灰烬。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此时，对我来说，更让我忧虑的，不是看到别人的房屋和回忆被摧毁一空，而是看到伊斯坦布尔在诸如此类的扭曲之中，改变了形貌；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与之相比，是如何的短暂和脆弱。孩子们在断壁残垣间玩闹，拾着门窗和木头碎片。此刻，我深深地明白，这些碎片代表了多少失落的记忆，在某些时刻，这记忆甚至就是我们的第二本性。
几年前，我去看过一栋空荡荡的，即将被拆毁的楼房，它是希什利塔拉基公立中学的旧址。在那儿，我曾度过了小学的最后几年和中学时光。这些相同的道路，我走了四十多年。旧学校所在之地，如今是一片停车场。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忆起在学校读书的那些岁月，还有最后一次，我在那些空荡荡教室中徘徊的情形。最初，它的毁灭像刀刃一样将我刺穿，但如今，我已对此渐渐习惯。城市的废墟有助于遗忘。开始，我们失去的是记忆，但还知道我们失去了它，并渴望唤回它。后来，我们会连忘记本身也已经忘却，城市也不再记得自己的过往。废墟会引起我们如是的哀伤，最后打开忘却之路，使他人可以在此编织新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