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奥斯曼军队在西方人面前遭受了一连串惨败，过去一直作为帝国军队的近卫军，反对按照欧洲标准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之后，国家的改革者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派遣他的新军攻打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总部，并将其夷为平地。这不仅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帝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时刻。从那时起，土耳其所有公立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被教导，要效法西方现代化，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被称为“利好运动”。在这利好运动中，鲜为人知的是，市中心有上万近卫军卷入了这场冲突，大屠杀充斥街巷、店铺，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面貌，其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
无可否认，主张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讲述的，确有其真实的一面。在过去的四百五十年里，绝大多数身居要位的近卫军都隶属于苏菲教派的比克塔西教派，他们与城中的大部分商铺主关系密切。那时近卫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全副武装在街上巡逻，扮演今天的警察和宪兵的角色，控制着各类店铺。他们气势汹汹地出现在街头巷尾，与国家改革势力形成强有力的对峙。于是，马哈茂德二世首先将他的军队派至各个咖啡馆、理发店，其店主大部分都与近卫军过从甚密。为了保护军事胜利的成果，他下令关闭了所有咖啡馆和理发店。（其做法正如同许多苏丹一样，特别是穆拉德四世〔Murad IV〕。据说后者至今仍乔装改扮，为了镇压街巷中的反叛者，夜间在城市街头逡巡。）这里，我想把这种做法与我所生活的时代做个平行比较：新共和国也同样偏爱关闭报社。直至不久以前，城市中的咖啡馆、理发店，（还有我童年时代常见的共乘出租车——多姆小巴〔dolmuşes〕，）仍然是各类消息、传闻、流言飞语、彻头彻尾的谎言、怒火中烧的传言，以及反政府情绪滋生、蔓延的地方，以此来抵制宗教领袖和政府的宣传口号，为密谋反抗政府铺平道路。同时，清真寺、教堂、市场，以及博斯普鲁斯沿岸村落的周边地区也同样会散播各种消息，起到了地方报纸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伊斯坦布尔涌现出了许多幽默杂志，这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秃鹰》（Vulture）。它们对城市的光怪陆离过分藻饰、夸张，极大地传达了那种反抗情绪。因此，我童年时代，它们在所有理发店里都极受欢迎。如今，总有电视台爱大声喧嚣，淹没了以前的那些信息渠道，并削弱了弥漫于城市咖啡馆、理发店等处的各种传言和抵制情绪的威力。毋庸惊奇，随着电视的发明，伊斯坦布尔幽默杂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迎来了它的末日，而其销量曾经几近百万。（很多年后，我走进纽约的理发店，看到等待理发的人们，手中拿的并非幽默杂志，而是人手一册《花花公子》〔Playboy〕，我并未感到有多么惊讶。）而《秃鹰》，曾是我童年时代每家理发店都有的杂志。后来人们才知道，它的所有者优素福·兹亚·奥尔塔克（Yusuf Ziya Ortaç）曾接受过一项私人基金的秘密援助。这基金属于民主党领袖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Adnan Menderes）。这类做法始于1870年代，那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hamit）为控制反对人士，将其出版物全部收购。这个传统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延续至今。
孩提时代，在理发馆等待理发时，我总是爱随手翻看《秃鹰》杂志，时不时研究一下那些国内漫画。那上面的小市民们望着商品的价签目瞪口呆。有时，我会开心地读着讽刺某些老板和秘书的笑话，或是一些小故事。故事多出自深受欢迎的幽默作家阿齐兹·内森（Aziz Nesin）之手；还有那些从西方杂志上摘录的卡通画。此外，我的耳朵还一面留心听着周围人们的谈话。当然，讨论最多的话题还是足球比赛和赌球。有些人，例如头号理发师图托，总是喜欢一面穿梭于三个顾客的椅间，一面宣扬他对拳击和赛马的看法，有时他会去玩这些玩意儿。他的理发店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维纳斯，坐落在一条小巷尽头。小巷就位于我们在尼尚塔石的家所在的那条街对面。图托是一个看上去很疲惫、白头发的阴郁男子。理发店还有两个更为年长的店主。一个是秃头，人很急躁。另一个看上去四十来岁，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稀疏胡须。我记得，他不大愿意和顾客们聊物价上涨，附近开了哪些商店，时下流行的歌星、影星或是国内民主政治等一类话题，倒是更乐意谈谈国际事件和世界形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有些地位显赫、内行、有权势的上等人光顾时，这几个理发师总会用谦卑的口吻问，“当然，我们不知道……”而一旦他们令其开口说话了，就会迅速将话题转到这些人的专业领域和强项上来。如果能够得到诸如“这值多少多少里拉”或是“那艘货轮比足球场还大”之类的答案，如果这些人告诉他们，某个著名政界要人其实权势微弱或是有过懦弱之举，理发师们要么就会像小鸟那样，嘴里发出类似“呃—呃—呃”或“咯—咯—咯”的嘀咕声，要么就会突然暂停正挨着皮肤、光滑前行的剃刀，这时理发师和顾客就会在镜子里盯着彼此，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有趣的沉默。
之后，理发师试图再次打开话匣子。他们会问，“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了？”或是“事情进展如何？”再就是“来杯茶怎么样？”，而如果在这之后，客人们还是神情严肃，一声不吭的话，理发师们就会彼此闲聊起来。他们在谈话里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一个是时运不济的倒霉蛋，另一个是受人讥讽的大活宝，第三个则最狡猾。他们喜爱彼此讽刺。例如，“马哈迈特这周又骗了图托一把”，那口气使我想起曾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某个传统皮影戏节目，主人公卡拉古兹和他那牙尖嘴利的妻子哈丝瓦特之间就有类似的争吵。客人刮完脸后，脱下护裙，一个男孩子给他梳了梳头发。客人递过来一些小费，随即离开了理发店。前脚刚走，那个费尔班克斯胡须，刚刚还极其谦卑、顺从的人，这会儿就立刻开始咒骂起这位顾客的母亲和妻子来了：如此我发现，成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狡诈虚伪，他们的愤怒总是埋藏得比我们儿童要深得多。我幼年时代的理发馆，理发师们大多使用剪刀，大剪刀不太好使时，他们总会愤怒地将其扔到一边。此外，还有梳子、棉扑（用来清扫碎头屑，以防它进到眼睛里）、古龙水、扑粉，还有为成人准备的直剃刀，以及刮胡膏、刮胡刷、白围裙等。而如今，除了一些电器设备——像吹风机——其他没有多大变化。这也提醒我们，即使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从不提及他们的传统，这些理发师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讲述着这些传统。数个世纪以来，他们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边理发边闲聊。
我们从细密画中能看出那剃刀的年代，那把直剃刀是17世纪就在使用的那种。那时，在经过艾哈迈特苏丹（Ahmet）面前时，理发行业的代表为了证明他们的技艺，会把一名理发师倒挂在展示车顶，而他依然能够娴熟完美地为客人刮脸。在那个年代，等待刮脸的客人，他的头会倚在理发师的膝盖上。这一习俗为传统的爱情故事大开方便之门。一个男子，渴望理掉他所有的头发、髭须和鬓角，仅仅是为了靠近那个漂亮的理发师学徒。我们也能在民间故事凯瑞姆和阿斯丽（Kerem and Aslı）中，看到相同的主题。陷入爱情中的人不惜拔掉自己的牙齿，只是为了亲近那漂亮的牙医。这也暗示着，理发师和牙医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其技艺也有交叠之处。理发师还做包皮环切之类的小型外科手术。有些手术在咖啡馆中进行，还有一些则是在专门场所完成。这些都使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社会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孩提时代，我最害怕理发师的，是他们就像牙医拔牙一样，能够如此技巧娴熟地从我们嘴里套出话来，并像报纸一样，将这些话迅速散播开来。
正是这样，当我坐在维纳斯理发店读着《秃鹰》时，如果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过来吧，年轻人”，我就会紧张得好像有人叫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这不仅是因为，给我收拾头发的人常常把碎头屑弄到我的脖子里，剪子也总会戳到我（我对理发店的光顾似乎总是伴随着疼痛）。我害怕，更是因为担心会泄露家族的某些秘密。我有一个叔叔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理发师们将白色的理发围裙绕过我的头围好，并牢牢系紧，就像对待一个即将被实施绞刑的人。或许，他们随后要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叔叔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呀？”我不知道。“他离开多少年了？”
“他已经走了很……久。”另一个理发师会回答道，“再也不会回来了，不，永远不会来了。他真的曾服过兵役吗？”之后，是一片沉默。我会直直地盯着眼前，就好像我是那个在服兵役前“逃离”了祖国的人。我记得，祖母曾用哽咽断续的土耳其语，哭着读叔叔少得可怜的信。但我真正担心的，是理发师会套出我的其他秘密，那些我的家庭成功隐瞒了的，而我也不愿再记起的秘密。
我第一次面对理发师时，曾经泪流满面。是否因为当时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些危险？还是说因为进理发店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自己会像今天这样大汗淋漓，仿佛对面坐着一位对我私人生活极感兴趣的记者？后来几次，我生病想理发的时候，图托，这个白头发的，面无表情的理发店主，就会把他理发的家伙塞到包里，上门来为我服务。他把报纸在桌上铺开，上面放个凳子，然后让我坐下。这样，我就可以和他的剪子保持一致高度。这个阴郁的男人抛开他那些喋喋不休的朋友，默默地待在这里。但或许我也和他一样，不大喜欢这样的间歇期。所以没多久，我又开始去他的理发店了。那时我相信了，一个理发师如果可以一言不发地给你刮脸，无法让你开口蹦出一言两语，不愿和你分享家长里短或是某些政治八卦，那他就根本不是个理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