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叠信纸前，他又开始思考那棵被凯拉诺(这也是最后一次)称为"可能性之性"的树：当一个人惊异地发现自己来到成年阶段的人口处时，生活就象这棵树一样展现在他面前。树顶天篷上的蜜蜂正在歌唱。他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她没给他看那些信了：她想独自倾听树的低语，不需要他的陪伴。因为他，让·马克，代表着这些可能性的消失，他使她生活中的可能性缩减到了一个 (虽然它是一个快乐的缩减) 。她不能告诉他有关于这些信的事，因为这样的开端(对她自已和对他来说)就是意味着她并不是真正对那些信中给她的承诺感兴趣，她已事先放弃了他给她看的那棵已被遗忘的树。他怎么能对此不满呢？毕竟，他是那个想让她听到那棵低语的树演奏出的音乐的人。她也正是按照让·马克的愿望做的。她已经服从了他。
伏在他的信纸前，他想：那低语的回音一定会陪伴着尚塔尔，即使信的奇遇已经结束。他写道，一个意料之外的原因要求他离开。他在写完这句话后，心中有了一丝疑问：这次离开是真的在意料之外吗？我不愿斤斤计较地写这些信是不是因为我早知道它们不会有结果？是不是因为我必然会离开，才会让我完全坦诚地向你倾述？
离开。是的，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但是，去哪儿呢？他考虑着。是不是可以不注明目的地呢？那会成为一个有点浪漫的秘密。或者，是不礼貌的回避？是的，他的存在必须在暗处，他不能写出他离开的理由，因为它们会暗示这个通信者的身份——比如他的职业。所以，还是说他去哪儿比较自然些。在法国的某一个城市？不。那还不足以成为中断通信的理由。他应该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纽约？墨西哥？日本？那会让人觉得不实际。最好选一个国外的，但却是附近的，比较乎常的城市。伦敦！当然，那样看起来会比较符合逻辑，比较自然。他微笑着对自己说：实际上，我也只能去伦敦。但他马上又对此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伦敦对我来说显得那么自然呢？他马上就想起了那个经常被他和尚塔尔取笑的来自伦敦的男人。那个曾给尚塔尔他的名片的好色的男人。这个英国人，这个不列颠人，他还曾被让·马克取了一个绰号，叫布列坦尼克斯，这还不坏：伦敦，一个有着色情的梦的城市。那就是他扮演的不知名的崇拜者将要去的地方。他将消失在那些放荡者，追猎者，小偷，艺术家，色情狂，性变态，纵欲者之中，那就是他将要永远消失的地方。
他越想越远：他要把"伦敦"这个词作为一种署名留在他的信中，就象他在自己和尚塔尔的交谈中留下的一种几乎看不见的痕迹。他暗暗嘲笑自己：他要保持不知名。无中性，因为游戏的规则要求他那么做。但他却仍然有一种与之相对立的渴望——种完全不应该的，不合理的，荒谬的，阴暗的，而且肯定是近乎幼稚的渴望——煽动着他不要完全保持匿名，留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隐藏一个代表署名的密码，只有一个未知的，杰出的明眼人才能识破他。当他正准备下楼把那封信放人信箱中时，他听到了刺耳的喊叫声。下了楼，他看见了他们：二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站在门铃前。他从她们身边经过，向对墙那儿的信箱走去。当他转过身时，他看见那个女人正在按他和尚塔尔的门铃。
"请问您找谁？"他上前问道。
这个女人告诉他一个名字。
"那就是我！"
她向后退了一步，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看着他："就是你！啊，很高兴遇见你！我是尚塔尔丈夫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