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在小说中写到自己。所谓的私小说不适合我的气质。把这些素材用于虚构的世界，我觉得可以强调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感情。我认为这是小说的正道。我并不想否定占有一席之地的私小说，只是认为它与自己的道路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过两三篇类似私小说的作品，但结果还是印证了以上的看法。
不过，也并非作不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脚印。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在公司来说，已经是退休年龄了。实际上，我看过报社等处退休后的人们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简短的回忆，便也动了念头想写写看。不是写小说，而是出于对自己的问候。
迄今为止，人家劝说我写写这类自传的东西，已有两三次了。但我总没有心思，理由是还为时尚早，可是一过了五十五岁，心情就有所改变。这时，《文艺春秋》社劝我动笔。我终于拿起了笔，但连载结束以后，翻过来读一读，还是不满意。后悔这不算写作。我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是多么乏昧呀！真是一成不变。为了合订成书，我把连载的稿件拿起来看了看，最后只是做了一些删节。
在连载的过程中，编辑部要我一直写到当了小说家以后。我拒绝了。理由有两个，其一，因为我开始就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因此，不会谈什么所谓的文学进修；其二，在以写小说为生之前，我的人生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以后的十二三年仅仅是一小部分。我在文坛上交游不多，所以也写不出来与哪位作家熟识，或者了解某某作家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读者感到没有趣味。而且，过于接近现实，极不成熟，所以即便真的要写，也想放在十年以后再说。如果活不到那时候，那就不写而终吧。
不过，本书在这里结束，也会使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觉。因此，作为与目前的生活相连接的部分，想简单加一点以后的事情。
——如前面写到的，我的志向不是写小说。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多少有过这种念头，这是那种年龄的人谁都会有的，是不足为道的。后来被生活所迫，不是那个样子了。我认为，支撑起一家是艰难的劳动，我为全家生活的安定而工作。但是，我喜欢读书。
大概是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时吧，《朝日周刊》以“百万人小说”的名义举办了一次一般性的有奖小说征文。一等奖为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奖金。什么文学，什么小说，与我这个没有野心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天，我因事去翻看百科辞典，《西乡钞票》这一条目映入眼帘。我随便读着，从这个条目的解说中浮现出一个空想。我觉得那个空想就象是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我觉得它能成为小说。
那时候，我还是九州小仓市《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广告部的雇员，每天的工作是画广告的原版画。就象本书中已写到的，我的扫帚生意的副业已经罢手，因为通货膨胀，正苦于如何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我如果中了三等奖（奖金十万元）……这幻想也曾产生过。为了逃避生活上的痛苦，我决定把浮现在脑子中的空想尝试着写成小说。我决定写作时，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二十天了。
那时，我还没有自来水笔，就买来铅笔和纸张很低劣的本子，开始在家里或在报社里抽空写初稿。上下班时，我的西服口袋里总是装着本子和铅笔。每天在报社勉勉强强能写一两张稿纸，有时只能写五六行字。
我对自己的小说没有把握，便约请报社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同事到外面，在电灯厂堆放灯泡的地方坐下来，把我正在写作中的文章念给他听。那位同事开始时还说有点意思，但因为我屡次带他出去，不久他就不耐烦了。然而我却从中产生了兴趣，并从现实的痛苦中得以逃脱出来。
一天，我从报社回家，在路口将珍贵的铅笔从口袋中丢失了。那时，我是穿着军靴往返于捷径的铁路线的，发觉丢了笔，马上回过头去找，可怎么也没有找回来。铁路上铺满了石子，小小的、笔杆很细的铅笔混在那里面，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我一边注意着往返的火车，一边猫着腰，趴在石子上，瞪着一双近视眼找了一个小时。直到后来天黑了，我才死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又去找，还是没有找到。铅笔，我再没有去买。
以后，我用了报社的3B铅笔，可它的笔芯太软，不适合在本子上写，一用马上就秃了，还必须携带着小刀。往稿纸上抄写时，是在家里用沾水笔写的。因为要在下班后干，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很晚。
《西乡钞票》这篇小说得了三等奖。后来我听说本来再稍稍向上提一点也可以，但因为作者是报社里的人，编辑部就这样定了。虽说是三等奖，还特别在《朝日周刊增刊》上发表了，并作为那一期的直木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得来的十万元奖金用作生活费用，但我不记得花到哪里去了。
第一篇小说成了直木奖候选作品，这使我产生了野心。那时，我把刊载我小说的杂志送给编辑《三田文学》的木木高万郎先生，他问我还准备写点什么。我送去两次稿件，都发表了。后来，《某<小仓日记>传》获芥川文学奖。写《某<小仓日记>传》的初稿，是在夏天。我们住在六叠、四叠半、三叠的原兵器厂的职工住宅，妻子和五个孩子一起睡在旁边的蚊帐中。再旁边的一间里，年迈的父母发出呼呼的鼾声。我边用茶色团扇驱赶着蚊子，边写着稿子。有时，还到黑暗的厨房去喝水。
在那之前，我的小说在《朝日周刊》获奖后，经报社企业部一个职员的介绍，我时常去若松市的火野苇平那里。火野乘飞机来往于东京和若松之间，我每次去火野家，那里总是挤满了北九州的文学爱好者。恕我直言，那是一帮跑前跑后拍马捧场的人。因此，我很少能同火野说上话。而且，那些人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总是报以白眼，（也许是我的错觉），我于是疏远了火野。但火野很热情，还曾向出版社推荐过我的小说。
许久以后，我曾与火野一起参加过《文艺春秋》的年终文士剧，火野看着我，发出忠告：“这一阵你象是写得太多了，不控制一下对身体不好啊！”此后不久，火野就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死在工作间里。
由于这个原因，与地方的《九州文学》相比，我因奇妙的机缘成为《三田文学》的同人，但这也没有多长时间。木木卸任以后，我也不再是同人。归根结底，我在哪里都不过是外人而已。
获得芥川奖一年之后，我调到东京本社工作。在《文艺春秋》上获奖后，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仅仅是《战国权谋》和《菊花枕》。调动工作是我一再提出的要求，报社好意地同意了。
在东京，有半年左右我是单身赴任，住在本书中已出现过的父亲的弟弟家，我的这位叔父一年前已经去世了，婶婶还健在。我一下子有了四个堂妹。
那是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东京刚开始建造公寓，肯出租的房屋极少。我下班以后跑遍房屋公司，人家一听说有八口人，便立即予以拒绝。有半年时间没从九州叫来家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好不容易我才看好了练马区关町一丁目的一套有三间四叠半的房子。
我去东京车站接家属，母亲很衰弱，在过天桥时上上下下几次用嘴大口喘气，不得不休息一下再走。她的腰也弯了。从那时起，视力也开始减退。
父亲身体很好，到他死去的弟兄家里时，他含着热泪感谢大家的帮助。
父亲到哪儿都是乐天派，而母亲悲观的性格到死也没有改变。“我是受苦的命，”从我小时候就常听她这么说。她的确是倒霉的命。母亲来到关町的家里，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去世前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一步也不能出去。在榻榻米上，她用手试着摸着爬，那样子与祖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下烟袋和火柴。当死期降临的时候，她的脑子已糊涂了，装好大烟袋，便把点完烟的还燃烧着的火柴头，放在自己枕旁肮脏的隔扇纸上。父亲发现后，大吼一声：“着火了！”把火说成Huvva是伯奢的方言。我正在一旁写稿子，赶忙跑过去，只见隔扇下一团火焰已经烧起来了。母亲在火旁，悠闲地叼着烟袋。真危险！好在只烧了一个隔扇。
母亲临死前，打了一夜呼噜。这也同祖母临终前一模一样。母亲以前常说“媳妇象婆婆”，果然如此。
父亲在母亲故去之后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与母亲直到临死，关系还是不好。尽管如此，在母亲死后，他似乎也很寂寞，腿脚也不听使唤了，但还是穿着软底的鞋子到附近转转。父亲是我们搬到滨田山以后去世的。那时我的大女儿马上就要出嫁，父亲却没能看到。其实，就是有力气，他又能有多少视力呢？临死前半年左右，他的瞳孔完全变成灰色的了，使人看了觉得难受。
松本清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