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驻小仓的美国兵频繁调动。因为有禁止外出的命令，所以在街上看不到军人。
自从这里成了占领军的营地后，城南很快增添了拉客的妓院，妓院周围云集着出租三轮车。美国兵的调动一定是乘夜间的火车，不让市民们看到，只是作为一些传闻，什么昨天夜里大部队好象换防了，什么后续部队到来啦，等等。这些传闻，大多是从在营地里做工的日本劳工嘴里传出来的。
黑原的美军补给厂，原封不动使用过去陆军补给厂的建筑，大小有二万坪左右。周围拉上了美国式的铁丝网，探照灯从高台上照射着四个角落和中央。
我家就在黑原兵营的旁边，前边也写过了，那里是兵器厂的职工住宅，与补给厂紧挨着。有浴池，也有菜店、干菜店、鱼店等等。
我去《朝日新闻》社上班，走的是另一条路，所以很少到营地旁边去，但有时也路过。补给厂的里面有一条道相通，一直连到公路上。隔着铁丝网所见到的景象，与美军刚进驻时没有任何改变。暗绿色的吉普车和卡车群，可口可乐的空瓶堆成的小山。里面，有身穿军装徘徊着的美军……那时，我没怎么见到黑人士兵。
到了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六月，美军在朝鲜的境况转为不利。报纸上报道说，美军放弃了大田机场，向前线投入了两个师团的步兵部队。由于北朝鲜的挺进，美军后退到大田、釜山一线。
我觉得，其实是美军太弱，北朝鲜的军队并不很强大。一到报社，就在那里互相争夺校样看。编辑系统的动向很不稳定。
美军的师长戴因少将去向不明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也是在那个时候。戴因家在户大田的安川，过去是煤炭暴发户的宅邸。
记者福留，毕业于青山学院，英语很好，负责占领军方面的报道。有一次，他到楼下来说，戴因恐怕是当了俘虏被杀了吧等等。
我过去工作过的小印刷所店主的哥哥，在印刷所倒闭以后，换了很多职业，到那时当上了三轮车夫。干这一行好象攒了不少钱，后来可能是看到拉客能挣钱，便修缮了房屋，又弄来三个年轻的女孩子。他过去在大分县的农村做过细木工，心灵手巧的。
他的妻子到小仓后，大约过了三年就病死了。后来，他娶了一个招揽顾客出身的女人为继室。这正好适合他的新生意。也就是说，老婆经营拉客的妓院，丈夫在外拉车，带来男人。
我有时到他那里去玩，他的妻子被穿得花里花哨的女孩子们叫作“妈妈”。她在过去的职业中，也被人叫“妈妈”，这是美国的流派。她这样被人称呼好象很满足，士兵们与女人们熟识之后，差不多总是那些人来。但是，战争开始后，“顾客”就频繁地更换起来。美军的调动非常之快。
开始的时候，士兵们说去打仗就是为了钱，回来休假时，兴高采烈的，但美军战局失利后，只要一提起朝鲜，他们就耸起肩头，露出忧郁的神情。这些士兵再没有第二次露过面。在妓院这个小小的世界中，也可以实际感受到美军在朝鲜的败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黑人士兵在兵营中增多了。有时看到一连串的大型卡车，载着士兵们开走了，身穿作战服的士兵全部是黑人士兵。
由美军引起的与市民发生摩擦的事故也增加了。
这些，报纸上是决不会刊登的，在城郊的兵营旁，曾经发生过黑人士兵杀死一家日本人的事件。拂晓时，那个黑人士兵醉熏熏地回到营房附近，对在外面搧着炭炉的妇女调情。那是夏天，主妇只穿了一件衬裙。听到喊声，那女人的丈夫和该子们从家里跑出来，那个黑人士兵昏了头，竟用佩戴的大折刀杀了那女人，杀了她丈夫，还杀了两个男孩。只有一个孩子，不知是哥哥还是弟弟逃了出来，才得以幸存。
类似的事情都是在口头流传，市民们半信半疑。因此，也不那么特别警惕美国兵。这些事情朝鲜战争以前从没有听到过。黑人士兵是上前线的主要兵力。如果一支部队从城郊的营地出发了，不知来自何方的补充部队就会到来。他们呆上几天后，又匆匆忙忙出发，接着又来了替换部队。那时，美军的前线已被压到朝鲜最南边，替换部队的命运大多是被派到那里。黑人士兵们完全明白自己已被逼到死地，差不多已经自暴自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美军的司令官、宪兵队长、小仓市长、警察署长却都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至少小仓的市民们是这样看的。
比这种稳稳当当的状态更甚一步的，是六月十二日开始的祗园会。
祗园会是小仓的拿手好戏。一临近这个节日，街上到处响着鼓声。装着大鼓的人拉彩车行进，是小仓祗园的纪念活动，还曾有个名字叫大鼓节。为了敲这个大鼓，街上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出风头。少年们在节日到来的五天之前，就半是练习似地敲起放在街上的大鼓。每年小仓的市民都这样认为，大鼓一响，祗园会就来到啦！
黑原离市中心很远，所以只能在远处遥听那些鼓声。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大约在八点钟离开了报社。我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因为下象棋回去迟了。
从报社到我家，沿着铁路线走是径直路线，所以我总是往返于那条铁路线。晚上从那里走有危险，我就乘电车回去。下车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三郎丸，从车站到我家有一点五公里，这条路的旁边挨着美军补给厂的后身，住家稀少，一到晚上九点来钟，即使在夏天人们也早早关紧门户，外面看不到什么灯光。在田地的对面，散布着农户。
我想，我路过那里是九点过后，丝毫没有与往日不同的迹象。路上有个小坡，下坡的地方是聋哑学校。再往里是补给厂的厂界，当时在那里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士兵。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很快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总觉得外面人声纷扰。街坊邻居们每个人都露出不安的神情，悄悄地在议论着什么，警察仍在四周来回巡视。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昨天晚上，就在离这里很近的兵营中，黑人士兵集体逃跑，闯到民宅和附近的民户，发生了暴行。据邻居说，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黑人士兵闯入店铺，白白喝了那里的酒，还把架子上放的威士忌偷偷带走了。还说，有的人家丈夫挨了拖把的痛打，有的人家主妇遭到了强奸。
住宅区的东边就是足立山，山脚下散布着农家、商店和住宅区。黑人士兵大概认为在营地旁边会被捉住，于是闯入到很远的住家，听说昨天夜里，手枪射击着，有时打照明弹，就如同巷战一般。听偶然路过那里的上班的人说，宪兵守在道路上，说不许通过那里。有好几辆侧面装着机关枪的吉普车飞驰而过。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黑人士兵是从滨松方面调过来的一伙人，在黑原营地住了两夜，第二天马上就要出发去朝鲜。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从兵营院子通向外边道路的阴沟中的大缸管里，爬出去逃走了。缸管在铁丝网的下面。
我每次经过这里时，也看到过这些缸管。不仅是黑人士兵，其他士兵也经常在深夜跑出来，到女人家去过夜，第二天天没亮时再穿过缸管回到营地。我夜里走在路上，时常遇到这样的士兵。黑人士兵逃走时就利用了缸管。不知什么原因，卫兵也不去注意警戒缸管，大概卫兵们同逃跑的士兵串通一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的吧！
我不清楚逃走的黑人士兵的人数，听说有二百人左右。他们手持卡宾枪，携带着手榴弹，全副武装。他们都是要好的同伴，在各个地方胡作非为。
听到这个紧急情况，宪兵从市内赶来了，因为对方有武器，光凭宪兵也对付不了他们。于是，出动了镇压部队，“战斗”马上结束了。那些逃兵在机关炮、机关枪的袭击下，束手无策。来镇压的部队一边打着照明弹，一边开着吉普，追击那些在机关枪射程内的黑人士兵，把他们赶进营地。
然而，还有一百名士兵逃进了足立山。数字可能没有那么多，却使山麓一带的居民惊恐不安。搜查队开始搜山，他们占据山脚的要地，企图逮捕下山来的逃兵。逃走的黑人士兵没有带粮食，不可能在山里彷徨几天。
日本的警察得知此事，是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的下午九点。警察署长召集全署人员，中断了从市内到城外的全城交通。报社用广播车向市民报告着危险，警告他们要关严门户。这是日本方面的警察所能采取的最大措施，不允许他们参加占领军的镇压活动。
当然，警察的广播车也不能广播说占领军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他们的态度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态度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市民的紧迫和不安。广播车只是要人们关好门户、不要外出。
这个事件结束后，市民受害的情报汇集到小仓警察署，仅此项就大约有八十起，都是暴力行为、抢劫、威吓。没有告发的强奸妇女的事件数字不明。
那是镇压时发生的事件，听说逃兵所在的二十五师的M准将表示，责任在他身上，他要亲自去说服叛逃士兵，就乘上吉普车出去了。前来镇压的部队大约有两个中队，除了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外，还有装载着二十厘米机关炮的装甲车。
但是，尽管发生了骚动，市民在报纸上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兵营的司令官说：
“这次，一部分占领军士兵给市民添了麻烦，非常遗憾。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对美军抱有恶感，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报纸上只发表了司令官这个既不象道歉、又不象声明的东西，而且还只是在北九州地区的报纸上刊登了，除此之外，一切情况都不允许在报刊上发表。
那是后话了，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我到东京去时，问过东京的人。这件事，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由于占领军的命令，报道只限于北九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出事的地方当时总不能佯装不知，所以只能象如前所述的那样漠然地发表消息。以这次骚乱为动机，我开始对占领时代日本人不曾了解的那些方面发生兴趣。
虽说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时而也有这类变化，但它与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关系，就象过往观看的风景一样。它既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也没有被卷进去。
无聊的每一天，依然持续着。我依然搞些印刷所的副业，有时也画有赏金的广告画。
我还是穿着军靴，往返于铁路线。走在这条石子路上，不穿军靴是耐不住的。我原来曾有一双普通的鞋子，因为买不起替换的鞋，结果脚后跟破烂不堪，已经不成形了。那双鞋是比着自己的脚买的，不过是便宜货，它越穿越大，最后终于一走路，就跟不上脚了。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朋友评论说简直就象神官穿的木屐。
在铁路线旁长满野草的道路上，有煤窑，有铁桥，有简陋的房屋，也有猪圈，那就是当时我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