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关开来的列车终于停了下来。抵达佐贺县的神崎车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在车上我一点也没有睡觉，在混乱的车厢里简直不能动弹。
下到站台时，我沉浸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解放感中。这不是由于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军队，也不是由于从连厕所也去不成的火车上下来了的缘故。现在，只是我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走二里路，回到有双亲和妻子的家里，也可以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我的自由。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念头呢？
由于我是个独生子，父母从小就异乎寻常地束缚住了我，那是令人窒息的生括。我不知多么羡慕那些可以一个人自由行动的朋友们。没有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吧！
从前在久留米接受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时，父亲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一度离开军队回到小仓时，父亲也象牢牢地守住我似的来迎接。在列车上，有五六个与我同一个连队的人，没有家人来迎接他们。这些人就象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一样，在车内大声喧哗，列车员一来，就故意讲军事用语，戏谑着他们。我悄悄坐在年迈的父亲旁边，非常羡慕这些独往独来的人们。记得我常常诅咒父亲对我过分的溺爱。
但是，想来年迈的双亲只有依靠我这个独生子。我在朝鲜井邑时，父亲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在地图上找了找，井邑离釜山象是不远。釜山从下关乘上渡船，只需睡一个晚上，第二天白天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去井邑看看。”
这是不掺假话的爱情。
然而，从物质到精神，我是没有自由的。因此，我离开家庭两年的军队生活，感到了一种自由。军队生活虽然极为乏味，可仅有的那种自由，却给了我一种生存的意义。
我不单有父母，还有了妻子、儿女。我的自由越来越被封闭了。逃脱的缝隙被关闭了。打着绑腿的鞋带动着我的身体，到那个家庭去。逃跑的空想，随着我踏上乡间的道路，一点点地消失了。
神崎的城镇位于佐贺平原之中。通过狭窄的街道，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沿着这条河，道路伸展到了长满野漆树的平原。山在远处，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有几条沟。小径上，白色翘膀的喜鹊跳着，一会儿又飞到高高的野漆树上。
这种鸟，过去在汉城的医务室前多次见过，在佐贺地方，叫褐鸦，与普通的鸦叫声不同。走过一里沿河的堤坝路，田园中出现了一处村落。那是妻子出生的村庄。
我背着用毯子作的背袋，站在妻子娘家的农家门口，个子高高的岳母吃了一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睁大眼睛问，说要是打个电报，便可以到车站去接。接着，她叫来了我妻子的兄嫂。
我的父母和妻子在他们的帮助下，借住到邻村的房子里，这些，我从南朝鲜收到的信中已经知道了。岳母他们要带我去那里，我谢绝后，自己又将沉重的行李扛到肩上。
道路曲曲弯弯，转回到河边，过了一座小桥。这一带我来过几次，可来这个村子还是第一次。小桥的附近，住着十来户农家。不管哪一家，屋檐下都堆了许多稻草。
走下桥来到路上，有一座寺庙。五六个小学生走了过来。我停住步，问有没有叫淑子的学生。这是我的大女儿的名字，该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那个学生也是个女孩子。
她回答了一句，抬起眼睛死盯着我看。在佐贺话中，意思是“有”。我来到学校，这里已经放学了，没有孩子。
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农舍，不规则地聚在一起。离开道路，房子与房子之间隔着农田。在那些小块的农田中，我妻子穿着裙裤，正在挥动着锄头。她看到我后，一时没有说话，以迷惘的神情注视着我，接着脸涨得通红，眼泪落了下来。
这家农户房子相当大，但却破烂不堪。父母也跑了出来，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女也一起出来了。父亲满脸皱纹，母亲用袖子掩住脸在抽泣。两个人都完全老了。
我不认识的一男一女马上退了同去，接着，我不记得见过的小男孩拖拖拉拉地出来了。我很快就知道，这对夫妇和孩子是与我家人同住的人。我原以为家属是借了一所房子，现在才知道，房主的亲戚，从釜山撤同来，因为也没有住的地方，便作为同居人住了进来。
母亲告诉那些人们我回来了的事情，“这下可放心了！”她一个劲地说着。
从母亲说的“这下可放心了”的话中，我觉得已体会到一切情况。父母到这里依靠我妻子的娘家，在这种不习惯的生活中过得怎样呢？在众多的庄稼人中，一个连锄头也没有握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啊！母亲的这一句话，好象使我明白了一切。
母亲说“这下可放心了”，这话我并不是初次听到。很早以前，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打架，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恰好伯母来了。
“哎，姐姐，这孩子也总算有了份工作，我也放了一半心啦！”母亲对伯母这样说过。
母亲是个勤快人，目不识丁，与其说她要强，不如说是狷介，遇事不肯妥协。那还是母亲拉露天货车的时候，在祀祭的地方，曾与当地的江湖商人吵闹起来。为了占地盘，那家江湖商店的老板命令说：“老太婆，你到那边去！”母亲大声回骂道：“什么老太婆？”她气势汹汹的样子，真把对方镇住了。关于这些，父亲也常常提起。
我入伍后，父母曾寄住在叫饭冢的煤矿街母亲的一个姐姐家。也就是说，我的妻子儿女住在妻子佐贺的娘家，而父母则住在姨母夫妇家中，各过各的。但是，母亲在给妹妹夫妇添麻烦的时候，又开始与他们吵闹，不久离开了那里，转到佐贺我妻子的住处。
这所旧的农家房虽然很大，但光是我家就有七口人，只好用隔扇隔开，另一边是个五口之家。我们这边连七个人睡的地方都没有。那时我那四岁左右的二儿子，从隔扇的洞里窥视另一边的孩子。二儿子的口音就象是出生在这里似的，一口地道佐贺话。
这一带，灌满水的渠道纵横交错，野漆树一排排的，是一片美丽的田园。但是，我却觉得我刚从部队回来，就立即跳入了人间地狱之中。
乘火车去小仓，大概是在家里安定下来的第三天吧！在这样的乡下，我很担心自己会失掉职业，甚至不能踏实下来休息。
来到分别两年的报社，才知道我是最早从外地回来的。报社内增加了不认识的年轻妇女，都是战争期间雇用来的，用来补充男职员走后的空缺。
部长接受了我的问候，“回来啦，不错呀！”
他将长脖子点了点。仅此而已。恐怕这位部长过去就对我没有好感。象我这样描图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是一种被疏远者。
三个过去一起工作的人，一个在部队还没回来，比我大两岁的T说：
“以后的工作可不好办，没有纸呀。”
他半是漫不经心，半是不放心地说。
实际上，报纸只是一张对开型。要说广告，都是排的铅字，没有象凸版的东西。从前报纸被东京、大阪来的大广告占领，所以如今地方版的广告也没有进去的余地。就是有，至多是向导广告，不需要我份内的版头面或手写文字。
T对我说，“这会儿来了也没事，还是先休息休息吧。”
说实话，比起回佐贺的家，我倒喜欢独自呆在小仓悠闲自得。因为没有事做，倒成了真正的休息。而我比什么都更需要我个人的自由。回到那个可以称作是人间地狱的佐贺的农户家，真是郁闷之极。
但是，过去我借住的小仓的房子已经被别人住进去了，既没有租公寓的，也没有租借房子的。报社的宿舍又一直让当兵走了的家属住着，这条路也堵死了。我在朋友家住了三天，那里也不是久留之地。第一，没有粮食。他们请我吃煮甘薯汁，不知心里有多别扭。其次，我有义务尽快把家属从佐贺的农舍中解救出来。与我家同居的房主那家亲戚，很想独自一家在那房里过日子。那家主妇象故意让我听见似的，对父亲说：“您儿子从部队回来，这下我们也放心了。”但是，在小仓借不到房子。市内不论什么地方，房子都被人占满了。
不久，我从印刷所的人们那里听到一个好消息。
“在黑原的那家兵工厂的职工宿舍，现在空了很多。那里说不定能借到房子。”
黑原位于从市内到靠近足立山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
因为是为兵工厂职工建造的宿舍。数量很多，象排列着的火柴盒，两大排房子共有一百来套。看看房子里面，规格为六叠、四叠半、三叠大小，还有一个小院子。不过，东京来的职工撤走后，那些房子荒芜下来，地板、天花板都被剥走了。大概都拿它做了冬天的燃料。这副样子，是住不进去人的。
但是，其中还有些稍好一点的房子，略加修复，总还可以凑合。宿舍街最中间有浴池和管理人的家。我不敢有什么奢望，立即去见管理人，请求借住。他说，如果是《朝日新闻》社的社员，还可以同意。社会上不少人只认牌子的大小。
宿舍里有继续留在兵工厂的职工和后来住进来的人，大约占三分之二。管理人员是个残废军人，少了一只手。他说要是早点提就好了。新来的住户不断增加着。确实如他所说，假如再耽搁一点时间，肯定连那里也住不进去了。
我返回佐贺，把此事告诉家人，他们这才放下心。没有比住在乡下一没田二没地的城镇人更凄惨的了。尽管我的妻子就生在邻村，也变成了外来者，屡受白眼，简直就象是村子的寄生虫。她每天回父母家和兄弟的田里当帮手，拿来一点点米、豆子和薯类。
当下决定，先只把铺盖送到小仓，我一个人在新租借的房子里先住下。我便回到了职工宿舍。我打算打扫一下，上街去买东西，可市面上没有一把扫帚。小仓的商业街叫鱼街，不管到街上哪个商店，都不卖扫帚。
首先上市的商品是食品，贵得令人瞠目。由于通货膨胀，那时我的日薪涨到三千元左右。
晚秋时节，我在被子上压上大衣睡下，天亮时感到很冷，把我给冻醒了。走廊的玻璃窗本应关着，现在却开了一半。我觉得奇怪，往被子上一看，发现昨晚盖着的大衣被人偷走了。我独身一人，没有任何家具什物，这件大衣还是当兵以前求熟识的服装店做的，质量算是比较好的。那个小偷肯定会把那件大衣马上换了大米和薯类的。
城镇里的人把衣服拿到农户，用以交换粮食，这在佐贺的农村是常见的。老百姓偷偷摸摸地把来访者带到家里，把自己藏起来的粮食交给他们。但是，不管人们多善良，对没有交换物品的我们家，也是不给米的。
那是第二次从小仓回佐贺的时候，我走过河边的路，来到桥头时，看到十来户农家，家家都在编稻草扫帚。比起竹把子的长扫帚，手扫帚居多，他们把这些堆放在房间中。我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第一次路过这个村庄时农户的房檐下堆着稻草的理由。
我从小仓同来时，买了两把扫帚。我想到小仓的街上没有扫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把它卖给小仓的商人怎么样？
报社里还是没有我的工作。
“你要是有空，能不能帮帮排版的忙呢？”
鼻子高高的部长过来说。
排版，是把从代理店来的稿件送到工厂，在工厂进行的工作。这工作原已有人负责，无须我去帮忙。而我，就是这样不得这位部长的赏识。
还在我没有去军队的时候，这位部长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寿司店里喝酒。
那时，寿司店的生意已经不能自主，但应胡乱掏钱的部长的要求，还是特别拿出了饭团。听说，似乎端来了厚厚的金枪鱼的脂肪部分，还有卷着一条海鳗鱼的。自然，是很高的黑市价格。这样的“特权阶级”，与我是没有缘分的。有一个次长受到部长的冷遇，对他很反感，没有被部长看中的人都跟随他，部里分为两派。但是，现在部长的努力是压倒多数的。我没得到部长的赏识，也没有受到其对立面次长派的邀请。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谁都不放在眼里。
没有工作，加上部里的这种情况，我复员后的心情越来越灰暗。我觉得一点儿不动脑子，象马一样干活的士兵还算好。报纸什么时候能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连点征兆也不见。我每天去上班都没有工作，继续过着黯淡的生活。
一天午休，我拿着从佐贺带同来的小扫帚来到市场杂货店的门口。我让人看了看那把扫帚，问能不能卖给他们。店里的老板看了一眼，问了价钱。我说这是从生产店里直接买来的，在价钱上加了两成。老板第二次回话说，有多少都可以送来。我没有明确身份。不过，那时的店，只要有货，并不过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我肩负着通货膨胀中七口之家沉重的生活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