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底，我有了一个转机。印刷所的店主去世了。作为一家顶粱柱的店主倒下后，印刷所也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随着战争的进展，纸张的供应紧张起来，企业合并甚至也涉及到印刷所。店主死后，他家只剩下已被叫去当兵的长子和初中生的次子。
我考虑趁此机会辞去工匠。所幸的是，我的工在家里也可以做。也就是说，如果各印刷店来订原版品，我可以独立营业。不过说是这么说，独立营业也有难处。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能这样订货的印刷店为数不多。而且开办所谓原版画店的人之多，简直没有我进去的余地。
我犹豫不决，如果别人不来订货，那就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或许也是因为印刷店的工作不那么忙了，我便早点回家，慢慢准备着绘外来的原版画，就算是搞副业吧。这样，如果前景有望，我就准备下狠心辞去印刷店的工作，我之所以这样慎重，还是因为担心家庭的生活。那时，我已经结婚，双亲年老力衰，不能再继续做鱼贩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朝日新闻》见报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二月一日，《朝日新闻》将在小仓创办西部分社，并将在那里发行报纸。我想，既是要在小仓出报纸，那么就一定会在本地上征集新闻广告。作广告，自然需要图案设计。如果在本地录用画原版画的人，这对我可是个机会。
不过，《朝日新闻》的牌子实在是太大了，不知道会不会录用象我这样的人，首先，上面并没有登出招人通告，我不知求谁好，又没有这个路子。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
我直接给报纸上登出来的分社社长H氏写了一封信。对我来说，除了这样做便再没有其他办法。
过了四五天，印有《朝日新闻》字样的信封来了。我一边推测着多半是拒绝我吧，一边拆开信封，只见上面用铅字写着：关于来信所淡之事，请到本社营业部广告股K氏处面谈。并附言：如有作品，请带来样子。我对这封出乎预料的回信很是高兴。
但我还是有些不安。到底能不能录用，带去的样子能不能使对方满意呢？直到去的那天，我画了好几张新广告图案，穿上唯一的一件西服，前去拜访位于小仓东头砂津的报社。
那是刚刚落成的新社址，圆型的建筑后面连接着方型的工厂，建筑是乳白色的，非常漂亮。我畏畏缩缩地推开大门，这座建筑大都是玻璃。进去后，就象在室外一样明亮。我向门卫说明了来意，他推开玻璃门，引我来到营业部里面。柜台对面，靠里摆了三排桌子。其中最中间那排的中间位置，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留着整齐分头的人接见了我，他就是广告股的主任K氏。
K氏看了我的履历书。当他盯着我可怜的学历和职历时，我已经泄了一半气。K氏拿着我蹩脚的原版图案的原稿和印刷物，到在里面的上司那里去商量。他们俩在那里悄悄商议。我掩饰着不安，环视四周，广告股仅仅还有一个年轻职员，只有两张桌子。现在与K氏说话的上司是Y氏，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营业部的次长。与广告股相连的，是会计股的桌子。只有一个胖敦敦的、脸红红的主任和一个小个子科员。人员稀少。
不论观察哪一位，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上等的西服。没有一个人穿着象我这样的、还是几年前做的褪色的西服。在新落成的辉煌的建筑中，我变得渺小了。这里与肮脏的印刷店的厂房相比，简直完全是两个世界。
K氏终于回来了，他告诉我：“那么，你从明天起，来吧！”由于太轻而易举了，一瞬间，我有些迷惑。
慢慢地听话音，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入社，而是隶属于报社，与报社订合同，按原版画的数量逐张付钱。也就是象我过去那样——画从普通的印刷店带来的原版画，领取画费，这和过去没有丝毫不同。
我担心的是，报纸发行后能有多少主顾。一无所知的我，认为报纸广告都是由报社制作的。据K氏说，大部分广告是从大阪本社转来的纸型，因此只需要画地方的广告，让我干这些就行了。但是，凭这些为数不多的东西，能保证我的生活吗？我提心吊胆地去问，他们问我：“你在现在的印刷所里挣多少？”我同答说：“大体上是日薪，月收入在四五十元左右。”K氏说：“拿这点收入不成问题。”
距二月十一日报纸发行日还有一个来月。我向工作多年的印刷店提出辞职。已故去的店主的遗孀四十岁左右，也许是因为店主很能干，所以她生性慢腾腾的，总是盘着圆发髻，坐在账房。印刷所的合并问题正在进行，那时她正在考虑是决心停业还是合并，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我的退职要求。我拜托她说：“今后要自己办原版画店，欢迎订货。”
那时，我家租借的房子只有两间六叠的房间，里间父母住，我在靠小巷的这间屋里的玻璃窗边摆上桌子，开始绘各印刷所来订的原版画。尽管现在有活儿做，我仍然担心日后没有活儿干。我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十一点钟。那时，我二十八岁。
报社的工作渐渐多了起来。这与石版原版画不同，是用墨在两用纸上画，画坏的可以用白色涂改液。这一点要比石版原版画省劲多了。
因为广告主是地方的，没有什么大篇幅的广告。大多是豆腐块（两栏五厘米高左右），偶尔也登一些地方的百货商店、电影院等的广告。不过，广告上大部分空白都填满了铅字，凸版的部分不多，我的工作很轻松。
如K氏所说，月底，我要求得到的工资，足足比在印刷所时挣的钱多。而且，幸运的是，出于客气没有提出来的金额，K氏也适当地更改，给我增加工资。记得整两栏左右的原版画，大约得二元五角钱。其实也就是制作简略的大标题，所以开始时拿这些钱觉得于心不忍。
但是，想来K氏是从大阪来的，他大概是参照着大阪同等的价格付给我的吧。况且，从报社来说，要是整两栏的广告，就会得到相当多的收入，所谓的图案费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还没有广告承办店、专属店，差不多全由报纸出售店来兼营。为教导现有的出售店，让他们来开展新闻广告介绍业务，社里还特别要了一些外勤员。当时所谓北九州，范围包括小仓、门司、下关、八幡、户钿、若松、西日本包括福冈、熊本、长崎。出售店的店主们不知道征集广告的要领，K氏作为开拓者，相当辛苦。
但是，不久出售店也明白了要领，明白了比起卖报纸，广告的手续费要有利得多，他们便开始认真地着手进行。后来，报纸出售店不断停业，转为广告承办店。
我的生活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去报社，要一张空桌子，展开两面纸，从书包中掏出鸟嘴笔等工具和广告画颜色，描人家拿来的原稿。大约下午两点工作结束后回家，再去画不在家时转过来的印刷所的原版图。那时我的收入比例是报社三分之二，市内印刷所的工作作占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好不容易实现了告别印刷工匠生活的愿望，但仍然被不安缠扰着。这担心是由于收入不固定造成的。报社方面，那时也开始企图加强营业部，广告股升格为科。传闻说从大阪要大规模调来职员。那时，要是从大阪来了图案设计员，我的工作就会终结。因为几乎全部收入都依赖着报社，这也使我非常担心。
报社的原版图差不多都是急活。印刷所的活也是急的，但比不上报社的。只要干报社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被报社拴着。因此，市内的工作渐渐减少。这种情形又引起了我的不安。
一次，营业部主任大声训斥十二点过后才到来的我。他说，报社每一点钟都是珍贵的，你既然干这里的工作，就必须排除一切，不误时间，负起责任。这话说得诚然不错，但我每天工作到深夜一点，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好歹收拾一下印刷店的原版画活，然后去上班，能十二点到达，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从本社来了图案设计员，我失去了报社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必须重视市内的订货。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以哪边为主了。因此，我去问K氏，他说：最近大阪是要来一大批人，但没有图案设计人员，你就象现在一样干吧。原来如此。我下决心放弃了市内的工作。
报社地方版广告越来越多。那时，日中战争发展着，国内被战局所煽动。我不知道画了多少次“祝皇军进入北京”、“祝皇军大捷”的版头画。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五月，从大阪本部新来了许多人，分社社长、两个次长、一个外勤主任、一个上版主任和几个校列部的人。我也领了一张桌子，象《朝日新闻》的社员一样每天上下班。广告的稿件自然地增加了。
那时期，正值上海失陷，日军进占南京，成立了冀东政权。得胜新闻接二连三。每逢有这种新闻，连地方也出一页广告。是所谓联合广告，这成了我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来源。
在技术方面，我也总算适应了新闻广告。在此之前，K氏曾要我在版头画上使用喷雾刷色器。我便到福冈，买来一台手动式喷雾刷色器，使用这种机器，可以很好地掌握色彩的浓淡。当时这种机器已经大量使用，而我最初因为不习惯，相当地慌张。技术上，用海萝在两用纸上贴上薄薄的纸，用照片修正笔把薄纸的部分按图形切开，在那上面加用喷雾器上的刷子来刷色。这海萝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随心所欲。
我做了大约三年这个工作。这期间我的大女儿出世了。
报社的机构越来越大，人也增加了。一笔带过这个时代，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我作了嘱托（即特约人员），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才成为正式社员入社。
当时报社的社员身分，分社员、预备社员、雇员三个等级。大学毕业、经过入社考试的人以社员试用，也叫做练习生，过一年时间后转为正式社员。预备社员是高等学校（旧制）或专门学校毕业的，经过同样的入社考试进来的。中学（旧制）毕业的全是雇员。雇员也可以随着年月晋升为准社员、社员。因此，练习生最初就受干部候补生式的教育。
我的身份——固定嘱托，分预备社员待遇和社员待遇，我是社员待遇，到解脱嘱记后，正式入社时，我才取得了社员的资格。
然而，当时的《朝日新闻》实行等级制，根据阶别，待遇不一样。例如，发薪日，社员和准社员是二十五日，雇员二十六日。在纪元节、天长节或报社节日的集会时，只把社员、预备社员叫到礼堂，雇员没有参加的资格。这不知勾起雇员的多少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