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这一天的旅行对他来说一切如常。他被烈日，酷暑，外加那时时在眼前跳动的蓝色窗帘弄得头晕目眩，无暇顾及周围。只是事后，当他在杂乱无章的感受、极不连贯的思绪中搜寻时，才能追回一点准确的记忆。
从洛桑开始一切正好相反，不管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都变得极为清晰，精确度可与达格雷相机相比。他仿佛突然有了分身术，活生生的他却也冷眼观察到另一个朱斯坦·卡尔马，只见他身材粗壮，正在朝前奔跑，汗水把棕色的头发紧贴在额头，突然他停下了，在五号站台上踟蹰不前，两只手提箱放在身边。
的确，从那一时刻开始他就面临着一项选择。他有一系列的决定要做，他决计按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标准权衡一切，因为他的举止一向是以此为准的，既带有一定的毅力，可能也带有一定的谦逊。
在威尼斯令人眼花缭乱的告别场合，他印象最深的是穿着红色游泳衣，手拿冰糕的女儿。他隐约觉察到坐在身边的一个男人上下打量着他。后来他又注意到这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斯拉夫文字印刷的报纸。
这个人一步步地通过一些细微的问题探询他的生活、家人以及拖的工作情况，而他则俯首贴耳地和盘托出，他真为此感到有些羞愧。
为什么陌生人在他心目中非同一般人呢？他的外表，除了镇定，除了那双仿佛无视一切而实际摄入一切的眼睛外，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卡尔马不胜感慨：“这是个强者！”
同他的老板、诺义街上从前的五金商、后来变成工业家的约瑟夫·博德兰一样是个强者。并不把自己视为弱者的卡尔马对那些不需要旁人扶植，不受章程约束，聆听别人讲话时不屑一笑，不论何时何地一概我行我素，毫不顾忌舆论的强者总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嫉妒。
拿他的老板为例，他需要把自己视为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吗？他同车的旅伴是有教养的人或力图于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吗？
对于后者，首要的问题是弄清应不应该把他失踪的消息告诉什么人，比如说车站站长或警察分署署长。
卡尔马不是已经含蓄地对在布瑞格检查护照的官员提到了这一情况吗？
那个人走到远处的车厢后，为什么不能在布瑞格下车，然后混入人流离开车站？
话又说回来了，他有什么权利介入呢？人家托付给他一项使命，使命这个词重了点，应该是一件小小的传送委托，无论什么入都可以取代他去完成。在他口袋里有一把寄存箱的钥匙，有瑞士硬币及乘出租汽车用的一张十法郎的票子。
他终于走进了地道，那儿同布瑞格一样也卖巧克力，然后走上一号站台。时间很充裕。他先走向寄存处，排了几分钟的队把自己的两只箱子存了起来。金属制的存放箱就在对面，每只箱子上都有一个号码。他找到155号，发现只需要付15法郎。
他现在还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料，但他的动作、他环视周围的目光里已出现一些偷偷摸摸的色彩，仿佛他此刻做的事情虽不一定该受谴责，但起码也是暖昧的。
由于并不是他把手提箱存入箱内的，在看了箱子上的说明之后，他才知道收费标准为每日30生丁。这就是说，手提箱是五天以前放进来的。
这把钥匙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从这里送到陌生人手中的呢？而这个人昨天晚上还在的里稚斯特或贝尔格莱德。
当他把钥匙插入锁孔时，他觉得自己从此建立了与陌生人的某种同谋关系。可他又是什么事件的同谋犯呢？
他往投币口内塞进一枚一法郎的硬币，接着又塞进去50生丁，转动了钥匙。当他确信没有任何人在注意他时，便从里面抽出一只棕色手提箱。箱子既不重，也不大。可以说这是被商人们称做文件箱的那种东西，厚约15公分，长约70公分，宽25到30公分的样子。
不一会儿，他已来到车站外面，踏上了停在那里的头一辆出租汽车。迎面看到一些大小伙子，身穿短裤，脚踏钉鞋，肩背墨绿色的登山包，头戴绿色的帽子，外观和明信片上的人物一模一样。一股男性汗味和军用饭盒味扑鼻而来，他们活象一群操练归来的士兵。
他该把放在钱夹内、那个人给他写的那张纸拿出来了。他一直还没顾上看一眼：
布尼翁街24号阿尔莱特·斯多布
“布尼翁大街24号，好象只有五分钟的路。”
“可能连五分钟都不用，除非是星期日。”
他忘记了今天是星期日，如果说他看到公路上挤满了车，可市区的大街上却空荡荡、静悄悄的。
汽车爬坡、拐弯，再爬坡。洛桑城仿佛建在一座陡峭的斜坡上。他看到了大片的建筑、医院，以及窗户后、平台上的病人及护士们。
汽车在不知不觉中停住了。
“到了。”
这是建在医院对面的一座现代化楼房。每套房子都带有平台。出祖汽车停在一家酒店前。酒店淡绿色的顶篷下摆着几张圆桌。
“请等我一下，我只去几分钟。”
司机懒得张口回答，而卡尔马却突然产生了一种有罪的感觉。他按照一位陌生人草草地在一张从记事薄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地址把手提箱送去，此举并不违法，也不该受到指责。
那为什么他如此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怀疑起自己这身近于白色的意大利式西服来，认为必定引起了在露天平台上喝咖啡及啤酒的人们的好寄了呢？
他原以为会同在巴黎一样先遇到一间守门人的房间，不料只见到了一排排信箱，上面或插有名片，或有蘸水笔写的名字。共有四排信箱，每排数目相等，无疑是与每层楼的房间相对应。阿尔莱特·斯多布的名字写在第3排37号的下面。
他乘电梯来到一条相当长的走廊上。每扇门上也贴有一张名片或手写的名字。门上均嵌有一个扣子大小的玻璃孔，房客在开门之前可以先观察一下来访者。
37号——走廊尽头最后一扇门。他按了按门铃。他此时如同处在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刻那样大汗淋漓。一种不明缘由的惊慌向他袭来，他急切地想把事情赶紧了结。
在这扇用桃花心木或黄檀木做的门后面也许有一只眼睛正透过玻璃孔在窥视他。
他等得不耐烦了，又按了按铃，并伸长了耳朵。门始终纹丝不动。由于听不到任何动静，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了门把上。
他并未用力，门却启开了，于是他朝前迈了一步。
“有人吗？……斯多布小姐……有人吗？……”
进门处迎面挂着一件米色的大衣。左边有一扇门开着，门内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平台的门也天开着，外面的风吹进来，窗帘也象在来自威尼斯的火车上那样被吹得鼓涨起来。
“喂！有人吗……”他迟迟疑疑地又喊了一声，“没有人吗？”
他正准备把手提箱放在地上，走出去，把门关好，然后乘车回车站，突然在套着浅蓝色外罩的沙发脚处看到一双鞋，随后是两条腿、连衣裤，最后看到一个女人的颈项和棕色的头发。这个女人整个身体都趴在颜色比沙发罩的蓝色还要深的地毯上面，一只胳膊伸着，另一只弯曲着收拢在身下。
他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俯卧着。也看不见血。他弯下身去摸了摸她的手。
“斯多布小姐……”
事情很清楚，斯多布小姐已经死了。他未加思索，亦未考虑可以采取什么态度，便退了出去，迅速关上房门，连电梯也没叫，径直奔向楼梯。到了楼下，他才发觉手里还拿着那个手提箱。
一瞬间，他曾想返身上楼，可是司机看见了他，从车里伸出一只胳膊把车门打开了。
幸亏如此。否则他说不定得跑进小咖啡馆去胡乱要上一杯酒借来保持镇定。
“去车站？”
“对，去车站。”
车站，或者是其它地方，都无所谓，关键是要马上离开此地。就在汽车拐上马路时，他看见大楼的一个平台上有一对男女正把胳膊肘儿支在栏杆上站着。另一个平台有一个象她女儿一样穿着红游泳衣的孩子正蹲在一辆色彩艳丽的小车前玩耍。四楼上，影影绰绰地看出有位妇女正在晒日光浴，用的也是俯卧姿势。
当时该怎么办？他好象记得三楼的客厅里有一部电话，他是不是有责任立即呼叫警察局？他没有想到。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尽快跑出门外。到这时他才看明白自己的处境。
在这座他生平第一次来到的城市里，如果警察发现他站在这间陌生的房屋里，面对一具陌生女人的尸体时，他该作何解释呢？
“有人让我把这只手提箱转交给她……”
“谁？”
“我不认识。是我从威尼斯乘火车来时与我同包厢的一位上了点年岁的男人。”
“他的姓名？地址？”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托你办这件事？”
“因为他要继续乘车前往日内瓦，而火车在车站只停三四分钟。”
“还有别的车次嘛！”
“飞机在关坛【注】等着他。”(【注】关坛：地名——注)
“飞往哪儿？”
“他没对我讲。”
“可他却把这只提箱交给您，而且告诉您他要乘飞机。”
“是的。”
“那么他此刻是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了？”
“我不那么以为。”
“为什么？”
“因为在过了圣普龙隧道之后就没再见到过他。”
“您认为他能在火车过隧道时离开火车吗？”
“我不知道。”
“您毕竟带着箱子来了。他是在哪儿把它交给您的？”
“他没有亲目交给我。他给了我车站自动寄存箱的一把钥匙……155号……我还记得号码。他还给了我一点瑞士硬币和乘出租汽车用的十法郎……”
这是不可能的！他臆想着届时必定会有的场面。然后还要到警察分局的办公室回答同样的问题，接着再到调查法官的办公室再重复一遍。
他没有做任何坏事。事实上，他也没有产生过要为人效劳的欲望。可以说是别人强迫他干的，完全是在一种偶然的场合下给别人帮个小忙，他绝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敲阿尔莱特·斯多布的门的。尽管在他的钱夹里放着一张写有她名字的纸条，几分钟前他根本不认识她。
看她的样子的确象是死了。两手冰凉。他只知道她在高筒袜外面套了双高跟鞋，穿着一身浅玫瑰红的连衣裙，外表象个已婚妇女。在死神以某种方式袭击她的时候，她正忙着穿衣服。
她当时只剩下穿连衣裙，随后再提起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了。
客厅的气氛很有诱惑性。除了浴室、厨房外，可能还有一个房间？莫非是夜间把沙发改为床用？他不得而知。他一味地猜想，却毫无结果。
然而，在被询问此事时，他无权回答说一无所知。
“47法郎……”
他递过去那张十法郎票子，同时心里犹豫着是否可以把手提箱丢在车上。说不定在他乘车奔赴巴黎之前就会有人找到他，因为他那身奶油色的西装在他从威尼斯到此地九个小时的旅途中已被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构成了一个极易辨认的特征。
现在才六点半。在利都，多米尼克和孩子们已经穿上浴衣，带着小桶、铲子、吹圆了的气球和鼓囊囊的口袋离开了海滩，返回寄宿户，因为海滩上一到夜晚通常很凉。
“就同意我明天早上再洗澡吧，妈妈……你瞧我一点也不脏……”
每天晚上都来这一套！
“你们俩浑身都是沙子……”
“沙子并不脏……海水净化一切。”
一般情况下，多米尼克就该呼叫了：“朱斯坦！让他们听话。只要你女儿不争辩……”
他走进车站的洗漱间，又想把手提箱扔在那儿，但他明白，此举肯定要被人发现，于是他又失望地走上来了。
他几乎想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用手托住脑袋，任凭事态发展了。
还要等差不多两个小时，极其危险的两个小时。
不管有没有道理，他认为一乘上火车就会安全，特别是过了边境之后。
他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餐厅门。没有站立坎酒的酒吧，他只好坐下来要了瓶威士忌。这在他是很罕见的，他平时除了佐餐喝点葡萄酒外，几乎不喝酒。使他产生品尝香槟汽酒念头的，正是那位陌生人。结果他一天之内喝了五、六瓶。
“我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一直是这样的人。他办事总是尽心竭力，就象他在那结束的海滨度假期间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他从第一天起就十分反感。
寄宿户的卧室很狭小，也没有舒适的设备。有时要等上半小时，走廊尽头的淋浴室才能空出来。孩子们坚持让父母房间与他们房间之间的门整夜开着，于是两周之内他和妻子只能偶尔偷几分钟的空儿亲热亲热，中间还不时被多米尼克的“嘘……”声和“当心”声打断。
他有必要象个罪犯似地自我责备，并在行动上也真的象个罪犯吗？
那位陌生人为什么偏偏在火车穿越多莫多索拉与布瑞格之间漫长的圣普龙隧道时消失不见？一天来他的情绪绝不象一位准备自杀的人。
但是他找了个借口——因为这越来越象是借口了——他把一件似乎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一天前还不认识的卡尔马。
这个手提箱现在就放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里面放着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自杀，他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失踪的呢？是不是在他走进或走出卫生间时有人把他从火车上推了出去？这比说他混入人流去了布瑞格更可信一些，因为那里是边防检查站，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在出站口，全体旅客都要受到检查。
“小姐，”他边喊边用手指打了个响儿，好引起女招待的注意，“请再来一杯。”
“还要一杯威士忌！”
假如到了法国海关，人家要求他打开这只手提箱呢？这是很可能的。他连钥匙都没有。
“对不起，先生……我在路上把钥匙丢了……”
这只箱子可真结实，是真皮革，而不是塑料制品，他完全在行，他在塑料行业干了已近十年！
无疑，这是只旧箱子，外表已不雅观，那个人肯定提着它往返奔波于各车站的候车室、机场的候机厅、各办事机构，才把它磨损成这样的。可是锁的质量非常高，不是用个刀尖就可以捅开的普通用锁。
“上帝，发发慈悲吧……”
他不相信上帝，也许是不再相信，也许是处在困境时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相信。两年前，当约瑟患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时，他也小声嘀咕过：“上帝，发发慈悲吧……”
他甚至许了个愿，现在已记不清内容了，另外他也并没还愿。如果人们听说他作为在洛桑一套陌生的房子里杀害一名年轻妇女的嫌疑犯而被捕，他女儿会怎样想，他妻子又该怎样想？
还有博德兰先生？他的朋友、画家博帕先生以及所有的同事？
“小姐，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巴黎的车上有餐车吗？”
“20点37分的车？我想怕是没有。给您端点什么来？有鲈鱼里脊、奶油鸡，还有羊肚菌吐司。”
他并不饿，可还是要了个羊肚菌吐司，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名字，一方面是在家里也很少吃羊肚菌。
“喝什么酒？当地酒还是博热兰酒？”
“博热兰吧……”
这对他无所谓。除了拴在他身上的这只手提箱及妻子执意要他穿的这身西服外，一切都对他无所谓。他觉得穿着这身衣服同扛着一面大旗招摇过市没有什么区别。
“上帝，发发慈悲吧……”
包厢里坐着五位旅客，其中一位是牧师。
卡尔马没能坐在角落里，而是坐在一位五十上下的夫人及一位佩带荣誉勋位玫瑰徽章的长者中间。那泣夫人一个劲地躲着他，好象相互接触使她感到不适。那位长者正在读费加罗报，一过了边境，他就象躺在自己床上一样安安稳稳地进入梦乡。
坐在他对面的牧师脚穿一双带有大银环的黑皮鞋。那位夫人的对面是她那又小，又瘦，又神经质的丈夫，他一次次起身说对不起，从同伴们的腿中绕出去到厕所或走廊去。
“你服用药片了吗？”
“服了。在洛桑，刚一用完晚餐后。”
“两片？”
“当然。”
“你消化不良？”
他面带窘色地望了望周围的人，希望他们没有听到。
“你本不该吃小牛舌。你知道你吃不了这东酉的……”
另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姑娘，身材修长，体态轻盈，很稚气地坦露出双腿。她的头发同阿尔莱特·斯多布一样是浅红棕色的，每当卡尔马无意瞥见她袜子以上的腿部时，都不由得联想到布尼翁大街那蓝色地毯上的躯体。
最使他恐慌的是，假使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在这列火车上遇到阿尔莱特，他很可能认不出来。可是他应该有这种能力。法国报纸大概不会对她的死亡作出报导，除非这是一起轰动社会的罪行。
他曾听说歌剧院广场、和平咖啡馆对面的报亭出售各国报纸，他决定第二天到那里去买一份瑞士报纸。
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件事了吗？此刻尸体是否已经被发现？如果这个年轻女人独自生活，如果她没有雇用女仆，就有可能要过几天以后才会被人发现，尤其是在这种度假的高峰季节。
他真不该喝威士忌，也不该吃羊肚菌。他的自我感觉与邻座太太的丈夫一样不妙。如果有可能，他很想到厕所里去呕吐一气。一想到临近海关，他就极不自在。他第一次感到在生活中是这样孤独，而孤独正是他平日最厌恶的。
假如他果真一个人在包厢里，就不至于这样受煎熬，现在六个人面面相觑，却又互不交谈。可以说，所有的目光，不只是落到他身上的，也包括落到其他人身上的，都是相互提防、不无怀疑的色彩。
左边那位妇女和他的丈夫也不例外。她埋怨他不该吃他吃下的那些东西，埋怨他每次起身打扰了别人，而他也埋怨她非但不体谅他，反而还责备他。
他和别人在一起总觉得不舒服。买了一辆小汽车曾使他欣喜若狂，并非因为他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他想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可以逃避地铁或公共汽车中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的视线。
他当然不会对多米尼克承认：他娶她为妻首先是为了逃避孤独。撬然，他爱她，他从第一天起就看上了她。然而，倘若他没有遇见她，他也会娶另一位女人的。
正象他的邻座埋怨自己的丈夫一样，他也埋怨多米尼克把利都的人群强加于他，特别是那些投宿寄宿户的混杂人群，饭厅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情景同在餐车里没什么区别。
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会埋怨她为什么要这样凝视着他，那如泣如诉的目光分明是在说：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我们同床共寝生活了十三年，彼此的身体没有任何秘密。但是，就在他下班回来拥抱我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都干了些什么？万一我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对孩子究竟有多少感情？”
瓦洛尔帕站到了。警察和海关工作人员登车例行公事。
“请出示护照。”
他怀着一个罪犯的心理，等待着比别人更严格的检查。
人家只是略略扫了一眼就归还给他了。
“先生们、太太们，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连牧师的眼神都起了变化，他做出了一副与别人相仿的假天真的样子。
“没有，先生……”
“这箱子里有什么？”
“衬衣，还有我为教区百姓从罗马带回的一点圣物……”
“没有金子、首饰、钟表？没有巧克力、雪茄、香烟吗？”
那位太太的丈夫不得不登上长椅，把责令他打开的那只粽色箱子拿下来。海关工作人员把手伸到衣服下面去摸了摸。
“这只手提箱里装的什么？”
“几份文件、资料……”卡尔马以一种连他自己都吃惊的自然神态一字一句地说。
“这箱子是您的吗？”
“是的。”
“打开……”
瞧，箱子里没有任何需要申报的东西，他得到了海关工作人员的认可。没有一个人受罚。海关工作人员转到隔壁包厢去了。
那些人的心地想必并不十分坦然。有一对夫妇肩扛着很重的行李被带到海关办公室，那个女的脚踩高跟鞋，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已预料到会有麻烦。
火车又启程了，拖着沉寂的卧铺车——卡尔马没能订上卧铺票——还拖着许多与这节车厢一样的普通车厢。车厢里灯光刚一转暗，大家就都想尽量睡一会儿。那位老先生已在轻声打鼾，对面那位姑娘因双腿蜷曲、腿露出来得更多了。
他尽力让自己顺应列车的摆动，避免思考问题，但是，每当他昏昏欲睡时，白天的事情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于是大脑也跟着运转起来。
为什么陌生人从威尼斯一开始就选中了他呢？
蠢话。他没有经过选择，因为包厢里没有其他人。他不过对他进行了一番考查。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不是无偿的。他执意要了解自己是在和一种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他立刻了解到了。可以把这种性质的任务交给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呆头呆脑的老实人。否则，他会换一个包厢另找一个人攀谈的。至于他的失踪……突然，他想到了绑架，可人们不会在圣普龙这样的隧道里到火车上去绑架一个人！那末，是有意识的匿迹或自杀！那他就有可能受人戏弄。
诚然，这个人不知道阿尔莱特·斯多布已经死了，否则他就没有必要费尽周折把这只对她已毫无意义的手提箱送到她那儿去了。
卡尔马不该把问题想得如此严重：那个年轻女人不死，他的角色就仅仅局限于一个义务替人帮忙的人，既普普通通、又毫无风险。
但是……还有自动行李箱的问题，手提箱在那里只放了五天，然而陌生人却是从威尼斯以外的里雅斯特或贝尔格莱德等地携带钥匙返回。有人用快件把钥匙寄给他了？是不是他自己在踏上旅途前把手提箱放在那里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是他？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他终于进入半睡眠状态，恍恍惚惚听到下面喊“第戎”，听到车门咯咯响，听到铁路职员的叫喊声。他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牧师没有睡，正在注视着他，冷不防被对方发现了，一下子也很尴尬，好象自己利用睡觉的机会偷偷检验了对方的良心……
太愚蠢了！不该往这方面想。他站了起来，从箱子里拿出刮胡刀，到洗漱间反锁上门待了整整一刻钟。出来后他在走廊滞留了片刻，想测定一下方位。他辨认出这是塞纳河莫兰一侧。他随后去寻找餐车。穿过了约六节车厢，碰到的一位列车员告诉他车上没有餐车。
清晨六时三十分，总算到了里昂车站。他须走过整个列车的长度，因为他位于车尾。路过书报亭时，好奇心驱使他问道：“洛桑法庭报来了吗？”
“有，先生。法庭报及新闻报都有。”
“我想你们还没有今天早上的吧？”
“星期一早上的报要中午12点半左右才来。”
“市内也有吗？”
“得到香榭丽舍大街或歌剧院的报亭去买。”
“谢谢。”
他原先纷乱的思绪现在都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念头：平安无恙地回到家中。他朝一辆出祖车招了招手：
“洛让得尔大街。到哪儿停我告诉您。”
他又让车在一家烟草店前等了他一下，因为他没有烟了，同时他还想喝一杯咖啡。他机械地嚼了两个面包圈。
尽管他心事重重，一种满足的感觉仍旧油然而生，因为他又尝到了真正的法国面包圈。
“请再来杯咖啡。”
到家了。他不可避免地碰见了看门女人。
“卡尔马先生，太太好吗？孩子们呢？我敢说如果要想把威尼斯所有的好东西都看遍的话，两个可爱的小家伙眼睛都不够用了……”她递给他一些广告单，几张她停止给他转邮局后收到的发票，“您一定会感觉出楼里空荡荡的。现在已经八月二十号了，几乎还没人回来。连卖东西的也如此。您知道要买点肉得跑到哪儿去吗？”
仍在使用的那陈旧、摇晃的电梯使他又重新嗅到那既熟悉又难于言表的气味。楼梯上铺着棕色地毯。棕色门上的铜扣由于多米尼克不在家每天无人扫拭而略微发乌。
他产生的第一种感情是失望。到处一片昏暗。他没料到室内的百叶窗全都关闭着。他立即将包括孩子们房间在内的所有百叶窗打开。走过冰箱时，又想起应该插上电源。最后，他返回起居室兼饭厅，刚才进门时把手提箱放在桌上了。
应该把它打开。撬开？按理说他没有权利，因为这只手提箱以及里面装的东西都不属他所有。
但是，事到如今，难道没有必要，没有绝对必要看一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他耍了个滑头。事情明摆着，这对他来说不是个权利问题，而是个好奇心的问题，是为了满足想要了解内情的欲望。
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辩解？不管怎么说，正是这只手提箱使他刚才受到几个小时的煎熬，尝到了只有罪犯才会尝受的滋味。这只手提箱应该对他经历的波折作出解释。
他自己也有一只带锁的公文包，是下班后需要回家处理公务时带资料用的。他走进卧室，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他的那串钥匙。这时他又看到已经停止走动的闹钟，于是又给闹钟上了弦。似乎内心还有些犹豫不决。于是他又走到客厅给大理石壁炉上方的挂钟上弦，钥匙一下子被拧弯了：都是买的便宜货。
他返回厨房，一般家庭的应具备的工具全都放在那儿了：一把榔头，一把改锥、钳子、夹剪、开瓶盖用的起子、还有各式各样的罐头刀。
他最后一次鼓起了勇气。仿佛自己觉得有罪似的，他先锁上了大门，然后脱去上衣，解下领带，开始用力撬锁。他先用了钳子，没有成功，又用改锥。
两只金属爪子跳了出来，箱盖轻轻弹起。他用手把箱盖掀开，一叠叠如同出自会计、出纳之手，理得齐齐整整的钞票立刻展现在他眼前。
不是法国法郎。大部分是面额一百元的美元。他凭眼力估计出每捆有一百张。旁边放着成捆的五十英镑一张的票子，还有小捆的瑞士法郎。
他本能地抬头望望街对面。对面房里的妇人走来走去忙着收拾房间，一次也不曾朝他这边转过身来。
“过一会儿再说……”他喃喃道。
稍候片刻。他需要恢复平静，需要时间思考。经过火车上一天一夜的颠簸，他疲惫不堪、心烦意乱。身体的各个部位尚未恢复常态。首先必须恢复平衡。
他把手提箱提过来，关好，塞进卧室的衣柜下面。几分钟之后，他脱了个精光，扭开浴池的水龙头。
一股从未体验过的裸露和孤独感把他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