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的车速每小时只有十英里，她把身子探到方向盘前，努力想在漫天的飞雪中看清前方的道路。她的车前灯几乎没用，能照亮的只有一团团仿佛塞满了整个宇宙的柔软的鹅毛大雪。她盯着前面看了太久了，连眼皮都在痛，就像她把肥皂揉进了眼睛里一样。
她的手机插在这辆保时捷的挡风玻璃上的一个小篮子里，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无须手动的车载电话。她给“克里姆林宫”打了电话，此刻她正听着它一直响着却无人接听。
“我觉得那里可能没人。”母亲说。
维修工人肯定中断了整个系统，托妮想。警报还能响吗？要是在线路中断时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她感到又困扰又挫败，她按了一个键，终止了通话。
“我们在哪里？”母亲问。
“问得好。”托妮对这条路很熟，但她几乎看不出自己在哪里。她似乎只能这样永远行驶在风雪中。她不时地看看两边，寻找着地标。她觉得她认出了一座石头小屋，这座屋子前面有一扇极具辨识度的熟铁大门。她想起，它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几英里远。她因此而重新振作了起来。“妈，我们十五分钟内就能到了。”她说。
她透过后视镜看到了那两个从英维本开始就一直跟在她后面的车前灯：正是那个讨厌的卡尔·奥斯本开着他的捷豹，不屈不挠地以同样缓慢的车速跟在她后面。要是换个天气好点的时候，她肯定会很享受地甩开他。
她是在浪费时间吗？要是她能在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发现一切正常，她肯定会非常高兴：电话修好了，警报也恢复了工作，保安们无聊得昏昏欲睡。那样她就可以回家，上床睡觉，思考着明天和斯坦利见面的事了。
至少，如果卡尔·奥斯本在风雪交加的圣诞节里连夜开了几小时的车后，发现自己要报道的故事只是一个电话线路的小故障，她就能有机会好好欣赏一下他脸上的表情了。
她似乎正行驶在一条直路上，所以她冒险提了速。但是直路并没有延伸太远，几乎是下一刻她就碰到了一个右转弯。她不能踩刹车，不然汽车很可能会打滑，于是降了一挡以放慢车速，然后在转弯时把脚稳稳地放到了油门上。她能感觉到，这辆保时捷的车尾想要逃离她的控制，但宽宽的后轮牢牢地抓住了地面。
前方出现了一对车灯，这一可喜的变化让她得以弄清他们之间大概有一百码的距离。她能看清的东西并不多：地上堆着八到九英寸厚的积雪，她的左边是一面干石墙，右边是一座盖着白雪的小山。
她紧张地注意到，这辆正朝她们开来的车速度相当快。
她回想起了这条路的走向。这个弯又宽又长，需要绕着山脚转一个接近九十度的角。她一边转弯一边守着自己的这条线。
但另一辆车并没有。
她看到那辆车越过车道来到了路的中间地带，她想，真是个傻瓜，你在转弯的时候踩了刹车，车的后部会失控的。
下一瞬间，她突然惊恐地反应过来，那辆车正直直地向她冲过来。
它越过中间地带来到了她的车道上。那是一辆坐着四个人的高性能掀背车。他们在大笑着，在她能看见他们的那一秒内，她辨认出这是些出来找乐子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身处何种危险之中。“小心！”她徒劳无功地大叫道。
这辆保时捷的车头就快撞到那辆打滑的掀背车车身上了。托妮条件反射般地采取了行动。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她向左猛打方向盘。她的车头变换了方向。几乎是在同时，她踩下了油门。汽车整个向前倾，车胎打滑。有那么一瞬间，那辆掀背车几乎与她平行，车身之间只差了几英寸。
保时捷向左滑行着。托妮猛地把方向盘向右打，以控制轮胎的打滑，并且同时极轻地碰了碰油门。车身恢复了直行，轮胎也重新抓住了地面。
她觉得那辆掀背车会撞到她的尾翼；然后她又想到也许它们会有惊无险地擦肩而过；接着她就听见了砰的一声，声音虽大但听上去破坏性并不强，她意识到他们撞到了她的保险杠。
虽然这次撞击的冲击不大，但它还是让这辆保时捷失去了稳定，车的后部向左歪过去，再次失去了控制。托妮无望地向左打着方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但是，她还没来得及修正车身，汽车就撞到了路边的干石墙上。她听见了一声巨响，还听见了玻璃被撞碎的声音。车停了下来。
托妮担忧地看向她母亲。她正张着嘴巴盯着前方，看上去十分困惑，但是没有受伤。托妮松了一口气，然后想起了奥斯本。
她恐惧地看向后视镜，她以为那辆掀背车肯定迎面撞上了奥斯本的捷豹车。她能看见那辆掀背车红色的尾灯和捷豹车白色的车前灯。掀背车弯弯扭扭地行驶着，捷豹车吃力地转到路的另一侧。随后，掀背车重新开回直线，径直离开了。
捷豹车停了下来，而那辆装满了醉酒的男孩的汽车向前驶去，消失在了黑夜里。他们可能还在大笑不止。
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听见砰的一声——那辆车撞到我们了吗？”
“是的，”托妮说，“我们侥幸逃生了。”
“我觉得你开车的时候应该更小心一点才对。”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