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实行他的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他努力奋斗，成绩虽然不如他的期望，但他确实尽了力，并相信这事是值得做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农事已在进行，不能中途停顿，从头来起，只好在运转中调整这架机器。
他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把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的一部分话，就是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的，不合算的。管家说，这意见他早就说过了，但老爷就是不肯听他的话。至于列文建议让他同劳动者合伙经营各种农业，管家听了垂头丧气，没有表示任何明确意见，接着就立刻说到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派人去耕第二遍地，这就使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列文同农民们谈起按新的条件把土地出租给他们时，他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是那么忙于当天的农活，根本没有工夫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似乎完全懂得列文的建议——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的利益——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但当列文反复说明未来的利益时，伊凡的脸上却现出焦虑和歉疚的神色，表示他不能再听下去了，还匆匆地给自己找些刻不容缓的工作：忽而拿起叉把干草从牲口棚里叉出来，忽而去打水，忽而去出厩肥。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尽量掠夺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他们坚信，不管他对他们怎样说，他的真正目的是永远不会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呢，发表意见时会说许多话，可是也绝不会说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来。此外，列文认为那个满腹牢骚的地主说得对，农民在订任何契约时，最重要的不可动摇的一条就是，不能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使用新式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耕得比较好，快速犁用起来更顺手，可是他们会举出千万条理由来拒绝使用任何新式犁。列文相信这样一定会降低农业水平，但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就开始实行新计划，至少他认为是这样。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按照新的条件出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不久他相信这是办不到的，就决定把农场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草地和分成几块的耕地，都应该分开来管理。列文觉得，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比谁都理解他的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家里人组成的合作社，加入了饲养场。远处一块荒了八年的耕地，靠着聪明的木匠雷祖诺夫的帮助，由六家农民照新的合作条件负责耕种。农民舒拉耶夫按照同样的条件，负责管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照原来方式耕种，但这三个组是新法经营的开端，列文也全力以赴。
真的，饲养场的情况至今没有好转。伊凡坚决反对牛棚保暖和提取新鲜奶油，认为牛养在冷的地方可以少吃饲料，做酸奶油比新鲜奶油更有利可图。他还要求同过去一样付工资给他，对于他所领到的不是工资，而是利润的一部分预支，他丝毫不感兴趣。
事实上，雷祖诺夫的合作社借口时间来不及，没有照合同规定耕两遍地。结果是，这个社的农民虽然应按照新的条件耕作，却不把土地看作共同的土地，而仍旧看成对分制的租地。这个社的农民和雷祖诺夫本人都对列文说：“您最好还是收收地租，这样您省事些，我们也自由些。”此外，这些农民还用种种借口，一再拖延契约规定的盖饲养场和干草棚的事，一直拖到冬天。
舒拉耶夫应该把他负责的菜园分块租给农民，可是他显然曲解了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而且看来是故意曲解的。
还有，当列文同农民谈话，向他们说明计划的种种好处时，他常常发觉农民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不管他怎么说，他们总是表示绝不受骗上当。这一点，当他同那个最聪明的农民雷祖诺夫谈话时，感觉特别强烈。他还在雷祖诺夫的眼睛里看出一副神情，就是分明在嘲笑他列文，还明确表示，即使有人受骗上当，可绝不是他雷祖诺夫。
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列文还是觉得计划可行，只要严格实行核算，坚持他的意见，将来总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这些事情，加上手头其他事务和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列文整个夏天的时间，使他简直没有工夫打猎。八月底，他从陶丽派来还马鞍的仆人那里知道，奥勃朗斯基一家到莫斯科去了。他由于现在想起来都不能不脸红的粗野无礼，当时没有给陶丽写回信。这个行为真是破釜沉舟，使他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他和史维亚日斯基不告而别，也同样粗野无礼。他再也不会去看他们了。现在他对这些事都毫不在乎。经营农业的新计划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有生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如此吸引过他。他翻阅史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所没有的资料，翻阅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但不出他所料，找不到同他所进行的事有关的资料。他希望从政治经济学里，譬如从他最早热心研究过的穆勒 的著作里，获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却只找到从欧洲农业情况中得到的规律，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怎么会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论是学生时代迷惑过他，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农业现状的办法，都同俄国农业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里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却说，按照这种规律发展，最后必然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都没有解答，甚至没有稍稍暗示，他列文，以及俄国所有的农民和地主，该怎样用千百万双手去耕种千百万亩土地，来提高生产，增进公共福利。
既然他已着手研究，就认真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书籍，还准备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以避免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对方就会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波依斯、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吧？您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契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有些场合，譬如途中那个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资，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同人民的精神密切关联的。他想，俄国人民负有自觉地开发广大荒地的使命，直到荒地开完为止，他们为此沿用适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坏。这一点，他想在他的著作里用理论来加以阐述，在他的农业实践中加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