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听法国歌剧。”那个地主的苍老而聪明的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
“可是您始终没有把它抛弃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史维亚日斯基说，“可见还是有好处的。”
“好处只有一点，就是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气。再说，总希望农民将来会变得文明一点。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分得没有一匹马，没有一头牛。他穷得快饿死了，可是您去雇他来干活呢，他就会给您捣蛋，还要去向调解法官申诉。”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申诉哇！”史维亚日斯基说。
“我申诉？我才不干呢！准会弄得流言蜚语满天飞，谁还高兴去申诉！譬如在饲养场，他们预支了工资，跑了。调解法官能拿他们怎么办？把他们释放了。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维持秩序。乡长照老规矩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只好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这个地主显然在嘲弄史维亚日斯基，但史维亚日斯基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他这人很好玩。
“可是我们管理我们的产业并不用那一套，”他笑着说，“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可是您问问他，情况怎么样？难道那样的经营合理吗？”这地主说，显然故意用“合理”这个词。
“我经营的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经营的方式就是到秋天付税以前把钱准备好。农民们跑来：‘啊呀，老爷，爸爸，救救命吧！’唉，都是自己的邻居农民，可怜哪。唉，我就给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同时对他们说：‘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的忙，以后如果有需要，你们也得帮我的忙：种燕麦也好，割草也好，收麦子也好。’同时讲定每户出多少劳役。他们中间也有没良心的，这是事实。”
列文早就熟悉这种宗法制作风，同史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同那个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说话。
“那您认为该怎么办？”他问，“现在应该怎样经营呢？”
“嗯，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办嘛，或者收成对分，或者租给农民；这样办是行的，可就是毁了国家的总财富。我的土地用农奴劳动可以收种子的九倍，可是用对分制只能收三倍。解放农奴把俄国给毁了！”
史维亚日斯基眼睛里含着微笑对列文瞧了瞧，甚至露出一种隐约可辨的嘲弄神气；但列文并不觉得那地主的话可笑，他了解他们，超过了解史维亚日斯基。那地主继续说下去，反复证明为什么解放农奴毁了俄国，列文觉得他的话很对，对他来说很新鲜，是驳不倒的。这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他有这种想法，并非头脑闲着没事胡思乱想的结果，而是由于处在这种生活环境，由于过着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并且经过反复思考才产生的。
“您要明白，问题在于，一切改革都是强制推行的，”他说，显然想表示他并不缺乏教养。“您只要看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欧洲的历史就行了。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进步。就说马铃薯吧，在我国也是靠强制才推广的。从前连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还是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强制推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种改良农具，又是烘干器，又是扬谷机，又是肥料车，这种种农具我们都是强制推广的。农民们先是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一到废除了农奴制，把我们的权力给剥夺了，我们的农业原来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今又落后到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我是这样看的。”
“这怎么会呢？既然是合理的，你们还是可以照样雇人干活呀！”史维亚日斯基说。
“没有权啦！请问，我能靠谁去干呢？”
“对了，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雇工。”
“雇工不愿好好干活，他们不肯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知道一件事——喝酒，喝得像猪一样烂醉，把你给他的东西统统毁掉。把马饮伤，把很好的马具弄断，拿轮胎去换酒喝，把铁片放到打谷机里弄坏打谷机。凡是不称他心的，他就讨厌，因此弄得整个农业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或者给农民瓜分了，原来可以收到一百万，现在只能收几十万；国家的总财富减少了。要是不那么搞，情况就不同了……”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所设想的农奴解放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这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列文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但等他讲完，列文又谈起他最初的意见。他对史维亚日斯基说着，竭力想引他说出他的真实意见来：
“农业水平在不断下降，就我们现在同雇工的关系来说，要实行合理的经营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他说。
“我不同意，”史维亚日斯基一本正经地反驳说，“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且，在农奴制时代，我们搞农业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的役畜，没有管理制度，我们不会算账。您去问问当家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干有利，怎么干不利。”
“意大利式的会计！”那地主挖苦说。“不管你怎么算，他们总会把什么都糟蹋掉，弄得一点好处也没有。”
“为什么会被他们糟蹋呢？一架老爷打谷机，或者你们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弄坏，可是我那种蒸汽机他们就不会破坏了。一匹俄国马又怎么样呢？蹩脚种，揪住尾巴才肯跑，这样的马他们会给您糟蹋，可是荷兰马或者别的名种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一定要提高农业水平。”
“要是有条件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有办法，可是我要维持一个儿子上大学，几个孩子念中学，我可买不起荷兰马呀。”
“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要把我最后剩下的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说，“我在干这件事，我有本钱，可是我毫无办法。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本：养牲口，亏本；用机器，还是亏本。”
“这话很对！”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兴得笑起来，附和说。
“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列文接下去说，“凡是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都是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全都亏本。对了，您倒说说，您经营农业有利可图吗？”列文说。这当儿，他发现史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间又出现了恐惧的神色。每次他想进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就会看到这种神色。
列文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太诚恳的。女主人刚才喝茶的时候已经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德国会计师来，他收取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全部经济，发现他们亏空了三千多卢布。到底亏空了多少，她记不清楚，但那德国人连一分一毫都算出来了。
列文一想到史维亚日斯基的农庄有利可图，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显然知道这位当上首席贵族的邻居会有什么好处。
“也许无利可图，”史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说明，或者我是个坏当家，或者我把钱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奇地嚷道，“在欧洲也许可以有地租，那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就变好了，可是我们这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却变得更坏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谈不到什么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则呀！”
“那我们是违反法则的：地租对我们来说毫无作用，相反，它只会坏事。不，您倒说说，地租的理论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们要来点酸牛奶吗？玛莎，给我弄点酸牛奶或者草莓来，”他对妻子说，“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别晚。”
史维亚日斯基高兴地站起来，走开去，显然认为谈话已经结束。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开始呢。
列文失去一个谈话的对手，只好同那个地主继续谈论。他竭力想对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雇工的特点和习惯所造成的；但那个地主也像一切离群索居、独自思考的人那样，不善于理解别人的思想，特别固执己见。那个地主说，俄国农民都是懒猪，喜欢过猪一样的生活，要他们摆脱这种生活，需要权力，可是现在没有权力；需要大棒，可是我们变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狱所代替，在监狱里，他们供给该死的臭农民很好的汤，还要给他们计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气。
“为什么您认为，”列文竭力想回到本题上来，说，“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待劳动者的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对俄国农民，这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权力呀！”那个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定出新的条件来呢？”史维亚日斯基吃过酸牛奶，点着一支烟，重新参加讨论。“对待劳动者的一切关系都是明确的，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原始公社和它的连环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农奴制消灭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的形式是确定无疑的，非采用不可。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欧洲不喜欢这些形式。”
“是不喜欢，所以在研究新形式。总会研究出来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呢？”
“因为这同重新研究造铁路的方法一样。铁路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
“但如果他们搞的对我们不适合，如果并不高明，那怎么办？”列文说。
在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他又发现了恐惧的神色。
“嗳，这样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已经研究出欧洲正在研究的东西啦！这种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欧洲在劳动组织问题上有些什么作为吗？”
“不，不很知道。”
“这个问题欧洲最优秀的人物现在都在研究。舒尔兹·特里奇运动 ……再有，拉萨尔 论工人问题的大量著作……穆尔豪森市 的试验——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知道一点，但不太清楚。”
“不，您不用客气；这一切您知道得不会比我差。我当然不是社会学教授，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要是您也感兴趣的话，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那么他们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了起来。史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想窥察他内心世界秘密的讨厌习惯，走出去送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