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把我写的所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按前后顺序编进本文集后，我认为有必要用不多几句话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我想让愿意费心连着读完我这六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清楚地确认，那些指责我改变了我一度采取的方向，指责我变节等等的评论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相反，我觉得，我应当受指责的倒不如说是太不知变通，取向也似乎太僵直了。《罗亭》写于一八五五年，《处女地》写于一八七六年，两书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尽我的力量和本事，务求把莎士比亚称之为“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的东西，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文化界人士迅速变化的面貌认真地、不偏不倚地描绘出来，并将其体现为某种适当的典型。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不应由我来判断；但是我敢于设想，现在读者将不会怀疑我的意愿是真诚的，是前后一致的。
我想对六部小说的每一部冒昧地补充几点简短的、也许不无某种好处的注解。
《罗亭》是我在乡下，当克里木战事正酣时写的，它获得了纯粹文学上的成功，但获得成功主要不是在发表它的《现代人》的编辑部，而是在编辑部之外。我记得已故的涅克拉索夫听完我的朗读后对我说过：“你又出了个新花样；不过你我之间说句悄悄话，你的《罗亭》很枯燥。”诚然，几星期以后，同一个涅克拉索夫同我谈到他刚写完的长诗《萨沙》时却说：“你会看到，我这长诗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你的《罗亭》，但是你总不至于生气吧。”我还记得，先科夫斯基（笔名布朗贝乌斯男爵）的来信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跟当时所有的少壮派一样跟他很疏远，他却对《罗亭》大加赞赏。
《贵族之家》取得了我曾经取得的最大成功。自从这部小说问世后，我就开始忝在值得读者注意的作家之列了。
《前夜》取得的成功要小得多，虽然我的长篇小说没有一部曾促使杂志界发表那么多评论（最出色的当然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已故的尼·菲·巴甫洛夫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另一位评论家，现在也已作古，名叫达拉甘，他写了一篇非常严厉的文章批评《前夜》，特别坚持认为书中几位主要人物行为放荡，为此有人甚至凑份子设宴对他表示感谢。还出现了几首讽刺短诗；有一句俏皮话广为流传：我这部作品所以叫做《前夜》，是因为它出在一部好小说问世的前夜。
请读者允许我谈谈我的文学生涯中一个正好与《前夜》有关的小插曲。
几乎整个一八五五年（正如此前的三年一样），我都在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自己的田庄里度过，没有出门。在我的邻居中，同我最接近的是一位叫瓦西里·卡拉捷耶夫的人，这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地主。卡拉捷耶夫是浪漫派，很热心，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此外，他还天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幽默感，多情而敏感，秉性直率。他曾在莫斯科大学上学，后来住在父亲的田庄上，父亲每三年要犯一次类似发疯的忧郁症。卡拉捷耶夫有个妹妹，人品出众，最后也得了疯病。这三人都早已死了；所以我才能这样随便地谈论他们。卡拉捷耶夫不得不勉为其难，掌管他一窍不通的家务，——他尤其喜欢读书，也喜欢同他抱有好感的人聊天。可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邻居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有自由思想，说话又尖刻；此外他们还担心他结识他们的女儿和妻子，因为他的名声不好（实际上完全冤枉了他），是个爱拈花惹草的危险人物。他常来看我，在当年那个对我来说不太愉快的时期，他的造访给我带来了几乎是惟一的消遣和快乐。
克里木战争爆发后，开始在贵族中招募新兵，称之为民团，我县那些瞧不起卡拉捷耶夫的贵族商量好要如同常言所说，把他打发走，于是公推他担任这个民团的军官。在得知对他的任命后，卡拉捷耶夫来看我。他那心灰意懒和焦虑不安的神色立刻使我吃了一惊。他一开口就说：“到那里我就回不来了；这日子我受不了；我会死在那里的。”他的健康情况说不上很好，胸部常常作痛，体格也弱。虽然我担心他受不了征战之苦，但我还是竭力帮他打消他那忧郁的预感，并让他相信，过不了一年，我们又会在我们这个偏僻的乡村重逢，又会照样见面、谈心和争论。但是他固执己见，——于是在我家花园里散步了相当长时间以后，他突然对我说了以下的话：“我对您有个请求。您知道我在莫斯科住过几年，但是您不知道我在那里发生过一件事，这事在我心头唤起一种想把它说出来的愿望——说给我自己听，也说给别人听。我尝试着这样做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毫无文学才能，所以整个事情的最后结局是，我写满了这么一个小本子，现在我就把它交给您。”他说完这话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不大的本子，总共才十五页左右。“因为，”他接着说，“尽管您好心安慰我，我还是相信我不会从克里木回来，请您费心收下这份草稿，利用它来进行创作，您的创作不会像我这样无声无臭地消逝的！”我本想拒绝，但是看到我这一拒绝会使他难过，只好向他保证我一定照他的意思去办。卡拉捷耶夫走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留下的本子匆匆浏览了一遍，其中用简单的线条草草勾勒了后来成为《前夜》内容的那些东西。不过故事没有讲完，就戛然而止了。卡拉捷耶夫在莫斯科时曾爱上一个姑娘，姑娘也作出了回报；但是她认识保加利亚人卡特拉诺夫（后来我才知道，这人过去非常有名，他在他的祖国至今都没有被人遗忘），以后又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了保加利亚，可是他很快就死了。这段爱情故事写得不高明，但是很真诚。卡拉捷耶夫的确没有文学天赋。只有一个场景，即察里津诺之游的场景，描绘得相当生动，因此我在我的小说里保留了它的要点。不错，当时我的脑子里萦绕着另一些形象：我正准备写《罗亭》；但是我后来努力想在《前夜》中完成的那个任务，偶尔也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在俄国生活中还是个新的典型的女主人公叶连娜的身影，已在我的想象中相当清晰地显示出来；但是还缺少一个男主人公，缺少一个叶连娜可以委身相从的人，她虽然强烈向往自由，但这向往还很朦胧。读了卡拉捷耶夫的小本子，我不由得欢呼：“这就是我寻找的男主人公！”在当时的俄国人中还没有这样的人。第二天我见到卡拉捷耶夫时，不仅向他重申了我满足他的请求的决心，而且还谢谢他帮我走出了困境，在我那一直模糊不清的想法与构思中投进了一线光明。卡拉捷耶夫对此感到高兴，他再一次说：“可不要让这一切湮没了”，接着就到克里木服役去了，我深感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在腐海附近一个宿营地死于伤寒病，我们奥廖尔省民团就驻扎在当地的窑洞里。整个战争期间，他们没有见到一个敌人，由于各种疾病肆虐，还是损失了近一半人。然而我却把履行诺言的事推后了：我做了另一件工作；写完《罗亭》后，我开始写《贵族之家》；直到一八五八到一八五九年之交的冬天，我才又像与卡拉捷耶夫相识时一样，来到那个田庄和那个环境，感觉到沉睡中的印象活动起来了；我找出他的本子，重看了一遍；退居第二位的形象重又跃居首位，于是我立刻动笔了。我现在所讲的一切，我的某些朋友当时就已知道；但是我认为，在我的长篇小说出版定本的今天，我有义务把这件事告诉读者，以纪念我那位不幸的年轻朋友，虽然未免晚了一点。
就这样，一个保加利亚人成了我的小说的主人公。评论家先生们却异口同声地指责我，说这个人物太做作，没有生命力，同时对我偏偏选上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奇怪做法表示惊讶，问道：“为什么？凭什么？什么意思？”其实道理很简单，但当时我认为不需要作进一步解释。
关于《父与子》，似乎不需要再详谈了：我的《文学和生活回忆录》中有整整一章是专门谈这部小说的。我只指出一点：《父与子》问世以来已过去了十七年，但是，照我看，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观点可以说还是没有确定下来。就在去年，为了我写的巴扎罗夫，我还在一本刊物上读到，说我无非是个“落井下石的歹徒”。不错，这话是安东诺维奇先生说的，在《父与子》问世后不久，他就断言，我这部小说的内容，阿斯科琴斯基先生早想到了。
《烟》虽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可也使人对我勃然大怒。尤其厉害的是责备我缺少爱国精神，有辱故土，等等。又出现了一些讽刺短诗。甚至我过去以至如今一直为他的友谊而自豪的丘特切夫，也认为有必要写首诗来对我选择的错误道路表示痛心。结果，我国读者的左右两方，我都同样（虽然以不同的观点）得罪了。我对自己有点怀疑，因此沉默了若干时候。
至于说到《处女地》，那么我认为，关于我这最近一部写得如此吃力的作品怎样遇到了异口同声的责难，已无须再来絮叨。除了两三篇手写而未经刊印的评论，我没有听见任何人说过辱骂以外的任何话语。他们先是让人相信，这一切都是我向壁虚构的；说我几乎经常住在国外，已经完全不了解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人；说指引着我这支秃笔的，只是浅薄的自尊心和哗众取宠的爱好；有一位记者还连忙宣布，任何正派人都务必对我这本书啐口唾沫，当场踩它几脚。后来，经过一定的过程，被称为我的虚构的事情大都得到了证实，我的裁判官们又有了另一种说法：仿佛我本人大概也参加了那些居心叵测的计谋，因此当然知道内情，因为，不然的话，我怎么能预先见到和说出来呢？！等等，等等。后来这一切已逐渐归于平静；在我最近一次回俄国的期间，我可以确信，尽管我的大多数同胞没有放弃某些主要是基于我远离祖国而引发的无疑是正确的责难，他们并不认为我最近这部小说是完全无益或有害的，或者是只配受到蔑视的。
这样，已故的别林斯基常常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证实，他说：“每个人迟早总会得到他应得的位置的。”
“Was ist der langen Rede kurzer Sinn？”（您这一大段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有读者要问。第一，是证明我在这篇序言开头所说的意图是正确的；第二，是要说明多年的经验向我提示的一个结论：我国的评论界，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还不能自诩一贯正确，一个作家如果只听他们的话，就会有自毁才能的危险。他们的主要毛病在于没有独立自主的见解。在此我不能不顺便说说我对“无意识创作和有意识创作”、对“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对“客观性、直率和天真的益处”——我对所有这些“动听”的话的看法，不管这些话出自哪个权威之口，我总觉得不过是老生常谈，是修辞上的陈词滥调，它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虚假，只是因为以假当真的人太多了。任何一个有点才能（这当然是首要条件）的作家，——我说，任何一个作家都首先要努力准确生动地再现他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得到的印象，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评判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错又错在哪里；但是谁有权向他指出究竟哪些印象适用于文学，哪些不适用呢？只要他写得真实，他就是对的；假如他没有才能，任何“客观性”也帮不了他的忙。我国现在涌现了许多写家，这些写家自命为“无意识的创作者”——他们总是选用“来自生活”的题材；然而浸透他们全身心的正是这倒霉的“倾向性”。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诗人用形象思维；这句名言是无可争议的和正确的；可是作为诗人的评论家和裁判官，您没有理由一方面允许他形象地再现大自然的景色、人民的生活、完整的性格（又是一句动听的话），可是当他一接触到某种模糊的、心理活动复杂的、甚至是病态的东西时，——尤其是，如果这不是个案，而是从上述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深处推出的事实的话，——您就会大叫：停！这绝对不行，这是一种内省，这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政治！政论！您断言，政论家和诗人的任务彼此不同……不！二者的任务也可能完全一样；只不过政论家是用政论家的眼光来看它，诗人则用诗人的眼光。在艺术事业上，怎么写的问题比写什么的问题更重要。如果被您摒弃的一切以一种形象（请注意：以一种形象）铭记在作家心头的话，那您又何必怀疑他的意图，为什么要把他逐出文学的神殿呢？在装饰得十分漂亮的神殿祭坛上，正端坐着“无意识”艺术的祭司们，祭坛前面香烟缭绕，香火又往往是这些祭司亲手点燃的。请相信：真正有才能的人永远不会为不相干的目的服务，他会在自身中得到满足；他周围的生活会给他提供内容，他就是生活的集中反映；但是他既不大擅长写颂词，也不大擅长写谤文……说到底，他犯不着这样做。只有不会干其他更好的事情的人，才会按命题作文或者按政纲写作。
1879年8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