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先生！
建立普希金纪念像时有俄国整个知识界参与和赞助，而来参加揭幕庆典的又有我国这么多优秀人物，国家、政府、科学界与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我认为这一纪念像乃是我国社会对它的一位最可敬的成员的充满感激和爱戴的表现。我想尽可能简单扼要地说明一下这种爱戴的涵义和重要性。
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来讲，理应包括诗歌，——艺术是理想的再现与体现，而理想又是人民生活的基础，并决定着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因此艺术是人的一种根本属性。在大自然本身中，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并显示出，艺术（技艺）虽然也是一种模仿，但在民族存在的最早期，它就作为某种富于人的特点的东西而具有一种灵性。石器时代的野蛮人，当他用燧石的尖端在被他用来做某种工具的骨片上刻出一个熊头或驼鹿头时，他就已经不再是野蛮人，不再是动物了。但是，只有当一个民族通过其优秀人物的创造力，能够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上有充分而独特的表现时，它才能宣称它完全有权在历史上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才能拥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和声音，——它才能与承认它的其他民族友好交往。无怪乎希腊被称为荷马的故乡，德国被称为歌德的故乡，英国被称为莎士比亚的故乡。我不想否认民族生活的其他表现（例如宗教、国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刚才指出的那一特点，却是由民族的艺术、诗歌赋予该民族的。这丝毫不足为怪：一个民族的艺术是它的活的、有个性的灵魂，是它的思想和最高意义上的语言；艺术获得充分表现后，就会比科学更容易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因为艺术是个有声的、人性的、能思维的灵魂，并且是永生的灵魂，因为它能够比它的躯体、比它的民族活得更长久。希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它把灵魂留给了我们！宗教的种种形态，以及随后的科学的形态，也能够比产生它们的民族存在得更长久，但这是由于它们中有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而诗歌、艺术则是由于其中有带个性的、活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普希金是我国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是民族本质的充分表现者，他身上融合着这一本质的两个基本因素：感受性因素和首创性因素，我还要冒昧地补充一句：女性因素和男性因素。我们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较晚进入欧洲大家庭的圈子，因此这两个因素有其特殊的色彩；我们的感受性是双重的：既表现在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上，也表现在对其他西欧民族的生活及其全部物质财富的感受上，但物质财富这果实有时对于我们却是苦涩的。而我们的首创性也有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的、忽起忽落的，有时却是天才的力量：它既须同外来的复杂情况又须同自身的矛盾作斗争。诸位先生，比如彼得大帝，他的天性似乎与普希金本人的天性相近。无怪乎普希金对他抱有一种爱戴与景仰的特殊感情！我刚才所说的双重感受性突出地反映在我们这位诗人的一生中：他先是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后来又在皇村学校接受外国教育，受到当时浸透了外来原则的社会的影响；接着是伏尔泰、拜伦和一八一二年伟大的人民战争；再以后就是远走俄国内地，深入人民生活，接触人民的语言，听那位著名的老保姆讲民间故事……至于首创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早被唤醒了，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探索的、模糊不清的性质，变成自由的创作。巴秋什科夫在读了他的哀诗“一层层飞跑的云，变得稀薄了”之后，惊呼：“这家伙！他竟会这样落笔！”——当时他还不到十八岁。巴秋什科夫说得对：俄国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写过。也许，巴秋什科夫在惊呼“这家伙”之后，已经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的某些诗句和短语将被称为普希金体，虽然它们早在普希金体以前就出现了。有句法国俗话说得好：“Le gé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ù il le trouve”。普希金独立不羁的天才很快（如果不把为数不多和无关紧要的特例算在内的话）就从模仿欧洲的榜样和假冒民间风格的诱惑中解放了出来。假冒民间风格，以及一般地假冒民间性——就像屈从于外国权威一样，是不适宜的和没有好结果的：能够最好地证明这点的，一方面是普希金的童话，另一方面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大家知道，这都是他最差的作品。模仿他国权威是不适宜的，对此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但是也可能有某些人提出反对：一个诗人如果不在自己的作品里经常想到本国人民，并以他们为目标，那他永远也成不了人民诗人：人民，老百姓，就不会读他的诗。但是诸位先生，又有哪位伟大诗人是被我们称之为老百姓的人阅读的呢？德国老百姓不读歌德，法国老百姓不读莫里哀，连英国老百姓也不读莎士比亚。读他们的作品的是他们的民族。任何艺术都把生活上升为理想：那些站在普通日常生活基础上的人，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以下。这是一个需要攀登的高峰。不过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仍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诗人，即民族诗人。我冒昧地打个比喻：例如贝多芬或莫扎特无疑是德意志的民族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主要是德意志音乐；然而在他们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不仅找不到借用老百姓音乐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与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因为这种民间的、还处于自发状态的音乐已经化为他们的血肉，使他们充满活力，而且像他们的艺术理论似的淹没在他们之中，就如同，比方说，语法规则消失在作家的活的创作中一样。在某些离日常生活的基础更遥远、更加封闭的艺术领域，“民间”这一名称本身更是不可思议。有民族画家如拉斐尔、伦勃朗；民间画家则是没有的。我要顺便指出，在艺术、诗歌和文学中，只有弱小民族，还没有成熟或者尚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状态下的民族才会提出民间性这一口号。它们的诗歌应当为另一些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服务——为维护它们的生存服务。谢谢上帝，俄罗斯并不处在这样的境地；它不弱小，也不为其他民族所奴役。它无须为自己的生存担心，也无须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甚至喜欢那些向它指出缺点的人。
我再回过头来谈普希金。有一个问题：他能否像莎士比亚、歌德等一样被称为民族诗人呢？对此我姑且不作结论。但是毫无疑问，他创造了我们的诗歌语言、我们的文学语言，因而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开辟的道路前进就行了。从我上面说过的话里，你们已经可以确信，我没法同意某些当然是认真负责的人士的意见，他们硬说，真正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根本不存在，只有俄国的老百姓才能把这种语言连同其他救国救民的制度一起给予我们。相反，我们却在普希金创造的语言里发现了生命力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在这种优美的语言里，俄罗斯的创造精神与俄罗斯的感受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普希金本人则是一位优秀的俄罗斯艺术家。
正是俄罗斯的！他的诗歌的本质与全部属性都符合我国人民的属性和本质。更不必说他的语言的阳刚之美、铿锵有力和明快清晰——这是一种坦率的真话，没有虚假和藻饰，简单朴素，感情诚挚正直，——在普希金的作品里，俄罗斯好人的所有这些好的特点不仅使我们（他的同胞们），而且也使那些能了解他的外国人感到吃惊。这类外国人的评论很宝贵：因为它并不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是普希金的崇拜者，他几乎是在维克多·雨果本人在场的情况下，毫不踌躇地称普希金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有一回他对我说：“你们的诗歌寻求的首先是真，美是在后来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国的诗人则与之相反，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效果、风趣、华丽，如果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可能不致损害真实的话，说不定他们也会加上这点作浇头”……他又加了一句：“普希金的诗好像是奇迹般从最冷静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发育繁荣起来的。”也是这个梅里美，还经常用一句著名的格言“Proprie communia dicere”来形容普希金，认为这种能够别出心裁地说出人人都知道的东西的本事，乃是诗的本质——理想与现实相调和的诗的本质。他还将普希金与古希腊诗人相比，指出他们无论描写形象还是描写事物，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是浑然一体，不作任何解释和道德结论。记得有一次他读《毒树》，在读完最后四行诗时说道：“任何当代诗人写到这里都忍不住要作些评论。”梅里美也赞赏普希金能够in medias res立刻“抓住要害”（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并举出普希金的《唐璜》作为这项技巧的典范。
是的，普希金是一位中心艺术家，他贴近俄国生活的最中心。他的这一特点，应当说是由于他能够匠心独具地借用他国的形式，连外国人也承认我们有这种强大的力量，虽然他们不无轻蔑地称之为“同化”能力。这一特点使他有可能创造出《吝啬骑士》的独白，这独白恐怕连莎士比亚也会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普希金的诗人气质中，这种激情与平静的独特交织，或者说得准确些，他的才能的这一客观性（他个人的主体性仅仅表现为内心的热与火），也同样是惊人的。
这一切都言之有理……但是我们能不能有充分根据地把普希金称为具有全世界意义的民族诗人（这两种说法常常是一致的），就像我们称呼莎士比亚、歌德和荷马那样呢？
普希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到。不要忘了，他一个人必须完成两样工作，而在其他国家，这两样工作常常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更多，那就是确定语言和创立文学。此外，他还受到残酷的命运的重压，这命运固执地、几乎是幸灾乐祸地迫害着我国的优秀人物，当它从我们手里夺走他的时候，他还未满三十七岁。他在临死前几个月的一封信里说道：“我的心灵开阔了：我感到我能够创作。”读到他这句话，叫人不由得深深地悲伤，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无名火。我能够创作！就在这时候，断送他正当鼎盛期的创作的那颗愚蠢的子弹，已经在铸造了！也许，预定用来杀死另一位诗人的另一颗子弹，当时也已经在铸造了，——他是普希金的继承者，导师被害激发他写出一首著名的愤怒的诗，从此登上了文坛……但是我不想多谈这些悲剧性的偶然事件，正因为出于偶然，才更具悲剧性。让我们从这片黑暗回到光明，回过头来谈谈普希金的诗吧。
这里不是论列他的具体作品的地方，也不是论列的时候：别人会比我做得更好。我只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给我们留下许多范例和典型（天赋才能的又一个无可怀疑的特征！）——后来我国文学中发生的那些事物的典型。不妨回想一下《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小酒店的场景、《戈罗欣诺村的编年史》等等。像皮缅和《上尉的女儿》的主要人物等形象，不是证明在普希金的脑海里，过去种种也像现在以及他预先意识到的将来那样栩栩如生吗？
然而普希金也未能避免作为创始者的诗人艺术家们的共同命运。他曾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冷遇，后来的几代人更加远远地离开了他，他们不再需要他，不再接受他的教导，直到不久前才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又回过头来读他的诗了。普希金自己也曾预感到读者的这种冷遇。大家知道，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他的创作的最佳时期，他已经几乎不再同读者谈心，宁愿让《铜骑士》这类作品留在书包里。有些读者习惯于把他看作一个歌喉优美的诗人、一只夜莺，他不能不对他们感到某种程度的轻蔑……然而我们又怎能责怪他呢？你想，连巴拉滕斯基这样敏锐的聪明人，当他负责与别人一起整理普希金的遗稿时，在他写给一个也很聪明的朋友的信中，竟会毫不怀疑地惊呼：“你能想象得出所有这些长诗里最使我惊讶的是什么吗？思想的丰富！普希金是一位思想家！怎么能料到呢？”这一切普希金都预感到了。证据就是他著名的十四行诗（《致诗人》，1830年7月1日）。请允许我向诸位念念这首诗，虽然你们每个人肯定都很熟悉它……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用这些金子般的诗句，来装点一下我这篇内容贫乏而又索然寡味的演说：
诗人啊！切莫看重世人对你的喜爱！
狂热赞美的短暂喧闹即将过去，
你将听到笨伯的指责和世人的冷笑，
然而你仍应保持坚定、沉着和镇静。
你就是主宰：独自活下去，
你要走自由的心灵指引你走的自由之路，
你要对珍爱的思想结出的果实精益求精，
不要为崇高的业绩而要求嘉奖。
嘉奖在你自己心中。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最高法官；
你会比谁都更严格地对自己的劳作进行评判。
你对它满意吗，一丝不苟的艺术家？
满意？让世人去责骂它好了，
让他们去唾弃点着你的圣火的神坛吧，
让他们像顽童般摇晃你的三脚供桌吧。
然而普希金在这里说的并不完全正确，——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问题不在“笨伯的指责”，也不在“世人的冷笑”；受冷遇的原因还要深刻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只要提醒诸位一下就行了。这原因在于世道变了，在于社会的历史发展，在于从文学时代进入政治时代的新生活所由萌发的环境。产生了出人意料和尽管出人意料却是合情合理的愿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抗拒的需求，出现了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当时人们顾不上诗，顾不上艺术。只有一些文学迷才会同样赞赏《死魂灵》和《铜骑士》或《埃及之夜》，新生活的浑浊但却汹涌澎湃的波涛冲过他们身旁奔腾而去。普希金的世界观显得褊狭，他对我国的有时是官方的荣誉的热烈赞颂显得陈腐，他那正统的分寸感与和谐感也变得冷冰冰的落后于时代了。人们从白色大理石的神殿里（诗人是这神殿的祭司，不错，那里点着火，但在祭坛上点燃的……只是神香）出来，走到热闹的集市，可那里需要的只是扫帚……而且扫帚也找到了。用普希金的说法，诗人就是回声，诗人就是中心，他自己向往着自己，像平静的生活一样是肯定的，——他被作为喉舌，作为离心的、向往着别人的、像变动的生活一样是否定的诗人所代替了。普希金的最主要和最早的阐释者别林斯基，被不大重视诗歌的其他评论家所代替。我方才提到别林斯基的名字，——虽然不管称赞谁，今天都不应该与称赞普希金并列，但是，当你们知道命运正好让他于五月二十六日去世，而这一天恰好是普希金的生日，而别林斯基又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天才的最高表现，你们想必会允许我说几句赞许的话来纪念这位杰出的人物吧！——现在再回过头来进一步谈谈我的想法。莱蒙托夫的声音很快绝响以后，果戈理成了人们思想的主宰，“复仇与悲伤”的诗人发出了呼声，其他的诗人也追随着他，带领日益壮大的后辈前进。依靠普希金的创作取得公民权的艺术及其无可置疑的存在，以及由他创造的语言，——都开始为社会制度十分必需的其他原则服务了。许多人曾经认为并且至今还认为这个变化纯然是一种衰败；但是我要冒昧地指出，衰败、崩溃的只是一些死的无机物。活的东西则在发生有机的变化——成长。俄国正在成长，而不是在衰败。这样的发展，如同任何成长一样，不可避免地总会伴随一些疾病、恼人的危机和最严重的、乍一看无法解决的矛盾，——看来，这已无须证明；教会我们懂得这一点的不仅是全国的历史，甚至还有每个个别人的历史。科学本身也告诉我们疾病是难免的。只有过时的或近视的人才会对此惊慌不安，为失去从前那种毕竟相对平静的状态而痛哭，竭力想恢复它，同时要别人也去恢复，即便是使用强制手段。在人民生活中那些被称为过渡期的时代，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自己祖国的真正公民，应当不管艰难困苦和常见的道路泥泞，勇往直前，但在前进中一刻也不能忽视整个社会生活赖以建立的基本理想，因为他是这个社会的积极的成员。十年和十五年以前，把我们大家吸引到这里来的这次庆祝会，也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行动和表示社会对诗人的感谢而受到欢迎；但是也许就不会有我们大家（不分身份、职务和年龄）现在深深体验到的这种同心同德之感。我已经指出青年人又回过头来阅读和研究普希金这一可喜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眼前已连续走过好几代人，对于他们，普希金的名字只不过是许多注定要被遗忘的名字中的一个。然而，我并不想苛责这几代人：我曾简略地描述为什么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为诗歌热的回归而高兴。我们所以高兴，主要是因为我国青年的回到诗歌上来，并不是像悔过者那样，由于希望落空而懊丧，又为自己屡犯错误感到心力交瘁，从而想在过去被他们摒弃的东西中寻求寄托和安慰。我们宁愿把这回归看作至少是某种满足的征兆，或者看作一种证据，证明众多的目标中（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牺牲一切于事无补的东西，把整个生活纳入一个轨道，——这样做，不仅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类目标中至少有一些被认为已经达到，将来还要达到另一些目标，——现在已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以普希金为主要代表的诗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合理表现中占据自己的合理地位了。有过一个时期，美文学几乎是这生活的惟一表现，随后又来了个美文学完全退出舞台的时代……原先的领域过于广阔，接着又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诗歌能找到自己的天然疆界，才会永远确定下来。在老而不朽的导师（我对此坚信不疑）的影响下，艺术规律、艺术手法将重新发挥它的威力，——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尚不为人知晓的精英，他将超过自己的导师，完全配称为具有全世界意义的民族诗人，这一称号我还没有下决心献给普希金，虽然我也不敢从他那里把它夺走。
无论如何，普希金对俄国的功绩是伟大的，理应得到人民的感戴。他对我们的语言进行了彻底的加工。现在俄语就其丰富、有力、逻辑性以及形式的美而言，甚至被外国语文学家公认为几乎是继古希腊语之后首屈一指的语言；他用典型的形象、不朽的声音对俄国生活的各种潮流作出了反应。他终于第一个用强有力的手把诗歌的旗帜深深插在俄国的土地上；如果说在他死后掀起的鏖战的烟尘使这面光辉的旗帜暂时黯淡了的话，那么现在，当这烟尘开始消散，由他树立的战无不胜的大纛又在高处熠熠闪耀了。但愿建立在古都心脏的这座卓越的铜像能像他本人一样光芒万丈，并向子孙后代宣告我们有权被称为伟大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中除了其他的伟人以外，还诞生了这样一个人物，人们谈到莎士比亚时说过：任何一个新学会识字的人，都必将成为他的新读者，——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满怀爱心，在普希金的塑像前停下脚步，懂得这爱心的意义，并以此证明，他也像普希金一样，成了一个更具俄罗斯气派、更有教养、更自由的人！诸位先生，但愿这最后一个词不会使你们感到惊讶！诗歌具有一种促进自由的精神力量，因为它能使人变得高尚起来。我们同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在不读我们这位诗人作品的我国平民子弟，也会懂得普希金这一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将自觉地重复我不久前听人不自觉地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这是一位导师的纪念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