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这种事是理所当然的：小说里发生的一切，都必须是仿真的。在二十世纪，这个命令失去了强制力；从卡夫卡以降，直到卡彭铁尔或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家们对于反仿真的诗意的感受越来越强。马拉帕尔泰（他既不是卡夫卡的仰慕者，也不知道卡彭铁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受到同样的诱惑。
再一次，我想起这个场景，夜色刚刚变黑，马拉帕尔泰骑马经过两排树下，他听到头上有说话的声音，随着月亮慢慢升起，他终于明白，那是一些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真的吗？还是幻觉？不论是幻是真，都令人难忘。我想到卡彭铁尔，一九二〇年代，在巴黎，他曾经和超现实主义者共享他们对于充满谵妄的想象力的热情，他参与他们对于“神奇事物”的征战，但是二十年后，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的心底却产生了怀疑。从前令他着迷的东西，如今看来却像“诗的老套陈规”，像“魔术师的戏法”；他背离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并不是为了回到旧的写实主义，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更真实、扎根于现实的“神奇事物”，那是拉丁美洲的现实，在那里，一切事物的气味都不像真的。我想象马拉帕尔泰也经历了一些相同的事，他也喜爱过超现实主义者（在他创办于一九三七年的期刊里，他刊登了他翻译的艾吕雅和阿拉贡），这并没有引导他跟随他们的脚步，但是或许让他对于变得疯狂的现实的幽暗之美更为敏感，这样的现实里充满了“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的奇特相遇。
而且，《皮》也是以一个这样的相遇作为开场：“瘟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于那不勒斯爆发，同一天，联军以解放者之姿进入这个不幸的城市。”到了这本书的后头，第九章《火之雨》，一个同样超现实的相遇以一种宛若平常的谵妄方式出现：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德军轰炸那不勒斯，一个年轻姑娘死了，尸体躺在一座城堡里的桌子上，同一时间，维苏威火山发出骇人的轰隆声，开始喷出熔岩，“自从赫库兰尼姆城和庞贝城被火山灰活埋之后，从未见过”。火山爆发让人类和大自然的疯狂都发动起来，成群的小鸟飞进神龛里，躲在那些小圣徒雕像的四周，女人们冲破妓院大门，拉扯那些衣不蔽体的妓女的头发，路上遍地死尸，尸体的脸上封着厚厚的一层白灰，“像是一颗蛋代替了他们的头”，而大自然的肆虐并未稍歇……
在这本书的另一个段落，这种不像真实的事荒诞甚于恐怖：那不勒斯附近的海域布满水雷，完全无法捕鱼。美国将军们如果要办筵席，得到大水族馆里去找鱼。可是等到科克将军想宴请从美国派来的重要人物弗莱特夫人的时候，这个货源已经耗尽了，那不勒斯水族馆里只剩下唯一的一条鱼——美人鱼。“那是这类人鱼的一个非常罕见的标本，它们近乎人类的外形，就是美人鱼这个古老传说的源头”。美人鱼被端上桌的时候，众人一片惊愕。“我希望您不会逼我吃这……这……这个可怜的女孩吧！”弗莱特夫人惊呼。科克将军很尴尬，教人把“这可怕的东西”撤掉，可是随军牧师布朗上校还不满意，他让服务生把鱼放进一具银棺材里，他陪他们用担架把银棺材抬走，为美人鱼做了一场基督教的葬礼。
一九四一年，乌克兰，一个犹太人被坦克车碾死。他变成“一张人皮地毯”，几个犹太人动手把沾在上头的尘土弄掉，后来，“其中一个用铲子的尖端从头旁边把人皮叉起，然后带着这面旗帜上路”。这个场景的描述出现在第十章（而且标题就是《旗帜》），发生在罗马朱庇特神殿附近的变奏随即出现。一个男人对着美军的坦克车开心地大喊着，他脚一滑，跌到地上，一辆坦克车压过他身上，人们把他放在床上，他只剩下“被切成人形的一张皮”，“这是唯一够资格飘在朱庇特神殿塔楼上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