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蛋》的手稿是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写成的（大部分在一个农夫的家里，在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于一九四四年出版，那时大战甚至还没结束，意大利才刚刚重获自由。《皮》则是在此之后随即动笔，写于战后的最初几年，出版于一九四九年。这两本书有相似之处：马拉帕尔泰在《完蛋》里发现的形式也成为《皮》的基础；然而，两者的亲属关系越是不证自明，它们的差异性就越大：
《完蛋》的舞台上经常出现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这造成一种模糊暧昧的感觉：如何理解这些段落？当作一个以见证之诚实精确而自豪的记者所写的报告？还是当作一个想以诗人的自由将自己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观点带进来的作者的狂想？
在《皮》里，模糊暧昧消失了：在这里，历史人物无栖身之地。这里也有大型的社交宴会，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贵族在这里遇到美国军官，但是这些人物的名字是真的还是想象的，这次一点也不重要。在整本书里都陪着马拉帕尔泰的美军上校杰克·汉密尔顿是否真有其人？倘若真有其人，他的名字真是杰克·汉密尔顿吗？他说的话是马拉帕尔泰借他之口说出来的？这些问题一点意思也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离开属于记者或回忆录作者的国度了。
另一个大改变：写《完蛋》的人是一个“介入作家”，也就是说，他很确定自己知道恶在何处，善在何处。他始终厌恶德国的侵略者，一如他十八岁时厌恶那些手上拿着火焰喷射器的德军。他看过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他如何能中立？（说到犹太人，除了他，还有谁写过如此撼动人心的文字，见证那些每天在被占领的国家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且在一九四四年，那时关于这些事的谈论还不多，人们甚至对此还一无所知！）
在《皮》里，战争还没结束，但是结局已确定。炸弹依然掉落，但是这次掉落在另一个欧洲。昨天，人们不会问谁是刽子手，谁是被害者。现在，善与恶一下子蒙起了脸，人们对于新世界还认识不清，感到陌生，感到迷惑。说故事的人只确信一件事：他确定自己什么都不确定。他的无知变成智慧。在《完蛋》里，跟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的同路人在沙龙对话时，马拉帕尔泰时时以冷言嘲讽遮掩着自己的想法，然而对读者来说，这些想法却更加清楚。在《皮》里，他既无冷言冷语，也没有清楚的讲法。他说的话依然嘲讽，可这种嘲讽是绝望的，而且经常是激昂的；他夸大，他自相矛盾；他用自己的话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说话的是一个痛苦的人。不是一个介入作家。是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