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萨特之前二十年，马拉帕尔泰就已经是“介入作家”了。不过我们该说，他是预先出现的典型；因为当时人们不用萨特这个著名的说法，而马拉帕尔泰也还没写出任何东西。十五岁的时候，他是共和党（左派政党）地方青年党部的书记；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离开自己的家，越过法国边界，加入志愿军团对德国人作战。
我不想过度强调这是个青少年的决定，无论如何，马拉帕尔泰的行为是卓然不凡的。而且是真诚的，我得这么说，他的行为远比媒体宣传的闹剧来得高尚，今日，一切政治性的作为都注定有媒体闹剧相随。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一场凶险的战役里，他遭到德军火焰喷射器的攻击，受了重伤。他的肺部永久损坏，他的灵魂受了创伤。
可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年轻的学生兵是介入作家预先出现的典型呢？因为后来，他说了一件往事：年轻的意大利志愿军很快就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仰望的对象是加里波第，一派仰望的是彼特拉克（这些人在上前线之前先在法国南部的某个地方集结，彼特拉克也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然而，在这场青少年的争执里，马拉帕尔泰站在彼特拉克的旗帜下，对抗加里波第的信徒。他的介入，打从一开始就不像工会干部、政治活跃分子，而是像雪莱，像雨果，或是马尔罗。
战后，这个年轻人（非常年轻）加入了墨索里尼的政党。他始终无法忘怀大屠杀的过往，他在法西斯里头看到了革命的承诺，他们将扫荡他所知并且厌恶的世界。他当了记者，他知道政治生活里发生的一切，他热中于社交生活，他知道如何引人注目，如何诱惑人，可他更爱艺术和诗歌。他始终喜爱彼特拉克胜过加里波第，而他钟爱甚于一切的那些人，都是艺术家和作家。
因为彼特拉克在他心中比加里波第更重要，他的政治介入因而是个人的、荒诞的、独立的、没有纪律的，因此他不久之后就和当权者起了冲突（在同一年代的苏联，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有相当类似的处境），他甚至因为“反法西斯的活动”而被逮捕，他被逐出法西斯党，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判处长期居家软禁。后来他获释，重回记者岗位，一九四〇年被动员，他从苏联前线传回的文章未久即被判决（理所当然地）反德也反法西斯，于是他又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