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家，伟大的作家，以精神的力量令我们赞叹，但他们却像被某种诅咒附了身。关于他们要说的一切，他们并没有找到一种和他们这个人紧密相连、牢不可分、如同他们想法的原创形式。譬如，我想到的是马拉帕尔泰时代的法国大作家，我年少时无一不爱；萨特，或许是当中最喜爱的。奇怪的是，正是萨特，他的文学评论（他的那些“宣言”）令我惊讶，因为他对于小说这个概念充满怀疑。他不喜欢说“小说”、“小说家”，这个词可以是某种形式的第一条线索，他却不愿说出这个字眼。他只说“散文”、“散文作家”，偶尔说“散文家”。他的解释是，他在诗里看到某种“美学的自主性”，而散文里没有。“散文的本质是实用的。〔……〕作家是一个说话的人：他表明、论证、命令、拒绝、质疑、恳求、辱骂、说服、影射。”这么一来，形式还有什么重要的？他的回答是：“……重要的是我们想写什么，是蝴蝶或是犹太人的处境。如果我们知道了，剩下的就是决定如何去写。”尽管萨特的每一部小说都很有分量，但它们的特色确实是形式上的兼容并蓄。
当我听到托尔斯泰的名字，我立刻想到他的两部伟大的小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我说到萨特、加缪、马尔罗，他们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们的传记，他们的论战和斗争，他们采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