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一年或两年，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曾遇到一对约莫比我大五岁的犹太夫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先后在特雷辛和另一个集中营里度过。面对他们的命运我不知所措，我感到惶惶不安。我的不安惹恼了他们，他们说：“停，停，别再这样了！”语气坚决。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里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有，那里有泪水也有玩笑，有恐怖也有温柔。为了对于自己生命的爱，他们抵抗着，不愿被变成传奇，变成不幸的雕像，变成黑色纳粹之书的档案。后来我再也没见到他们，可是我没忘记他们试着让我理解的事。
特雷辛是捷克文，德文是特雷辛施塔特（Terezinstadt）。一个变成犹太区的城市，纳粹拿来当作样板，他们以相对文明的方式让被拘禁的犹太人在这里生活，这样才有东西可以给国际红十字会那些愣头愣脑的家伙看。这里聚集的是一些中欧的犹太人，特别是奥地利-捷克这一块的。当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作曲家、作家，他们是曾经受到弗洛伊德、马勒、雅纳切克、勋伯格的维也纳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光芒照拂的伟大世代。
他们并没有抱着幻想，他们知道自己活在死神的候见室，他们的文化生活被纳粹的宣传吹嘘着，作为不在场的证明。难道，他们就该因此拒绝这种岌岌可危、被恶意操弄的自由吗？他们的回答非常清楚。他们的创作、展览、音乐会，他们的爱，他们生活的种种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胜过他们的狱卒演出的死亡喜剧。这就是他们的赌注。今日，他们的心智与艺术活动让我们哑口无言，我想到的不仅是他们成功地在那里创造出来的作品（我想到那些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学生帕维尔·哈斯，他在我儿时曾教我作曲！我想到汉斯·克拉萨！吉迪恩·克莱恩！我想到安切尔，他在战后成为欧洲最伟大的乐团指挥之一！），我想到的或许更是这对于文化的饥渴，在如此骇人的条件下，依然占据着整个特雷辛社群的心。
对他们来说，艺术是什么？是将感觉与思想的每一方面完全展开的方法，好让生命不致缩减为恐惧的单一维度。对那些被拘禁在那里的艺术家来说呢？在他们眼里，个人的命运和现代艺术的命运是混在一起的，所谓“退化”的艺术，是被追捕、被嘲笑、被判处死刑的艺术。我看着当时在特雷辛举办的一场音乐会的海报，曲目上写着：马勒、策姆林斯基、勋伯格、哈巴。在刽子手的监视下，死刑犯们演奏着被判刑的音乐。
我想到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记忆、记忆的责任、记忆的工作，是这段时间的旗帜性字眼。人们认为追剿过去的政治罪行是一种光荣的行为，要一直追到阴影里，追到最后的污点里。然而，这种极其特别的、具有控诉性及目的性、急于处罚人的记忆，和特雷辛的犹太人如此热情怀抱的记忆毫无共通之处，他们才不在乎对他们施刑的人是否不朽，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将马勒和勋伯格留在记忆里。
有一次在辩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问一个朋友：“……你听过《华沙的幸存者》吗？”“幸存者？哪一个？”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华沙的幸存者》是勋伯格的清唱剧，是以音乐题献给犹太大屠杀最伟大的纪念碑。二十世纪犹太人悲剧的一切存在本质都活生生地保存在这个作品里，在它可怕的庄严之中，在它可怕的美丽之中。人们争吵着，不让大家忘记杀人者。而勋伯格，大家都忘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