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代初，苏联占领时期，我和妻子都被逐出工作岗位，身体状况都不好。有一天，我们俩去了布拉格郊区的一家医院看一位名医，他是所有反对派的好朋友，一位犹太老哲人，大家都叫他斯玛赫尔老师。我们在那儿遇到了E，他是记者，他也是不管做什么都被人赶出来，身体状况不佳。我们四个人在那儿聊了很久，沉浸在相互同情的快乐气氛里。
回去的时候，E开车载我们，他谈起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他是捷克当时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无远弗届，他醉心于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里头满是最平凡无奇的人），大家都读他的作品，都很喜欢他（整个捷克电影的年轻世代都奉他如主保圣人）。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个“凡事皆政治”的体制下，他的非政治化并非天真无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识形态横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长的时间，他受到相对的冷落（对于所有官方推动的事务来说，他完全派不上用场），但也因为同样的非政治化（他也从未投入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在苏联占领期间，没有人找他麻烦，所以他可以或多或少出版几本书。
E愤怒地咒骂他：他怎么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时候，还让别人出版他的书？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替政府背书？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说？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赫拉巴尔是个通敌分子。
我也以同样的愤怒响应：赫拉巴尔作品的精神、幽默、想象，都和统治者的心态背道而驰（他们想把我们窒死在精神病人的束缚衣里），说他通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读得到赫拉巴尔的世界和听不到他的声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只要有一本赫拉巴尔的书，对于人们，对于人们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过我们抗议的行动和声明！车子里的讨论很快就变成了充满恨意的争吵。
许久之后想起这件事，这恨意让我惊讶（那真的是恨，而且完全是互相的恨），我心想：我们在医生那儿的投缘是一时的，缘自特殊的历史情境将我们都变成被迫害者。相反地，我们的分歧是根本的，是独立于情境之外的，这种分歧存在于两种人之间——认为政治斗争高于具体生命、艺术、思想的人和认为政治的意义在于为具体生命、艺术、思想服务的人。这两种态度或许都合情合理，但是谁也没办法跟对方和解。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到巴黎待了两个星期，于是我有机会和阿拉贡在他位于瓦雷纳街的公寓长聊了两三回。不对，我其实没跟他说什么，我都在听他说。由于我从来不写日记，记忆因而是模糊的，他说的话，我只记得两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他经常对我提起安德烈·布勒东晚年和他越来越亲近；他也和我谈起小说的艺术。在他为《玩笑》所写的序言里（在我们相遇的一个月前写的），他也为小说的重要性做了一番颂赞：“小说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面包。”在我数度造访他的时候，他鼓励我永远捍卫“这门艺术”（这门被“贬低”的艺术，他在序言里是这么写的，我后来也在《小说的艺术》里的一个章节，把这个说法用在标题上）。
我们的相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和超现实主义者决裂的最深层理由并非政治（他对共产党的顺从），而是美学（他对小说，对这门被超现实主义者“贬低”的艺术的忠诚），我似乎也瞥见他生命的双重悲剧：他对小说艺术的热情（小说或许才是他才华的主要领土）和他对布勒东的友谊（现在，我明白了，在清算的年代，最痛苦的伤口是绝交的伤口，而且，没有比为了政治而牺牲友谊更愚蠢的事了。我很自豪从未做过这种事。我欣赏密特朗维系老友情谊的忠诚。他晚年为了这份忠诚遭受如此激烈的攻击。这份忠诚正是密特朗的高贵之处）。
约莫在我和阿拉贡相遇的七年之后，我认识了艾梅·塞泽尔。我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就读到了他的诗句，那是捷克文的翻译，刊登在一本前卫期刊上（我读到米沃什的同一本期刊）。我们见面的地方在巴黎，在画家林飞龙的画室。年轻、迷人、活力旺盛的艾梅·塞泽尔拿出一堆问题向我猛攻，劈头第一个问题就是：“昆德拉，您认识奈兹瓦尔吗？”“当然认识。可是，您怎么会……认识他？”不，他不认识奈兹瓦尔，可是安德烈·布勒东经常提起他。在我既有的印象里，布勒东以强硬著称，他只有可能谈到奈兹瓦尔的坏处（他在几年前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决裂，因为他宁愿顺从党意——差不多跟阿拉贡一样）。然而，塞泽尔却再次告诉我，一九四〇年布勒东旅居马提尼克期间，对他谈起奈兹瓦尔的语气里满怀着爱。此事令我感动。因为奈兹瓦尔也一样，我记得很清楚，他谈起布勒东的时候也是满怀着爱。
有一种人际关系，捷克文称之为“soudruzstvi”（soudruh：同志），意思就是“同志情谊”，也就是让共同进行政治斗争的人们得以彼此联结的好感。当他们为某一件事共同献身的精神消失之后，彼此有好感的理由也就消失了。可是友谊如果从属于某种高于友谊的利益，这种友谊根本与友谊无关。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学会让友谊屈从于所谓的信念，甚至因为道德上的正确性而感到自豪。事实上，必须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们所捍卫的主张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假设，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过渡性的，只有非常狭隘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某种确信之事或真理。对某个朋友的忠诚和对某种信念的幼稚忠诚相反，前者是一种美德，或许是唯一的、最后的美德。
我看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走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旁边的照片。一个是以参加对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另一个则是因为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对初生的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照片拍摄的日期是在战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背影，他们头上都戴着帽子，一个高，一个矮，走在大自然里。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