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卡洛斯：
这是你的一次生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周年纪念日。七十年前你诞生了，而我第一次遇见你则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了，在布拉格。你来到布拉格，就在苏联入侵之后几个月，和胡利奥·科塔萨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来表达你对我们这些捷克作家的忧虑。几年之后，我到法国定居，你当时是墨西哥的驻法大使。我们经常碰面聊天。谈一点政治，谈很多小说。尤其是后者，我们彼此的看法非常接近。
那时我们谈到你巨大的拉丁美洲和我小小的中欧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亲近性，分踞世界两端的两个地方却同样带着巴罗克历史记忆的印记，这让小说家对于幻想、魔法、梦境的想象所散发的魅力极其敏感。还有另一个共同点：这两个地方都在二十世纪小说——现代小说，也可以说，后普鲁斯特的小说——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重要角色：先是在一九一〇、二〇、三〇年代，我们欧洲这边伟大的小说家众星云集：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我们都很惊讶，我们两个都对布洛赫有同样的崇敬，而且我觉得，应该更甚于这位小说家的同胞对他的喜爱；但是又不同，因为对我们来说，布洛赫为小说打开了一些新的美学的可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他首先是《梦游者》的作者），接着在一九五〇、六〇、七〇年代，则是另一群闪耀的明星，在你那边，他们继续改造小说的美学：胡安·鲁尔福、卡彭铁尔、萨瓦托，然后是你和你的朋友们……
我们决心怀抱两种忠诚——忠于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革命，忠于小说。两种完全无法汇聚的忠诚。因为前卫艺术（意识形态化的现代艺术）始终将小说流放于现代主义的门外，视之为过气的东西，因袭常规至无可救药的地步。后来，就算在五〇、六〇年代，发展迟缓的前卫艺术家想要创造、主张他们的小说现代主义，他们所走的路也是纯粹否定性的道路：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小说，如果可能的话，也没有标点，小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乐于被称为反小说（anti-roman）。
奇怪的是：创造现代诗的那些人没有主张要做反诗歌（anti-poésie）。相反地，自波德莱尔以降，诗的现代主义向往的是要彻底接近诗的本质，接近诗最深层的特质。在这样的意义下，我想象的现代小说并非反小说，而是原小说（archi-roman）。原小说：第一，它专注于只有小说能说的事；第二，它让小说的艺术在小说四个世纪的历史里所累积但却被忽略、遗忘的一切可能性获得重生。我读你的《我们的土地》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读的是一部原小说。证据是这部小说曾经存在，这部小说可以继续存在。小说伟大的现代性。它令人着迷而且困难的创新之处。
我拥抱你，卡洛斯！
米兰
我在一九九八年为《洛杉矶时报》写了这封信。今天，我可以加上什么？就是这几句关于布洛赫的文字了：
在他的命运里，那个时代的欧洲刻画着悲剧。一九二九年，他四十三岁那年，开始写三部曲小说《梦游者》，完成于一九三二年。他生命日正当中的四年！他满怀自豪的心情，十足地自信，当时他把《梦游者》的诗意视为“一个完全原创的现象”（一九三一年的信），将会开启“文学演进过程里的一个新时期”（一九三〇年的信）。他想得没有错。可是《梦游者》才刚完成，他就看到在欧洲“虚无的长征开始了”（一九三四年的信），“在这恐怖的时代，文学百无一用”（一九三六年的信）的感觉开始占据他的心绪；他被捕入狱，之后被迫移居美国（从此他不曾再看见欧洲），而正是在这黑色的年代，他写了《维吉尔之死》，灵感来自维吉尔决心摧毁他的《埃涅阿斯纪》的传说——这是以小说形式书写，以小说艺术为对象的一场庄严的告别，同时，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私人的死亡准备动作”（一九四六年的信）。事实上，除了几篇旧作的改写（还是很棒）之外，他放弃了文学这个“成功与虚荣的事业……”（一九五〇年的信），退缩在学者的研究室里，直到过世（一九五一年）。学界人士和哲学家们（包括汉娜·阿伦特）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美学上的弃绝背后极其独特的心理，因而关心的多是他的态度、他的想法，而非他的艺术。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因为会让他流传后世的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他的小说，尤其是《梦游者》和这部小说“完全原创”的诗意，在其中，布洛赫理解小说现代性的方式是以伟大的综合手法将一切形式的可能性拿来做实验，这种综合的手法是前无古人的。一九九九年，《法兰克福汇报》做了一整年关于全世界各地作家的调查报告；每个星期都有一位作家说出他心目中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并且说明选择此书的理由）。富恩特斯选了《梦游者》。